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对西方伪史的框架脉络逻辑的理解更加深入细致，在拙文《西方天文学伪史考——中西宇宙模型的演变逻辑》中，我基于《《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提出一个修正的新理论，即：明学-西学→西学中源→西学西源

下面展开具体论述。

明学-西学

在拙文《《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中，我提出，来华传教士已被明学所汉化，却被误会为西学，即明学-西学：系政治原因：

清朝前中期，文字狱登峰造极，处于打压明朝的政治恐怖氛围中，凡是“明”字头史料全部销毁，传教士不敢明言系明代文献，伪托以传教士口授、明朝人笔受的西方作品，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即在打压明朝的白色恐怖下，传教士把文献版权给篡改了，于是，该著作就逃脱了被销毁的命运，以西方著作的名义成为了明代文献，政治氛围造成了既成证据事实，近代世界史伪史就诞生了。

之后，我多次提出明学-西学：系来华传教士撒谎。

最近，又提出明学-西学：系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

也就是说，造成明学-西学的原因有：政治原因；传教士撒谎；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

那么，这三者因素孰轻孰重呢？“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是缘起。“政治原因”是关键，满清重用传教士，“因其说而推阐之”，使得“西学”之说成为官方话语而卓绝群伦，即在清朝形成垄断。 “传教士撒谎”是结果，贯穿始终。传教士根据中国现实的各种形势，现学现卖，乘间伺隙，撒谎自夸为西学。

西学中源

“西学中源”，最初和主要是就天文地理学而言的，因为天文地理和历算数学关系密切，所以也涉及数学，后来更是推广到其他领域。关于“西学中源”，已有大量文著讨论，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仅强调一点，即“西学中源”的学理依据是充分的：

方以智、黄宗羲、王锡阐等民间阐述。

“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十一）

“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駴以为异，不知其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宫，学在四夷’”（方以智(1611年-1671年11月9日)，《浮山文集后编》卷二，《清史资料》第六辑，中华书局，1985年）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一曰平气定气以步中节也，旧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时，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朓朒也，旧法不有赢缩疾迟疾乎？一曰真会视会以步交食也，旧法不有朔望加减食甚定时乎？一曰小轮岁轮以步五星也，旧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见疾迟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极之高下，东西地度以步加时之先后也，旧法不有里差之术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王锡阐(1628--1682年)：“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

康熙、梅文鼎等官方阐述。

“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三角形论》）

“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王先谦(1842年-1917年)，《东华录》康熙八九）

阿尔朱巴尔algebra，本意是源于东方的意思，康熙何以知之？自然/必然是来华传教士告诉他的。今译为“代数”只是取其内涵引申的新意、新译。

“【中西之同】其言日五星之卑髙加减也，即中法之盈缩厯也，在太隂则迟疾厯也；其言五星之嵗轮也，即中法之段目也（迟留逆伏）；其言恒星东行也，即中法之嵗差也；其言节气之以日躔过宫也，即中法之定气也；其言各省直节气不同也，即中法之里差也。

“【中西同中之异】中法言盈缩迟疾，而西説以最髙最卑明其故；中法言段目，而西説以嵗轮明其故；中法言嵗差，而西説以恒星东行明其故。是则中厯所著者当然之运，而西厯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此其可取者也。

“若夫定气里差，中厯原有其法，但不以注厯耳，非古无而今始有也。西厯始有者，则五星之纬度是也；中厯言纬度，惟太阳太隂有之（太阳出入于赤道其纬二十四度，太隂出入于黄道其纬六度），而五星则未有及之者。今西厯之五星有交防有纬行，亦如太阳太隂之详明。

“【中西之异】中法歩月离始于朔，而西法始于望，一也；中法论日始子半，而西法始午中，二也；中法立闰月，而西法不立闰月，惟立闰日，三也；黄道十二象与二十八舍不同，四也；余星四十八象与中法星名无一同者，五也；中法纪日以甲子六十日而周，西法纪日以七曜，凡七日而周，六也；中法纪嵗以甲子六十年而周，西法纪年以以总积六千余年为数，七也；中法节气起冬至，而西法起春分，八也。”（梅文鼎(清初著名天文、数学家)《历算全书·卷一》）

实质上，学理上，中西是相通的，相同的，无所谓中学、西学，毕竟传教士是已经汉化的传教士，只因其人种血统而强分之，从文化上讲，西学就是中学、明学，孽缘于中国古代的误解。

所谓中西之异，其实就是来华传教士作为外域人对中华文献在概念和理解上的差异罢了（如岁差与恒星东行、纬度的概念泛化用法），远不足以自立一家。特别诡异的是，有些概念并非翻译问题，而只是中文的用词不同（如高卑与赢缩疾迟，是中文之异，并非翻译之异）。

至于“详于法而不著其理”、“明其所以然之故”和“补其缺”，只是因为中国天文学在明朝中晚期才取得革命性发展（始于1558年，周述学抄自唐顺之），开始发现各种天文现象（即“法”）背后的原理（周述学模型、邢云路模型、崇祯历改），并非来华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详见拙文《西方天文学伪史考》。

来华传教士的自供状。

“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清圣祖敕编《数理精蕴》上编，卷1《周髀经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第8页）

三个不同立场、地位、身份的群体均先后秉持“西学中源”，因此，“西学中源”在学理上的依据是极其充分的，无可辩驳，无懈可击，无须再议，不必再扯！绝不能无视学理而试图归结于泛化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其实就是客观事实、历史事实！当然，“西学中源”传播途径之说以及“西学中源”泛化，需要更加严格地辨析并追溯其缘起脉络，绝不能付之一笑（详见本文后）。

当今学术界反对“西学中源”说的观点和论调主要有如下几种：

以冲击-反应模式进行解释；归结于明朝遗民的情绪；把康熙的“西学中源”说诉诸政治考量；中西双方独立发明而暗合的可能。

针对，这种错误观点主要是因为事实错误，机械套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一切正确的思想、学说、理论、模式、主义都必须以客观事实作为前提和基础，事实错误必然导致思想、学说、理论、模式、主义失去根基。

针对，这种观点错误主要是因为枉顾学理或轻视学理上的依据，机械套用和夸大政治因素。

针对，这种错误观点主要也是因为事实错误，不知道欧洲在传教士来华之前的真实发展水平和学术发展状况。

西学西源

“古比利尼阿曰：火星之行不能测度。言甚难也。勒爵测火星之曲路，欲求作图，永为世法，历年久而无成功，自怼虚费功力，闷而几毙。后世之士益敏学，如第谷，二十年中，心恒不倦，每夜密密测算，谋作图法，未竟而毙。其门人格白尔续之，著为火星行图一部，分五卷七十二章，而定其经纬高低之行，然但穷其理，未有成表，测法虽明，未解其用，阙然未备。后马日诺及色物利诺二人相继作表，而用法始全。兹本指以古今讲测诸法，择其最要者译之。”（《崇祯历书·火星历指·叙目》[M]，第382册，故宫珍本从刊，第222页）

“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曰亚而封所、曰歌白泥、曰第谷四人者。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极。”（《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

“多禄某，即西洋历学名师，在郭守敬前一千百有馀年，汉顺帝永建时人，著书一部，计十有三卷”。

“后又有亚而封所，乃极西宝祐时人。身居王位，自谙历学，捐数万金钱，访求四方知历之人，务依先师所著，创立成表，以佐推算诸曜之法，其功不在多禄某下。

缘属祖述成书，故今亦不及叙。又其后四百年，有歌白泥验多禄某法，虽全备，微欠晓明，乃别作新图著书六卷。

“以上歌白泥所著，后人多祖述焉。有西满者尝证多禄某、歌白泥，两家之法惟一。麻日诺又取歌白泥测法，更为多禄某之图，益见其理无二矣。近六十年，西土有多名家，先后继起，较前人用测更精，立法更尽，造图更美。其一未叶大，因悟不同心规与小轮难于推算，于是更创蛋形图，以解天文根本。设七政三测，求最远点，又求地心与不同心差，又求各轮比例等理。其二第谷，竭四十年心力，穷究历学，备诸巧器，以测天度，不爽分秒。

“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渺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

“自后名贤继起，著作转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此所未闻。且西旅每行至北极，出地八十度，即冬季为一夜。又尝周行大地至南极，出地四十馀度，即南极星尽见，所以星图记载独全。”（汤若望，《历法西传》，《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七十七卷历法总部总论五，第32册，第12-13页）

“西厯则谓自古及今，一无改作，意者其有神授欤！……诸如厯书所述，多禄某之法至歌白泥而有所改订，歌白泥之法至地谷而大有变更，至于地谷法畧备矣。而远镜之制又出其后，则其为累测益精，大畧亦如中法，安有所谓神授之法而一成不易者哉？”（梅文鼎，《历算全书·卷一·论西法积年》）

“自康熙中，西洋噶西尼、法兰徳等出，又新制坠子表以定时，千里镜以测逺，以发第谷未尽之义。……第谷用本轮推盈缩差，惟中距与实测合，而最髙最卑前后则差，因用均轮以消息之，然天行不能无差。刻白尔以来，屡加精测，又以均轮所推髙卑前后渐有防差，乃设本天为撱圆，均分撱圆而积为逐日平行之度，则卑卑之理既与旧説无异，而髙卑前后盈缩之行，乃俱与实测相符也。据此三者，则第谷旧法经纬俱有微差。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以新法较之纎微密合。”（《历象考成后编·提要》）

“西法自多禄某以至第谷，立为本天高卑、本轮、均轮诸说……近世刻白尔、噶西尼等，更相推考，又以本天为椭圆，均分其面积为平行度，与旧法迥殊，然以求盈缩之数，则界乎本轮均轮所得数之间，盖其法之巧合，虽若与第谷不同，而其理则犹是本天高卑之说也。”（《历象考成》后编[A]，第792册，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页）

“厥后西人奈端等屡测嵗实，又谓第谷所减太过”。

“今表推雍正元年癸卯天正冬至比第谷旧表迟二刻，日躔平行根比旧表少一分一十四秒【见推日躔用数】，而第谷去今一百四十余年，以数计之其差恰合。”

“自汉以来，皆谓黄道出入赤道南北二十四度，元郭守敬所测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约之，得三十三度三十三分三十二秒。《新法算书》用西人第谷所测为二十三度三十一分三十秒，康熙五十二年……测太阳髙度，得黄赤大距为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今监臣戴进贤等，厯考西史，第谷所测盖在明隆万时，而汉时多禄亩所测为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三十秒，较第谷为多。我朝顺治年间，刻白尔改为二十三度三十分，后利酌理，噶西尼又改为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俱较第谷为少。”

“今监臣戴进贤等，厯考西史，第谷所定地平上蒙气差，其门人刻白尔即谓失之稍大，而犹未定有确数，至噶西尼始，从而改正焉。”

 “《新法算书》用歌白尼所定地半径，与中距日天半径之比例为一与一千一百四十二，地平上最大差为三分，上编仍之，其测量推算之法，言之详矣。自后，噶西尼等谓日天半径甚逺，无地半径差，而测量所系，只在秒微。”

“刻白尔以来，屡加精测，盈缩之最大差止有一度五十六分一十二秒。又以推逐度之盈缩差，最高前后本轮固失之小矣，均轮又失之大，最卑前后本轮固失之大矣，均轮又失之小。乃设本天为椭圆，均分撱圆面积为逐日平行之度，则高卑之理既与旧说无异，而高卑前后盈缩之行，乃俱与今测相符，具详图说如左……而自刻白尔以来，则谓高卑之数，均轮所定。诚是，但其数渐减耳。至以推盈缩差，则均轮之所消息者，又属太过，惟以寅不同心天之心作椭圆形，自地心甲瓜分之计，太阳在椭圆周，右旋，其所行之分，椭圆面积日日皆相等，而用以推黄道实行之盈缩。”（《历象考成》后编[A]，第792册，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7页）

“新法算书用本轮均轮推初均数。日躔、月离数虽不同，而其法则一也。自刻白尔以平行为椭圆面积，求实行，用意甚精而推算无术。噶西尼等立借角求角之法，亦极补凑之妙矣。”（《历象考成》后编[A]，第792册，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9页）

16世纪末，满清和欧洲人都处于僻壤边缘地区，非常愚昧落后。相较而言，欧洲比满清更为愚昧落后，但是，来华传教士却因为太落后而忘情地努力学习（实为偷窃）中华文明知识，到明清改朝换代，来华传教士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远超满清，从而有资格被满清扶持重用为清国之栋梁。根据拙文《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传教士学习明代中国知识而被中国古人误解为“西学”，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来华传教士为此顺势趁机撒谎编造了一系列“西学西源”，欺骗满清，欺骗中国人。此为西方伪史之总根源。

正确顺序

我在拙文《西方天文学伪史考——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演变逻辑》提出：明学-西学→西学中源→西学西源。

并解释道：明末来华传教士偷窃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明学，据为己有，却撒谎为其欧罗巴之西学，在清初“西学中源”的压力下，编造西方伪史，以图实现“西学西源”，欺骗中国人、他们自己和世人，真可谓欺世盗名。

在拙文《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中，我又把“西学西源”细化为两个阶段，即：西方编造西方伪史即伪造“西学西源”（其实质是明学西源）的谎言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教士来华编造谎言，始于17世纪；第二阶段，是西方人在欧洲编造谎言，始于18世纪末

现在我想讨论的是，到底是先有“西学中源”，还是“西学西源”？既然我把“西学西源”的第一阶段定为17世纪，而“西学中源”也是17世纪，那么，谁更早呢？孰先孰后呢？此前我认为，“西学西源”是迫于“西学中源”的压力，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要强行精确而无可辩驳地说孰先孰后，恐怕强人所难，因为很多都已经交织在一起，但是，就较为系统性的阐述而言，我认为，先有“西学西源”，其后才“西学中源”。较为系统的阐述源于王锡阐（见上引文），更为系统的阐述源于梅文鼎。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义、和仲叔分宅四方，义仲、义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百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则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欲为之也。义、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秀求野之意也，故备论也。” （《明史·卷三十一·志第七·历一》）

“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

“算术本自中土传自远西，而彼中学者专心致志群萃州处而为之” （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一，谢《律吕正义》劄子，乾隆刊本）

“论西厯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学”、“论中土厯法得传入西国之由”（梅文鼎，《历算全书·历学疑问补上》）

也许，有人会嘲笑《明史》和梅文鼎会远溯尧帝、三代、周末、秦火，称之为梅文鼎的设想、想象，殊不知，这是以来华传教士的撒谎欺骗为基础和前提的，来华传教士先撒谎编造汉顺帝时“托勒密”等西人天文学家在先，才会有此说于后。要搞清楚前因后果，缘起缘灭，不能掐头去尾，截取某一段进行嘲笑。如果这值得嘲笑，那么来华传教士偷窃撒谎欺骗更可笑可鄙！不能只嘲笑黄宗羲、方以智、康熙、梅文鼎等设想、想象，而不去鄙视来华传教士撒谎欺骗。

我们绝不能把传教士想象成“傻白甜”，绝不能把传教士或西方人的证据予以一概承认，绝不能把中国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传教士亲口承认“西学中源”的证言以各种理由予以否认，绝不能把中国学人证明“西学中源”的证据以各种理由予以否定。对于像这种“罗生门”事件，必须平等对待各类证据，同时，必须找到妥当方法予以鉴别。我认为，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我在拙文《鉴定西方伪史的窍门绝招》提到的“十二大转型”，以及拙文《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提到的分辨三法。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满清扶持重用传教士使其垄断清朝的中国科学技术，是西方人撒谎编造“西学西源”的重要动力来源。

实际上，尧时、三代、周末、秦火，还有唐、宋、元都不曾有中土典籍远播欧洲，即使有，也是非常零碎，不成系统，难以学习、理解和领会，有聊胜于无。因此，明末之前，中法并没有传入欧洲，所谓“西学”实乃明末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系统性留学、偷窃，实乃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西学实乃明学：明学-西学。

中学西源——中华文明西来说

在拙文《“西来说”，到底是学术，还是政治？》中，我回顾了西方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大致情况，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埃及说”和“巴比伦说”。现在看来，1840年之前那些非宗教非神话貌似学术的所谓中华文明源于埃及说都是伪史，是西方伪造文献或文献断代错误所致，实际上，这些说法应始于埃及学诞生之后，即1822年商博良伪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之后。

我认为，真正明确可信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应该始于1880年代年拉克伯里（T.de.Lacouperie）著作的出版，详见《人种与文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学说传入中国后的若干问题》。因为，此时埃及学（1822）和亚述学（1857）都已经诞生，且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已经下降，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沦为二流国家。1913年，牛津大学的C.J.Ball在《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中，通过比较古代中国文字与苏美尔会意文字的相似之处来巩固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邹诗鹏，《文明的自识与自信——“中国文明西来说”及其评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01期）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李祖白的《天学传概》以天主教的宗教神话传说为依据，进行牵强附会，提出“方开辟时，初人子孙，聚处如德亚”、“惟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李祖白，《天学传概》）

李祖白之所以会作出这种表述，完全是被来华传教士教唆和欺骗的结果：“中国史册不载伏羲为如德亚之苗商，但就理而言，在大地间既有最初人，中国亦有最初人。天地间之最初人，必有居住之地，但在中国不见传。据西洋传教士言，最初人生于如德亚国后因生齿日繁，遂分布至天下，云云。”（《刑部题为审理传布天主教及置闰、立春、依西洋新法等案事密本》，“满文密本档”卷137，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11页）

可见，李祖白被传教士忽悠瘸了，其“中国人源于如德亚说”完全是宗教神话性的，此亦可窥见传教士的愚昧、迷信、无知以及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情结。

来华传教士和李祖白以天主教神话为依据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固然不足为凭，19-20世纪披着学术外衣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亦不足为凭，为何？因为，其一，所谓德国教士A.Kircher的1654年的《埃及之谜》和1667年的《中国图说》、1716年法国主教阿夫郎什·胡爱（Huet）《古代商业航海史》、1758年Joseph de Guignes的《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等都是19世纪埃及学的产物，是19世纪中叶的著作伪托于17-18世纪；其二，19-20世纪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是建立在19世纪才诞生的埃及学和亚述学的基础之上，而埃及学和亚述学无论在考古上还是古文字破译上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所谓古文字破译系牵强附会、根本不科学，所谓考古学也根本不科学，西方真正科学的考古学诞生于1890年代，而即使在1890年诞生科学的考古学，也只是科学化之始，但依然不科学，因为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和碳十四测年都还未诞生。

20世纪晚期诞生的分子人类学支持的所谓“现代人类出非洲说”，现在已经面临重大挑战，因为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假设的，任何理论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现在流行的分子人类学理论的前提假设是随机突变，但是，事实上不是或正面临严重挑战。现在流行的分子人类学理论的推论是“出非洲说”，但是，现在古DNA测定不支持！

所以，无论清初的来华传教士和李祖白基于宗教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还是19-20世纪的西方人基于埃及学、亚述学、印欧假说或考古学（彩陶）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抑或20世纪晚期以来基于分子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出非洲说”或“人类出非洲说”，都是非科学、不可信的，其实质是欧洲人民族主义的产物，而科学和学术因此而沦丧为其婢女、奴隶、工具，是披着学术外衣的神话。一句话，19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中华文化西来说”是西方经历启蒙运动之后而开化、理性化、世俗化、科学化，进而在19-20世纪借助西方最新学术发展成果（语言学、考古学、伪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妄图使17世纪来华传教士和李祖白的宗教神话之说理性化、世俗化、科学化、学术化的产物，是宗教神话的继续。

从中国学术发展脉络史看，某种意义上，“中华文明西来说”是西方偷窃明代中国知识为“西学”并撒谎编造“西学西源”而被“西学中源”压制之后的报复，这就是西方伪造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欧文明、人类出非洲说的总动机。

对此，我颇为赞同考狄（Henry Cordier）的如下论述：

“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动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新说蔚起，天花乱坠，直至今日而未尝或已。遂予吾辈以人类无知与科学未备所发生之痴愚一种罕见之实例。”（《何炳松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由此可见，西方虽然什么也不说，但心机深沉，暗中较劲，伪造出比尧帝、甚至黄帝更悠久的文明，静悄悄地反把“西学中源”说给压制了，把中华文明给压制了，针对中国之意味可谓用心良苦啊，民族主义情绪之偏执堪称空前绝后。无论是宗教版的“西来说”，还是披着学术外衣的“科学版”的“西来说”，其本质均为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而罗杰灵、刘光保和易华之流就是当代的李祖白（绞刑而死），其必将沦为笑柄，遗臭万年。无论形形色色“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什么面目出现，唯一不变的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故“中华文明西来说”背后的实质是西方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而附和的中国人就是逆向种族主义和文化自卑。

实际上，西方不少论著批判“中华文明西来说”，但是，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媒体界、出版界的强力控制下，难见天日。如法累累（Nicolas Freret）之批判基尔什尔( Athanase Kircher )，巴累囊（Dominique Parrenin）之批判美朗（Jean-Jaeques D'Ortous,Sieur de Mairan)，骚德累（Leroux Deshauterayes）之批判得经（M.de Guignes)。法国人德保（Gornelius de Pauw）在《埃及人与中国人之哲学研究》中直言“西来说”“毫无根据”。还有伏尔泰，考狄（Henri Cordier），罗素密（Leon Rossnoy)、威尔斯（Wells)、约翰·洛斯（ John Ross )、翟理斯（H.A.Giles）力主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尤其是洛斯，著有《中国民族的起源》(1916)，此著“反驳所有中华文明西来说”。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情绪或许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基本的文明底线和道德底线——不能伪造证据，不能伪造文献和考古，不能伪造年代。

结语

综上所述，今修正拙文《西方天文学伪史考——中西宇宙模型的演变逻辑》中“明学-西学→西学中源→西学西源”的说法，即：明学-西学（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学西源（17世纪初）→西学中源（17世纪60年代）→中学西源（19世纪中晚期）。

其中，“西学西源”分成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来华传教士编造谎言，始于17世纪；第二阶段，是西方人在欧洲编造谎言，始于18世纪末。

所谓西方伪史的根源在中国的第一层含义是，首先是来华传教士撒谎编造了西方伪史，也就是上述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18世纪末，在欧洲的西方人根据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来华传教士的谎言继续撒谎编造西方伪史。

所谓西方伪史的根源在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欧洲人根据中国历史形式和历史理论模仿中国历史来编造西方伪史，如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如注疏考据，如罗马帝国模仿大汉帝国、蛮族入侵模仿五胡乱华等等。

所谓西方伪史的根源在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是，来华传教士在华抄袭偷窃翻译创作各类著作并输送回欧洲，却谎称为“七千余部西书来华”，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西方早期文献（19世纪之前）都是源于来华传教士的手稿，用的是中国笔、中国纸、中国墨、中国印刷技术和设备。

所谓西方伪史的根源在中国的第四层含义是，来华传教士均谙熟汉语、中文、文言文。曾经（19世纪前中期之前），在欧洲人眼里，汉语就是世界语。来华传教士以汉语中文交流、创作、思考，以中文汉语为模板为欧洲语言改革和理论建构服务。

所谓西方伪史的根源在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欧洲人谙熟中国历史文献，甚至远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以中国历史和文献作为其思考人类文明思想和科学技术研发的素材，从而启动发散思维，如岁月如梭，又如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式的“大逻辑”与程朱理学的关于理气诚的关系。

所谓西方伪史的根源在中国的第六层含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发展的前因后果都要在中国才能找到真正的解释和得到真正的理解。

关于西方伪史的框架脉络逻辑，本公众号已有诸多文章作出论述：1.西方古代伪史的基本逻辑——变色龙； 2.西方伪史的全部逻辑——西方伪史论； 3.《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 4.希罗多德《历史》成书于17世纪之后； 5.西方伪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基本框架； 6.西方伪史的框架脉络逻辑； 7.鉴定西方伪史的窍门绝招； 8.西方天文学伪史考——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演变逻辑； 9.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

这些都是基于我在不同阶段研究的心得体会，可谓耗费心力，加上本文，中西方学术的总框架总脉络总逻辑，已经较为彻底地论述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