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Tony，今年20岁，在北京一所文科大学读英语专业。2013年的7月1号发生了一次高危行为，15天后，身上大面积起了红疹。高烧不退。

父母陪着我去了家附近的医院，挂了吊瓶，高烧转为低烧，但又反复烧起来了。医院没法确诊，于是抽血送检。那时我已经是18岁，病历本上留的是我的电话。随后医生打电话通知我说，经过朝阳区疾控中心的检验，我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整个7月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随后由于课业紧张，我全身心地投入繁重的学习当中。一直到当年11月，在朝阳区十八里店的一个社会VCT（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点，我又去做了一个快检，再一次确认感染了HIV。

那次快检让我认识了一些心态和生理状况都很好的志愿者和感染者，我和大家常常去来广营的地坛医院做活动，听讲座，渐渐的，我也成为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一名志愿者。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志愿者都很热情，很专业，你听说过护士长王克荣大姐吧，她笑起来很美，对感染者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每一个去那里寻求帮助的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阶层、族群、性取向受到不公平对待。

在志愿者工作中，我对HIV的了解更深了一层。有些感染者会结为伴侣，但是并不是双阳伴侣都知道性生活采取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因为各自感染的可能是不同病毒株，如果发生交叉感染，病毒有变异并出现耐药的可能

感情方面，我现在没有找伴侣的打算。一方面感染后心理上比以前更为冷静，另一方面确实是课业繁重。我希望毕业后从事一份薪水各方面比较好的外事翻译工作，那时我可以向父母出柜，坦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和感染者状况，减少一些他们的精神压力，同时，我也有条件照顾好自己并寻找一个稳定合适的伴侣。

高中时我热爱声乐，我的通俗唱法在学校和海淀区的声乐比赛中获过奖。当时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父母认为考上的把握不大，于是我听从了父母建议，报考了现在这所大学的英语专业。

我是在2014年10月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用药到今天有十个月了，体内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在2013年底，我咨询过一位大夫，他认为可以等到CD4值降低到350以下再考虑用药，另一位大夫建议早发现早治疗，这样有利于免疫重建。我稍微观望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去年10月CD4值降到390左右，开始吃上了拉米夫定、替诺福韦、依非韦伦组合。我并不是早发现早治疗的典型案例，不过现在的CD4值升到800多，说明药物的抗病毒效果很好。

最近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去找中医大夫给摸摸脉。大夫说，你的脉相正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心气足。平时别喝碳酸饮料，少吃甜食，注意荤素搭配，别熬夜，就很好了。这也许正说明了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有效性。

作为学生，我目前没有收入来源，但是地坛医院每半年都有一次免费的病毒载量检测，平时可以免费测CD4值，一线抗病毒治疗也是免费的，偶尔查一次肝肾功能，也是一两百块钱，不会有太多经济负担。

在学校，我们是四个人一间寝室，平时我会特别注意保管自己的私人用品，水杯，牙刷，毛巾，剃须刀，用完就收好，这样对自己和别人都安全。

感染者没必要心思过重，排斥群体生活。首先这并不是接触传染，而是体液血液传播，但又不能完全不放在心上，否则你的用药依从性可能会出现问题。如何把握这个平衡度，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

我每次用药后，会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打一个勾，这样就不会忘记今天服药还是没服药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感染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因为成绩很好，我已经被保研读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在任何境遇下都保持着阳光心态。我希望自己坚持得够久，哪怕等到七十岁，也要看到艾滋病被治愈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