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中院民一庭副庭长谌宏民，被所在的中院以“接受媒体采访后私自宴请记者，并在醉酒后发表不实言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为由，记大过处分，提请免去副庭长职务，调离审判岗位。昨天这份通报被曝后，有网友质疑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漯河中院在《关于“漯河法官感慨领导乱打招呼法官难做”调查结果的通报》中明确表示，对于谌宏民的处理，是根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106条之规定实施的。仔细阅读处分条例你会发现，第106条之前，都有相对应的具体行为，唯独这条最笼统——有其他违反管理秩序和社会行为的。看来中院在处理谌宏民时，并没找到相应的硬杠杠。争议恐怕就在这里。
通报所指的“不实言论”，相关报道如此叙述：一场借款纠纷，被告还款30万，尚欠125万，双方闹到了法庭。区法院一审判被告程建伟偿还原告125万及利息，结果到了中院二审，也就是谌宏民手上，判决被告还款连本带息缩水至96.35万。谁知被告还是“强烈不满”，直接向省高院控告谌宏民“枉法裁判”。于是便有了谌宏民接受记者采访过后的一番“大倒苦水”。
谌宏民说，被告“是省会某领导的亲戚，这领导给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邵成山打招呼，邵主任给法院主管院长王晔打招呼让关照，王又给我打招呼让关照。你说我不听能行吗？！老弟，当法官真难呀！”
感慨“一片苦心、两边都不落好”的谌宏民，不论是酒后吐的真言还是胡言，都指名道姓了，公开报道了，漯河中院在监督面前不是还原真相，而是只字不提来龙去脉，戟起了内部处罚大刀。舆论为之哗然，便在情理之中。
谌宏伟满腹怨情，梳理起来并不难。从源头查，这个欠人125万、能够在二审改判只需返还本息96.35万的被告程建伟，与省会某领导有没有亲戚关系，排查起来并不难。从末梢查，漯河中院主管院长有没有让谌宏民关照这个被谌视作“判得最失败的案件”，查起来也不难。这两个端口查清楚了，省领导有没有给市人大的领导打招呼、市人大领导有没有给中院领导打招呼，信息对接起来就不难了。
问题是，这个层层剥皮的过程由谁来完成？是谌宏民必须提供的事实依据，还是漯河中院面对法官怨言和舆论监督时必须提供的自身清白证据？这也是这纸通报究竟属于“家法侍候”还是“依法处置”的性质所在。
严格说来，谌宏民所吐之言，与酒前还是酒后无关。根据最高法《落实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法院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宴请等活动”。而漯河中院的通报，有几点关系并没厘清。一，法官有没有宴请记者的权利。如果有，就不应该成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被处理理由。而从最高法规定来看，谌宏民显然不在违禁之列。二，谌言之虚实，与醉酒前或者醉酒后、与“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有没有关系。如果谌言不实，那么，漯河中院需要讲清的是哪句不实、为什么不实、事实又是怎样，而不是以酒前还是酒后来定性。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究竟是谌的言论，还是言论被媒体所公开报道？诸如此类的法律常识，漯河中院作为司法机关，应该很清楚自己这份通报，本身究竟有多少法律的漏洞。
在案件双方当事人都不服二审判决、均已申请再审、中院再启审查程序的当口，谌宏民被下课，漯河中院的理由、与这个案子二审被改还款数字缩水、与究竟有没有权力干预司法，都还欠着社会一个清白的交待。
一个法官醉话之后的下课理由都摊不开来、站不住脚，人们难免对法庭上这杆天平的公平性，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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