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雅言”二字，出自《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确切来说，雅言属于孔子的言学。所以，若想深入了解雅言的涵义，就必须回到孔子的言学。孔子的言学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嘴巴上的功夫，涉及如何出言；一个是耳朵上的功夫，涉及怎么知言。雅言显然属于出言之事。而关于孔子的出言之学，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原则：

首先、“言必有中”。这是就言自身谈言，是说真正的言应是一种言之有物的言。孔子称赞其得意门生闵子骞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所谓“言必有中”用另外的词来说就是“法语之言”或“言而及义”。“法语”亦即正言、正语，从根本上说就是合于“义”之语。而这里的“义”主要特指儒家所强调的礼义法度，所以孔子又讲“言中伦”，说话最重要的是要合乎人伦大本，落实到孝悌忠信。不过话说回来，你可千万不要误解，认为孔子每一句话都讲得很严肃，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头。生活世界中的语言永远是灵动的、活泼的，充满生机的，所以孔子也会开些玩笑。比如他到子游的治地武城这个小地方参观，忽闻弦歌之声，于是莞尔一笑：“割鸡焉用牛刀？”不过，等到子游不解风情，做了一个严肃的解释后，孔子又马上澄清：“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其次、“言而有信”。这是就言行关系谈言，是说言按其本意应当落实为行动。与“言必有中”比较，孔子更重视“言而有信”，所以他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主张先做，再说。为了做到言而有信，有三个注意事项：

一是“其言也讱”。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讱”者，难也，不忍言也。所以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也就是说仁人君子在说话上要慎言、少言、甚至不言。为什么这样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凡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为了做个言行一致的君子，我们不应该慎言吗？所以孔子还提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代的君子为什么不多讲话？因为怕自己的行动达不到。孔子甚至断言：“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那些出言不逊、大言不惭的人恐怕很难做到他所说的。

二是“信近于义”。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复”者，复行也，指言落实为行动。这是再次强调“言必有中”，提醒只有义言、法言或善言才能得到真切的实行。反之，“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为个人牟利的不善之言落实为行，就会引起怨恨。从这个意义讲，孔子并不主张言出必行，因而他甚至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下之意是有些话或许是不得已而说的不义之言，那么就没有必要信守诺言，否则就落到小人的层次了。

三是“不忘其言”。孔子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要”者，约也，穷困也。这是说即使长久处于困穷的境况，依然能固守最初的志言。言说起来简单，因而也容易忘记，尤其当人生遭遇低谷时更容易忘记当初的誓言。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穷是考察和锻造君子的最佳途径，这时如果你能坚守住自己的理想、不忘自己的诺言，就是君子；相反，如果经受不住考验，见利忘义、逃避责任、忘记诺言，就是小人。

复次、“时然后言”。这也是就言行关系谈言，是说就言的使用来讲，言也可以看作一种行。言的使用原则可以概括为“时然后言”。这是公明贾对孔子如何使用言的评价：“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所谓“时然后言”就是说言的作用若想得到良好的发挥，还必须注意说话的火候、时机和场合。孔子讲：“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这是强调说话要把握恰当的火候和时机。这一点非常重要，表现在生活上，孔子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这是说与人相处，要讲究说话的策略；表现在学习上，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种启发式教学就是创造恰当的时机，从而最大化地发挥言的价值。

至此，就可以回到雅言的话题了，雅言实际上涉及在相应的场合讲究相应的话，因而包涵在“时然后言”的原则中。雅言作为孔子时代的通用语，有庄重、典雅的意味，所以孔子只在诵读《诗》、《书》，执行礼仪时用它。可以设想，孔子日常生活中肯定不使用这种雅言，想必使用的是他自小就会的山东方言。说到底，是否以及在怎样的场合下使用雅言，代表了社会关系中合礼或不合礼的行为，是言作为行的一种特别的表现。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从孔子的出言之学审视雅言，就会发现雅言本身或许重要，但如何使用雅言才是孔子关注的重点，而相比于如何使用雅言，雅言是否合于义以及人能否信守其义更是关键。

本文载《雅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