今天（2022年6月19日）父亲节，追忆我的老父亲生前一幕幕犹如在昨天，给后代的孩子们留下点老人生前的生活点滴，让他们时刻不忘爷爷、奶奶等老一辈人的恩情与付出！也是我们中国人世代传统的美德。
我的爸爸宋玉积,别名宋善卿。1916年7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武邑县宋安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5年6月13日因哮喘病世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80岁。
爸爸的河北武邑县老家给我的印象是很穷,整个村庄的田地几乎都是盐碱地,老乡们的穿着更是衣衫褴褛.我文革后期因看望爸爸、妈妈回过那里几次,对那里的穷乡僻壤和人们的饥饿与贫困有着深刻的印象.
我看过老爸写的自传：爸爸15岁就从武邑县老家来到北京城南商场增圣布庄学徒打工,因为农村太穷了，农民都想出来谋个好的出路.爸爸在北京学徒七年期满后老板给了80元钱。爸爸与先后来到北京的大爷和叔叔共同凑钱摆起了布摊,后租了个门脸房,起名叫“恒益成布庄”.在旧社会,小布摊利小息薄勉强度日.解放后爸爸先后摆过布摊、与朋友合伙开过“大来旅馆”；公私合营后到京颐宾馆、西苑饭店当服务员，一干就是十几年，直至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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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珍藏爸爸妈妈的结婚证。爸爸和妈妈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九日结婚.根据这一推算,那时爸爸33岁妈妈25岁.爸爸迎娶妈妈时候属于二婚，爸爸的第一任妻子因不能生养而离婚，后来我跟着爸爸到天津看过几次“大娘”，她对我很亲。那时我的大姑也在天津居住，走动也非常频繁，这成为我与天津的历史渊源。那个年代的天津的百货商场热闹程度和一口一流油的狗不理包子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妈妈出生在京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姥爷是私塾，算是个老学究，生前还亲自给我讲过当年他参加49年建国大庆活动的场面与心情，获得过北京市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很受周边街坊们的尊重。他获得奖励的一本精装的日记本后来成为我下乡内蒙古草原的第一本日记，保存至今。年轻时期的妈妈出落得非常漂亮，识文断字，知书达理，虽不是大家闺秀，但也算是小家碧玉。记得每次妈妈带我去三里河西八角胡同去看望姥爷姥姥，回来时姥爷都会雇上人力三轮车送妈妈和我回家，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家庭的体面与做派吧。
http://116.img.pp.sohu.com/images/2007/7/16/18/20/11467d04b6e.jpg 这是我一岁时父母带我和姐姐在中山公园塘花坞前的照片，
是我幼年时期的唯一照片，也是我保存父母的最早照片。现在每逢到中山公园我都会到塘花坞去看一看，那是我幼年的记忆。
儿时的记忆总是总是像烙印一样，家里我是男孩子中的老大，因此对爸爸的印象很深刻。那时爸爸因工作单位远，一星期才骑自行车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家里就如同过节，妈妈想方设法改善伙食。我们宋家的家规很严，饭做好了，得等奶奶、爸爸等老一辈人吃完才轮到我们，而妈妈又总是吃在最后。爸爸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学习好了就能带着我到爸爸单位住几天，我的记忆中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们。
国家粮食困难的那几年，肚子没油水，粮食根本不够吃，经常饿肚子。爸爸周末回来后就骑车带我去郊区捡野菜、摘树叶、刨红薯秧子，回来让妈妈洗干净再掺上玉米面蒸熟就可以吃了。那时我最高兴的是放假期间爸爸带我去他单位住上几天，在那能吃上职工大食堂二分钱一大碗的“罗菜”（为避免浪费，宾馆食堂会把客人吃剩下的菜浑合在一起再卖给职工），里边还有很多油水，还能吃到肉，很是解馋。宾馆里有图书馆，在那可以借到很多的书和小说，我借来总是如饥似渴地看；住在爸爸宿舍里，有时晚上还能去大剧场去蹭看电影。在爸爸单位的单间宿舍里，铁丝上经常挂着一块块毛巾和袜子补丁盖着补丁，已看不出本来色彩，却洗得干干净净还在穿用。我翻过他的小日记本，也是顾客给他的留言簿，那里尽是客人赞扬他热心为大家服务的言语。他对工作认真、热情、肯干的态度在我脑海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爸爸文化不高，但对我的影响始终是正统的教育。
1966年夏天，我已经初中毕业将入考高中,但文革开始了，使我们毕业的期限变成了渺茫.在那造反有理的日子里，老师都成了被整的对象，许多出身好的学生都拿起了皮鞭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红卫兵小将们到全国各地去串联，而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在学校里泡一会儿就赶快回家。9月中的一天，当我在学校泡了一会儿回到家时，家里只有九平米的房间已被红卫兵抄过了。我家一间屋子多半间都是床，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最后只把舅舅的结婚照片拿走了，说那是资产阶级的．现在想起来真够可笑的,可那时就是没有讲理的地方.那一年我才１５岁，胆子小，真怕鞭子会落在父母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全家除姐姐的户口以外全都注销了，将迁往陌生的农村．我的户口是被红卫兵销掉后，我又跑到爸爸单位要了回来，才没有一起回老家。爸爸究竟有什么错误？我问妈妈，妈妈说,爸爸单位红卫兵说爸在老家的成分高．我说那么大爷、叔叔的成分不也一样吗？他们怎么没走？妈妈心很乱，又没主意，只是说让走就走吧，只要不挨打就行了．就这样，文革时期爸爸被蒙冤为隐瞒“富农兼资本家”成分的罪名，和妈妈带着四个弟弟一起回到了爷爷的祖籍河北武邑老家。那时我二弟最大12岁，最小的六弟和我差一轮，才3岁.妈妈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回过爸爸的河北老家，从城市到农村,又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可想而知。我曾在我的回忆录中《我的童年》详细描述过这一段的沉痛的经历。
我68年被批准到内蒙下乡前专程回老家看过一次，是爸爸赶着队里的老牛车到15里路外的清凉火车站接的我，那尘土飞扬而狭窄的乡间土路让老牛一摇一摆地走了好几个钟头才到家，我感觉土路离家是那样的遥远。到老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破旧的土坯房，房屋没有顶棚,小屋内让煤油灯和炉火熏得既黑又暗.妈妈给我端来的开水喝到嘴里又咸又苦，四个弟弟瞪着小眼睛围着我团团转，而窗外不断传来的是看望我的乡亲们的问候声。
我们老家的宋安驼是个小村，全村只有80几口人，都是一个宋姓，附近的三个小村王、周、谢也都是遥遥相望，四个小村成为一个口字形。农村的人很实在，也很亲，真是故乡情。尤其是一个村的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一家有难全村都去帮。听妈妈说，全家刚回去那时妈妈都不知怎么做饭，是村里的乡亲们教会了妈妈使用大柴锅熬玉米渣粥、贴饼子，没有粮食就到处向左邻右舍借点玉米再磨成面，爸爸妈妈就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临下乡前回去的那次，我在家住了20多天，不甘心待在家里，还下地挣了工分，是跟着妇女队耙地，尽管使尽了全身力气还是落在最后边，可听到的都是大家对我鼓励和赞扬。后来听说大人一天整工是10分，妇女是8分,而我是6分.当时一个工分合2分钱,我的工值是干一天一毛二分，还累得腰酸腿疼的。
那一年我回去正赶上当地闹鸡瘟,家里的几只下蛋的母鸡都先后死去.如果是现在肯定都要把瘟鸡深埋,可当时农村人是舍不的丢掉的,我家也是如此.妈妈把死鸡除去五脏后做成鸡肉丸子做成了招待我的美味了.农村人还有吃刚下的鸡蛋有大补作用的说法，那年我也没少吃刚从鸡屁股里抠出来，还有温度的鸡蛋。村里招待外边来的客人最多是一碗肥肉，我第一次回到老家时，村里的人都拿我当外来的贵客，几乎家家都请过我，家家都是拿一大碗肉来招待从来没见过的我，这在当时的条件已经是盛宴美味了.
我们武邑老家那叫一个穷，弟弟们到了农村都要下地干活，但每年拼命干都吃不饱肚子，挣不够饭钱怎么办?只能靠外边亲人寄钱再买点玉米。那时,姐姐尽管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工资收入低，但经常把节省下的钱都寄给家里买粮糊口，舅舅和姨也在那个艰难时期从遥远的地区给汇来几十块钱,买点杂粮度日，有时实在接济不上就向周围的乡亲借点。全家在那个小村一呆就是12年，后来老实巴交的二弟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爸爸到农村后来的几年也受到重用，当上了大队的业务推销员。他背个小黑皮包到全国各个地区为大队社办企业推销大工厂用的“平板”，因价格不菲，使大队企业有了很好的经济收入，爸爸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78年以前，我在内蒙古下乡、工作期间回过几次老家，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提前做好充足的物质准备，为的是给家里的父母和弟弟们解解馋。首选是要把内蒙古的牛羊肉带回老家，几个死沉僵硬的冻肉大提包我要从内蒙古背到北京，然后又背到老家。那时我成了搬运工，而且必须一人当几个人使，每次回家都是胸前胸后背着两个包，左右手还要提着两个包 ，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们的期盼，即使再沉也要咬牙坚持。那时候回北京如果有个同学搭伴还能帮点忙，但关键是出站，得靠自己，背包死沉还不能让出站的检查人员发现，否则超重罚款是得不偿失得的。每次回到家里，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胳膊很长时间都抬不起来。
那时每次回到老家，全家人见到我像贵宾一样对待，弟弟们更是在小村里以我为荣。 老家那个地方缺水，而且又苦又涩，那也要到很远地方的井上去挑。每天早上妈妈在洗脸盆里舀上点水，先让我洗，然后再让弟弟们轮流洗，到最后都是黑泥汤子，惨不忍睹；那时每顿饭都是玉米面饼子与粥，外加咸菜，能吃饱就算很不错了。看到老家贫穷的情景，我真心疼爸爸妈妈和弟弟们，情不自禁会流泪。那些年，我当老师的收入也不多，每月才30元工资，但尽自己所能，隔几个月就给妈妈寄上几十元以贴补家用。
我们全家是78年爸爸被平反后离开农村返回北京的。听妈妈说，临别时全村的乡亲们都出来送行，每家送来了许多土特产，恋恋不舍地送出很远很远。弟弟们返京回来后的第一顿饭是在姨家吃的面条，听说姨买了六斤切面弟弟们说才勉强吃了个半饱。这让我听了心酸，农村太穷了，平常很难吃到油水和白面，十几年的艰苦生活真是难以想象。后来的这些年里，经常有村里的乡亲到北京家里来看望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弟弟们也有几次开车回去看看的机会，他们也惦念着家乡的那些乡亲们，我也跟随着回去过三次，每次都大包小包的的装上一大车，为了感恩那个艰苦岁月时照顾我们全家的乡亲们。
爸爸妈妈他们返回到北京后，为了照顾我先后出生的两个儿子，他们没有再出去工作。两个孙子使他们享受了子孙满堂的喜悦，也给他们增添了许多的麻烦，消耗了许多的精力。我在内蒙古工作了24年，期间爸爸和妈妈与姐姐、弟弟们都专程去看望过我。91年底我在老同学的帮助下终于调回了北京，了却了爸爸和妈妈盼望我回京团聚的夙愿。
返回北京后，我一直生活在爸爸妈妈身边，因工作的优越条件，为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与摄像，这也成为纪念他们珍贵的资料。晚年的爸爸坚持身体的锻炼，每天都到紫竹院去遛弯。尽管他有着严重的哮喘病但他从不去医院，我感到他对医院有着一种恐惧感。爸爸不喝白酒，只喝几口啤酒，在他看来吃口带鱼，打个麻将是最快乐、最享受的日子。我们弟兄几个每逢节假日都要陪同爸爸妈妈玩上几把，哄他们二老高兴。
1994年，爸爸那年整整80寿辰了。爸爸明显地老了，耳朵聋，忘性大了，有时还糊涂，会经常闹出一些笑话。记得有一次妈妈要出门串亲戚，提前做好了一锅红烧肉，向爸爸嘱咐完后就走了。可爸爸在热饭时忘记了及时关火，竟把好好一锅红烧肉熬成了一锅油，这让爸爸因为没吃到嘴里好心疼了一阵子。还有一次，我给穿着西服革履的爸爸拍了几张照片。照片还没洗回来的时候，妈妈找出爸爸在许多年前夏天拍的一张照片让他看，爸爸眯起眼睛看了好大一会儿，说我拍的照片技术不行，说我把西服拍成了衬衫，把长裤照成了裤衩，任凭我怎么解释他都笑着说我技术不行，真让我哭笑不得。爸爸身体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还挺硬朗，每天坚持到紫竹院公园去遛弯、锻炼。就是听力不行了，我们与他交流只能拿笔写好内容后让他看。爸爸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特别爱看书报，每天晚上必定要买上一份北京晚报来阅读，一份分量不大的小报他能看上几个小时，百看而不厌，然后津津有味地再把主要的新闻讲给别人听。别人要与他交流，那绝大多数是以他耳聋打岔告别的。有一天，爸爸到紫竹院去晨练，把一条新买的围脖丢了，非常心疼。在公园里他逢人就打听，是否捡到了他丢的围脖？我劝他几次，丢就丢了，再买一个就是了。可他仍然不放弃，见人就问。一周后，我看见他喜笑颜开地拿着围脖回来了，并让我看了一封信。我看了信中的内容才知道是一位年轻人捡到了爸爸的围脖，他曾经问过爸爸是否丢了围脖，但爸爸因为耳聋听不到，总在说话上和人家打岔。后来年轻人从别人的嘴里了解到实情后，这才以文字的信作为交流形式，把围脖还给了爸爸。事后，爸爸感动地直夸奖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活雷锋。
爸爸有时也像孩子一样小心眼。那年，我将拍照妈妈在天安门的一张照片投稿在报社，照片登出来后，妈妈乐的合不拢嘴，爸爸却因此嫉妒了半天。第二天爸爸到公园去晨练时候，他悄悄地拿上那有妈妈照片张报纸到公园找人炫耀去了。
爸爸晚年时因哮喘病严重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劝他去医院还是没有效果。那年我刚有了自己的一间平房，爸爸还高兴地专程去看了看，我临时在家里做了几个他爱吃的菜，饭后还陪他打了一圈麻将。他那天高兴地说，看到你们有住的地方了我也就放心了！
1995年4月23日，爸爸严重的哮喘病的已经很厉害，我把家里早已准备的氧气袋拿过来赶紧给输上。我们几个子女尽管多次劝爸爸去住院，他说什么也不肯，脚肿的非常厉害，走路非常困难，不吃药，不去医院，道理怎么讲也讲不通，这让我们焦急万分。这几天总守着他，身边不敢离人。
6月9日晚上8点，爸爸呼吸更加困难，病情危急，无奈之下的姐姐、姐夫和堂姐夫妇等一起硬是开车把爸爸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整整一夜的化验、输氧和输液等检查程序后，大夫告诉我;爸爸的心肝肺都有严重的病源，时刻都有病危的可能。爸爸从进入医院后一直没有吃过一顿正经的饭，每天只喝一点“双歧王”酸奶，吃几口西瓜。浑身上下瘦得都是骨头，但心里很明白。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我钱包里有80元钱，如果我死了你和你姐一人一半。”“我穿的上衣兜里有两元钱，你去给我买块西瓜”。“你回去给你妈说，我死了单位会给点钱，让你妈自己留着花就行了，我没有留下钱。”“我死了多给我烧点纸。”该嘱咐的他都嘱咐了，这也算是临终的遗言，我太能理解了。爸爸退休后没有多少退休费，妈妈是家庭妇女又没有收入来源，爸爸一辈子兜里也没有装过多少钱，都交给妈妈过了日子。
6月12日，医院已经发出了两次病危通知书，爸爸属于一级监护。晚上我喂他喝了一小碗粥，扶他去了趟厕所，但仍然咳嗽的很厉害。那些日子我们姐弟几人轮流值班，我则每天处理完单位上的工作就赶紧跑过来看护。
1995年6月13日上午九点，爸爸病情恶化，昏迷不醒，突然浑身抽搐了七八分钟。我很害怕，赶紧让旁边陪床的小伙子去叫大夫，并给姐姐打电话通知弟弟们。此后爸爸又连续抽搐了两次，两眼都直了。大夫赶来给插入静脉血管注射葡萄糖已经不管用了，两只胳膊肿的很高。大夫告诉我们病情恶化的程度，让我们时刻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姐弟几人都赶来守候在跟前。晚上11点53分，看到氧气管桶内的水没有了，我赶紧叫三弟喊大夫换水，等大夫赶过来时候爸爸已经停止了呼吸。此时刻，外边突然雷雨轰鸣，大雨倾盆。我们弟兄几人一起默默地为爸爸洗净身子并穿上早已备好的内衣，给他穿上西服和大衣。依照老风俗，在他的手里放上白色手绢，包上钱，嘴里含着茶叶包。等待太平间的人来了后，一同将老人家的遗体送到太平间，后又给太平间的人买了两瓶酒送去。回到妈妈的住房那里已经深夜两点多，安顿好了妈妈后，又商量了一下爸爸后事处理的有关事宜。
6月14日，听姐姐说单位工会不负责职工的后事处理，要自己张罗。我清晨给我们有经验的老知青胡增明打电话，他与八宝山公墓的老知青郭义熟悉，让他赶紧帮助联系。我与单位告之此事后，单位的郑辅云书记派来了厂长的“欧宝”车供我使用，这样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与小胡办理了人民医院与八宝山联系火化的各种有关事宜，并到派出所销户。约好在6月15日上午9点半在八宝山火化。下午，我单位党政领导郑辅云、王怀龙、段宏君、杨进军等领导来妈妈家问候并悼念老人的去世。
6月15日清晨，爸爸单位同事和我家的亲朋好友共50多人来到医院为爸爸送行。在八宝山告别间，简单地举行了告别仪式。爸爸非常安详地睡在花丛中，我们依次和他握手含泪告别，推进火化的那一刻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我和姐姐为爸爸挑选了骨灰盒，刻上了爸爸的生辰，并八宝山给爸爸烧了纸，还看望了帮忙的知青郭义。下午接出骨灰后，送到了八宝山骨灰堂，那里可以存放三年，供每年的祭奠。
我的爸爸宋玉积,1916年7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武邑县宋安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1995年6月13日因哮喘病世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80岁。父母生前选择了树葬，我们后来将他们的骨灰合葬在北京十三陵林场龙山纪念林.
爸爸是千百万父亲最普通的一员，他的一生也是最平凡的一生，但他给我们无私的父爱令我们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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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保存的宋家在京的全体亲人合影的珍贵照片。它是在五八左右在京的我家直系家族中全体人员照的全家福，奶奶坐在中间，大爷大妈、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姑姑和孩子们围在旁边，那时的奶奶幸福极了。本人在前排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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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上小学时与奶奶（正中间奶奶抱着三弟）、爸爸、妈妈、姑姑（第二排站立的）、姐姐和二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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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八十年代在陶然亭公园给父母晚年时候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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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与我的大儿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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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我和爸爸在天坛双环亭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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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旗组织部工作期间，爸爸1987年从北京专程来到内蒙古草原看望我。这是在内蒙古我家中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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