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告诉某人你是HIV感染者，先深思熟虑一下，因为你一旦告知了实情，就不能收回了。”

这是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一个心理咨询师给我的建议。一个半小时前，我收到了确诊结果，但对这病一无所知。就像一场包办婚姻，我甚至都没有被事先告知，就不得不和HIV共度余生了。

在二十二岁时我就离开了北爱尔兰，一直到前不久才跟家人出柜。你们可能觉得这有点儿晚，但是你知道我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生活的人们和首席大臣夫人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把同性恋和虐童看成是一类人。

为了摆脱这种窒息气氛，我离开北爱前往伦敦，在那里作为演员生活工作了十五年。我时常登台巡回演出，有时也作为编剧和导演开展工作。生活真奇妙，有一天我决定回故乡做警察，这确实是一大转折，但我这么做有自己的道理。我曾经对返回故乡感到担心，但是十五年来它发生了太多变化：人们停止了互相杀戮，乐购超市遍布各地，外国劳工大量涌入。然而，当你拨开表面，还是会看到无知、偏见、宗教谴责仍然很流行。

我和他们不同，我已经成熟到可以面对北爱尔兰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在则需要独自面对HIV感染的处境了。

在确诊的六年间，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事，我日日夜夜地琢磨HIV，有强烈欲望跟人倾诉，他不是穿白大褂的医生，我不用跟他讨论我的CD4计数水平，但这想法一次次被扑灭了。不过我确实保持了禁欲，这是我2008年起就一直遵从下来的。

作为感染者，活在北爱其实挺艰难的。当然了，偏见和无知存在于世界各处，但在这个国家，事情变得文艺起来。作为一名警官，我亲眼目击了偏见的影响，而且被深深震撼。这令我一直没法公开HIV阳性身份。

有一年隆冬季节的晚上，我在例行巡逻，发现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独自一人坐在车里，车停在一条安静的乡村路边。在他的脚边堆着各种空酒瓶和空药瓶。原来在跟家里公开了HIV阳性身份之后，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把他的个人物品打了个大包，在后花园里一把火烧了。我和同事把他送到医院，同事发疯般地清洗双手，接待的护士大声警告其他医护人员，这个病人是HIV感染者，每个人都要戴上双层手套。这个护士还跟我提建议，如果我跟这个病患同处一室，那么我也得戴上双层手套。我当时真想告诉护士，他完全可以把手套摘掉，但那样我就会引起怀疑，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坐在这个小伙子旁边，握着他的手，一直到医护人员给他找到一张床。我的警察同事站在住院部的另一头，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对我的行为极为不赞成，她就这么一直远远地待着，一直到房间开始消毒。在我离去时，小伙子表示感谢，我问他谢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逃避。

我们都不能逃避，要胸怀广阔，彼此真诚以待，而且这样的态度不只局限在英国。直至今日，在英国的部分地区，很多人依然相信HIV是一种异常的疾病，通过异常行为感染异常的人。我们是被告发、被驱逐出圣坛的可怜虫。北爱尔兰和英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只有11英里，但是对于性的态度和现代思维而言，两地差异太大了，简直要用时光机来追赶。

我写下这篇文章，只是改变人们的观念，教育人们关于HIV的态度的第一步，同时我也终于可以公开地谈论这个话题并感到良好了。这也许只是第一小步，但我总得从某处跨出去。

逃避并不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