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宗教界是主体。作为宗教界代表人士，我们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增强使命感和主动性，积极主动作为，不断拓展宗教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本文拟就“坚持与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这一命题，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我们可以和“佛教印度化”或“佛教斯里兰卡化”“佛教泰国化”“佛教日本化”“佛教韩国化”等提法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佛教的根本精髓与核心要义虽然是一样的，但在不同的国家，佛教所显现的形象是不同的。

那么，不同国家佛教的形象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宗教学的观点看，主要是在理念观点、组织制度、言行举止、体验经验等四个方面。正是在以上四个方面，佛教体现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举例来说，中国化的佛教——在理念观念上，看重孝道；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有作，就可以日食三餐；持守素食。印度佛教，未必如此。在组织制度上，有皇宫、孔庙式的寺院，有两序大众系统，有丛林规约，有中式僧装。印度佛教，没有这样。在言行举止上，我们念的是中文经典，合掌称“阿弥陀佛”，我们禅堂跑香很特别，我们拜佛有我们的方式。印度佛教，不同于此。在体验经验上，有拜忏、打水陆、佛七、抄经等，印度佛教没有这些法会活动，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这些都是中国化的形塑具象表现，如果要更深入了解什么是“佛教中国化”，我们可以深入学修八大宗派如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中国化的经典如《六祖坛经》《百丈清规》等，以及禅宗中的五大宗派如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还有四大禅法即“默照”“话头”“念佛”和“止观”。

总之，佛教中国化，就是指佛教核心教义、主体精神在中国国情下，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道德、习俗等有机融合后产生的佛教新思想新形式。也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时代化。如宋明以来的“三教融合”、近现代的“人间佛教”，都是佛教中国化后的典型表现形式。

当今时代，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融入“三爱”“四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运用中国语言、中国表达，对佛教经典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使广大信众正确把握佛教核心教义，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八闽“福”文化熏陶，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积极倡导中国化形塑，推动佛教在建筑、服饰、音乐、雕塑、绘画、装饰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佛教如果“逆中国化”会是什么后果？

从世界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本土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现时发生和进行的现象。古往今来，各宗教在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扎根中华沃土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明末清初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播天主教，他比较开放、圆融，重视中西文明对话，所以他的传教历程就比较顺利。但到了清朝，天主教罗马教廷就“中国传统礼仪如祭祖是否违背天主教教义”产生了争论。争论由天主教内部之争，发展为罗马教廷与清廷的对抗，最终清廷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这就是“礼仪之争”。罗马教廷误判中国的文化、习俗、国情、社情，只以西方的传教方式行之，当然要碰壁。佛教初入中国，也曾与中华文化产生过矛盾冲突，如佛教要求僧人不婚、剃除须发等，就不符合儒家伦理。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释儒不融和。后来，佛教对此作了合理的解释，认为僧人虽无儿女，但有徒子徒孙，不为小家，是为大家。僧人剃发出家，是为了报恩父母，不是小孝，是大孝。由于佛教采取了正确的中国化的路线，没有“逆中国化”，才得到内外宽松空间，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得到了发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不解国情、社情、党情、世情、教情，不理解“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当代价值与深刻时代含义，那么，佛教的有序传承与健康发展，便成为问题。佛教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担当社会责任，也将成为空谈。

三、由谁推进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事业，需要有人去推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那么，推进佛教中国化主体是谁呢？我认为，主要是如下“三界”，即：政界——党和政府积极引领，起引导作用；学界——学术界专家学者智力帮助，建言献策，起辅助作用；教界——佛教僧团的自觉推进，起主体作用。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宗教工作，鼓励我国宗教顺应时代发展变革对自身进行必要调整，以跟上时代发展节奏，实现自身更好地健康传承。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比如：《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宗教院校管理办法》《宗教团体管理办法》等，为宗教事务依法规范开展提供了遵循。

学界在宗教中国化中起到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近年来，学界对佛教中国化的重点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给予政界、教界很多的智力帮助。宗教界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经常可以看到专家学者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还有不少专家学者有相关的著作面世。这些专家智库，对佛教中国化的推进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佛教界应加强与学界的交流互动。

推进佛教中国化，主体是佛教界自身。佛教界要“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要对标“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切实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要本着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勇气，自省、反思、审视、检查一下佛教界的现状，是否有忘了初心、离了本心的地方。要向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学习，从圆瑛大师、太虚大师、赵朴初居士等在人间佛教这一佛教中国化道路上的执着求索中汲取智慧，弘扬爱国爱教、守法持戒、服务社会、济度人群以及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对外交往等的优良传统，努力阐发和实现人间佛教的时代价值。要积极开展对台港澳和海外交流，服务祖国的统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世界和平。

推进佛教中国化，是个重大的课题。佛教在过去做到了较好相适应，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当今中国佛教只有立足中华大地，融汇中华文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坚定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与党同心、与祖国同向、与人民同行，才能实现自身健康传承的良好愿景。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自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在路上。作为宗教界一员，我们应勇担历史使命，坚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我坚信，在新时代，中国佛教，必将助益“东方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力量”的形成，造福祖国、和合世界，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