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有上等才智的人，听了“道”的理论就努力去实行；中等才智的人，听了“道”的理论会将信将疑；下等才智之人，听了“道”的理论定会哈哈大笑。不被愚蠢的人嘲笑，那就不足以称其为“道”了。

老子所说的“道”，比较玄妙，能配得老子“上士”这一称呼的人，从古至今有多少？可能是多乎哉？不多也。

我们不说这么高深的“道”，只就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道理讲，其实情况也大致如此。

只要是人，难免犯错，甚至偶尔会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聪明人犯错之后，怎有人从旁边轻轻一点，会马上醒悟过来，而才智一般的人，就须要听人详详细细地解说一番后才能明白，而最愚蠢的人，就算你掰开揉碎了讲，他还是不会明白，还是固守己见。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无须“移”，下愚不能“移”。

关于我们大树园槽门前的四对（八块）石板夹，我专门写过一篇考证的短文，从园内历史，人物传说，石板夹的构造及型状，以及石板夹所处的位置，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四对石夹板是旗杆夹，而不是什么下马石或者什么栓马石。已经说过的，在这里就不再重复。

在这里只补充两条证据，一条出自是《儒林外史》，这本书的第五章有一处关于“出贡”竖旗杆的描写，以及对“出贡竖旗杆”的注释。从这段描写和注释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清朝，不仅进士与举人可以在自家祠堂或家门前竖旗杆，贡生和监生等有功名的人，也是可以在祠堂或家门前竖立旗杆的。而尼山公的四个儿子，正是监生。完全有竖旗杆的资格。

另一条是现存于广州市某姓祠堂前的刁斗旗杆。这家人的祖先官至一品，旗杆自然很高，但看那对固定刁斗旗杆的旗杆夹，我们是不是觉得眼熟，其型状与我们大树门前的石板夹是不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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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一下五修谱里对我们大树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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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错误不是一条两条，既然前面已说到四对（八块）旗杆石，那就从这里说起吧，文中说是“栓马桩四个”，是“栓马桩”还是旗杆夹，前面已说得够多了，这里就不再说了，只说那“四个”，数词量词就不匹配，要说“四”，后面得用“对”，要说“个”（块），前面就得用“八”，那“四对（八块）”旗杆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还全部在，也就是说现在五十上下的人都见过（其中难免有人可能记不起了），我本人就清楚地记得。六十以上的人就应该全都一清二楚，更别说七老八十的人了，所以，园中清楚这一事实的人，现在还有大把人在，年青人可以去问问自家父兄。

这四对（八块）旗杆夹，有“两对（四块）”毁于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另外那“两对（四块），园中二十多岁的人都应该记得，这里就不多说。

用“四个”这么模糊的表述，很容易让那些二十多岁的年青误解，认为文中所说的“四个”，就是他们见到那“四个（两对）”。这样表述，是用词不当？还是煞费苦心，有意要掩盖点什么呢？

再说“大树园”的建造者，说大树园是汉林公所建，虽然没错，但不全面，事实上“大树园”的许多主要建筑是汉林公之子以文公所建，而文中提到的“步美宣城”这块匾，就是以文公的，是当时的湘乡知县所赠。一修谱中的《以文公传》里有明确记载。

说起大树园中的匾，文中提到了已经丢失的那块，说五十年代某时期还在。那时候当然还在，但不精准，因为六十年代初还在。知道这一点人，大树园里也还大有人在。

除了上面那两块匾之外，其实还有一块匾，而且现在保存完好，这就是我高祖母的“旌表节孝”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伯父冒着风险才把这块匾保存下来。在八十年代中期重新悬挂于原处，大树园正门之上（偏左），这块匾为当时官方所赠，从“奉旨”两字可以看出。不知为何，文中却隐而不提。如果说是因为那个“节孝”已不合现在的潮流，但“现在”是由“过去”延续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记录历史。没有人会认为要回到过去。

现在并没有人要抱着那个时代的“节孝”不放，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家族的一段伤心往事，我高祖去世时，才三十出头，我曾祖和曾伯祖都还是几岁大的孩童，高祖母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抚育成人。而兄弟两人成年之后，为母亲请下这个“旌表节孝”匾，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崇敬，想留下一个永恒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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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壮士英雄，高喊的是“惩恶扬善”，儒家经典《中庸》教育大家要“隐恶扬善。”“扬善”是一致的，“惩恶”与“隐恶”也来必完全相反。据说孔夫子作《春秋》，就可以使乱臣贼子惧。说明并不是对所有的“恶”，他都会“隐”。有时不仅不隐，对一些内心阴险，还会把他们隐藏于心的隐恶特意揭露出来，昭告于世，帮助世人认识这些人的丑恶嘴脸，这就是有名的“诛心”。

如果“隐恶扬善”完全变成了“纵恶隐善”，那就只能使仁人孝子哭，而使奸人贼子笑了。

现在不搞“诛心之论”，只就事论事，上面那则介绍大树园的短文，可以说完全暴露了作者在知识这的欠缺、见识的浅薄，以及作事的极其不负责任，至于其用心何在，就只好说“不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