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闻“四书五经”，认为“中国文化世界第一”的年轻人们便肃然起敬，不禁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骄傲。但他们殊不知，这只是先秦中华文化的冰山一角，且全是儒家占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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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之由来

“四书五经”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总称。虽说是先秦儒学著作，但“五经”是汉武帝大兴儒学思想后，规定的全国教学基础教材；“四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提出的四大儒学经典。

这也是“四书五经”的历史幽默感所在——“四书五经”是儒学最基本的常识之一，却不是醇儒提出来的。甚至，古今中外给儒学疯狂打call的学者中，道学家、法学家、理学家（朱熹就是啊）……毫不少于儒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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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地位

中国古人的社会上，技术会替代科学，法律会替代技术，道德会替代法律。譬如，同样是发明一种工具，古希腊人民依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古埃及人民依靠依靠埃及数字进行计算，古中国人民依靠“灵感”——有没有发现，“仓颉造字” “嫘祖制衣”这样的中国神话故事也是这个样子的。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中国先秦文化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得到解释的。

中国古人试图用道德理念或哲学思想解释这难以解释的一切，如“天地化之无常”等等。于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成熟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树般蓬勃生长，最后造就了“百家争鸣”。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人相信哲学，相信道德，却并不全相信科学，而且，平民百姓普遍不接受黄老一样过于深奥的哲学观念。这可怎么办呢？于是，孔丘创立了通俗易懂的儒学，获得了百姓甚至文人的大力支持，在“百家”之中脱颖而出。他推崇的经典，“四书五经”甚至更多，当然备受关注。

在社会学上，儒学思想同样好使。儒学讲究“内而修身，外而为政”，确保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的无条件贡献；又讲究“不可无后”，确保了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确保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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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与儒学

粤若稽古，文人接受非唐代道学的正统教育时，必然研究儒学。与其说是“研究”，不如称其“死记硬背”，可是，这样的封建教育还真能达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神奇效果。

文人小时候死记硬背什么呢？就是“四书五经”。他们看“四书”，就像小孩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样。不同的是，中国文人不是用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而是用生活读懂了四书五经。就像“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一样，渐渐知道“定”、“静”、“安”为何意，就能慢慢地品味到什么，不信你心无旁骛地盘坐于地，看看能不能心静，能不能得到安定？

值得一提的是《礼记》与《诗经》。《礼记》的儒学色彩非常非常重，它详细解说了儒家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绳趋尺步之规”，奠定了儒家十分固定的行为准则，对比起开放、包容、自然的道家，儒家是非常保守且严苛的；《诗经》本没有多少哲学色彩（尤其是《国风》），但是，因为其他儒学著作对其的广泛引用，以及孔子“不读诗，无以言”的大胆言论，使得《诗经》浑然不知地被儒学化（以后我可能会讲一下儒学著作对《诗经》的强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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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与道学的巨大分歧

要证明“四书五经”是儒学思想占的便宜，最大的证据就是它与道学的巨大分歧（敲黑板，道学不等于道教，道教是张道陵自己搞出来的）。

分歧在哪？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四书五经”的中心思想。梁启超认为，“四书五经”讲究“内圣外王”，也就是在社会道德意义上的“推广哲学”——做好自己，再让其他人也像自己一样做好。所以说，儒家贬低隐居，推崇做官；贬低鳏寡，推崇婚配；贬低放任自流，推崇奉公守法……

道学真的比其包容很多。道学讲究“道”，也就是自然的运行规律。可“道”本来就无形、无声、无息、无色、无影、无踪，“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自然不能强行规定什么——所以，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成为了道学的中心思想。

这你就明白了吧？儒讲“规矩”，为了仁和社会；道讲“道”，为了清净自然。“四书五经”偏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