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查询》“御赐纯一堂制”款查考
(2015-12-24 1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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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赐纯一堂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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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窑与康熙官窑关系考释
一、“郎窑”名称的由来及其主角——郎廷极
“郎窑”是康熙一朝最耐人寻味的一段窑事,至今依然扑朔迷离,其主角为郎廷极(图1),字紫衡,号北轩,盛京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家世显赫,隶镶黄旗汉军籍。郎氏19岁即以门荫授江宁同知,后荐升云南顺宁知府,并先后为官福建、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由浙江布政使升江西巡抚,驻南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兼任两江总督,调驻江宁(南京)。同年十月,郎氏出任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三年后(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任内。9
“郎窑”发生在郎氏出任江西巡抚的八年任内之事(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但不见于正史记载,在郎氏墓志铭、传记及所撰文集当中皆无提及。对于“郎窑”的记载,只有康熙时期的两则文献为原始之信史,是研究“郎窑”的基础资料。援引如下:
一为刘廷玑《在园杂记》“卷四”曰:
“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询之乃郎窑也。又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10
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汉军镶红旗人,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四年间(1701—1705年)曾任江西按察使,与郎廷极在南昌共事一年,撰有《在园杂志》,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一为许谨斋撰《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诗曰:
“宣成窑器夸前朝,收藏价比妤琳高;
元精融冶三百载,迩来杰出推郎窑。
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衡鉴精;
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年内纷纵横。
范金合土陶最古,虞夏周秦谁复数;
约略官钧定汝柴,零落人间搜出土。
中丞嗜古得遗意,政治余闲程艺事;
地水风火凝四大,敏手居然称国器。
比视成宣欲乱真,乾坤万象归陶甄;
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
尧咨工訹明化理,舜叙百揆陶河滨;
考工用补冬宫阙,中丞材具拟其伦。
俗工慕效争埏埴,百金一器何由得;
淮海书生买不能,恭承嘉惠犹能识。”11
许氏另有《戏赠叶生》六首之三:
“新来陶器仿前朝,
混入成宣价更高。
占断江南有开府,
lsquo;熊窑’端不及‘郎窑’。”12
许谨斋,名志进,字念中,山阳人,康熙三十年进士,与郎氏诗词上多有唱和,其诗稿里存《赠北轩郎中丞》等诗达十五首之多,足见其为郎氏好友,关系亲密,故许氏诗词所述当足采信。上述二诗成诗时间为康熙癸巳年,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二、郎窑研究之学术回顾
由于郎窑无明确官方记载,以致后世众说纷纭,错乱附会,不乏可笑之例。真正开启对郎窑学术研究者,当推已故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童氏发表《郎窑考》(1947年)、《郎窑再考》(1948年),最后整理收入其《清初官窑瓷器史上几个问题的研究》一文(1957年)13,确认郎窑为郎廷极所属,界定郎窑存在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点明郎窑摹仿明宣德、成化瓷的特性,并对其式样(品种)勾勒出三大类。限于当时信息所限,童氏未能联系相关实物,仅侧重文献考据方面的论述,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
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先生则是郎窑研究的深入者。陆氏于1996年发表《郎窑及其作品研究——新数据的发现与启示》14,藉原范季融旧藏明项圣谟《胥樵遗墨》册页所存郎氏翰墨、印鉴,考证出纯一堂为郎廷极所属,此为陆氏对郎窑研究之最大贡献,并将明确为郎氏订造的署款瓷器罗列出来,予人对郎窑有一个实体概念,是研究郎窑必读之作。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对郎窑关注已久15,在陆氏撰写上文之时已经认识颇深,并于2003年前后将“御赐纯一堂”的产生缘由、使用时间的文献做了更进一步的考证,为迄今研究郎窑最翔实之作。
三、郎窑——郎廷极的私家堂款作品
上述陆、林二位先生对郎窑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考证出郎廷极的私人家堂款瓷器,拨开了郎窑研究的新思路。现将已知的“郎窑”私家堂款作品罗列如下:
I.“御赐纯一堂”款
过墙丹凤翠竹斗笠杯,所见品类有青花和斗彩两种,北京故宫博物院(图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图3)及私人均有收藏。
林氏考证出“纯一堂”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之际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江西通志》记载:“……四十六年四月御书赐巡抚郎廷极‘布泽西江’匾额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会洽鄱湖澍雨多’。廷极并将四十二年为浙藩时御赐‘纯一堂’及‘清慎’二字皆钩摹悬诸厅事。”16(图4)故“御赐纯一堂”款的使用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
自此“御赐纯一堂”成为郎氏最为荣耀之身份象征,并篆刻为章,与翰墨相随,除了前揭项氏遗墨册页留有实证,亦另见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乌程陈焯《湘管斋寓赏编》的记述:“康熙乙酉(康熙四十四年)春日,广宁郎廷极题《七子度关图》绢本,画极秀润,树石亦精……郎跋楷书十行,前用‘御赐纯一堂’长方朱文印,印后用白文‘郎廷极印’,印红文‘紫衡’印。”
II.“御赐纯一堂珍藏”“大清康熙年制”二款合一
此类款识现知有二例:
一为霁蓝釉弦纹盉碗,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竹月堂(图5)有收藏;
一为霁蓝釉宫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图6)有收藏。
III.“御赐纯一堂藏”款
仿影青釉浮雕饕餮纹出戟三足鼎式炉,梁氏正观堂藏品(图7)。
该器于2010年9月出土于淮安河下古镇,位于漕运总督府旧址的西北隅,应为郎氏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赴任漕运总督后带去。其写款颇为独特,是近年新发现的重要材料,为我们了解郎窑署款作品的多样性提供了参考。式样与装饰皆体现浓厚的摹古之气息。款字运笔挥洒遒劲,与第二类霁蓝釉器皿的写款一致。
IV.“振鹭”款
斗彩团夔龙纹杯(图8),为胡氏暂得楼惠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
“振鹭堂”为郎氏的另一堂号。原范季融先生旧藏(现为上海博物馆藏品)项圣谟《胥樵遗墨》册中附有郎氏翰墨,引首章为阳文“振鹭堂”(图9)。
“振鹭”一词,见于《诗•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孔颖达疏:“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鹭鸟往飞也……美威仪之人臣而助祭王庙亦得其宜也。”后因以“振鹭”喻在朝的操行纯洁的贤人。如宋•王禹偁《送郝校书从事相州》诗:“金台莫作多时计,非久应归振鹭行。”明•高启《送前进士夏尚之归宜春》诗:“故国归鸿少,新朝振鹭多。”
郎氏取此为堂号既有自勉之意,亦见其为官清廉之品行,正与“纯一”之义呼应。纯一是指为人纯朴、单纯。汉•王充《论衡•本性》:“初禀天然之姿,受纯一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晋•干宝《晋纪总论》:“汉滨之女,守洁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故“振鹭”与“纯一”寓意义理互见。
以上内容节选自 “
英国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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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为传世未见之孤品，小巧别致，线条优美，成型考究，腹部上下各突出一道扁平弦线，为含蓄素雅的造型平添变化之美，弦线之内则为一圈璎珞纹，其下为种子文装饰，疏朗清新，若隐若现。釉色莹白犹如凝脂，气息高贵，脱俗不凡。底部青花双圈内以长方倭角双框围饰“御赐纯一堂”楷书款，结构为“T”形布局。
依据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二人之考证，“纯一堂”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之际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因是皇帝赏赐，故署以“御赐”二字，以示恩宠。《江西通志》记载：“……四十六年四月御书赐巡抚郎廷极‘布泽西江’匾额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会洽鄱湖澍雨多’。廷极并将四十二年为浙藩时御赐‘纯一堂’及‘清慎’二字皆钩摹悬诸厅事。”故“御赐纯一堂”款的使用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自此“御赐纯一堂”成为郎氏最为荣耀之身份象征，并篆刻为章，与翰墨相随，郎窑设立之后，又在郎氏自治瓷器之中开始使用。
根据现存实物可知，与本品写款式样相同的郎窑私物主要为翠竹丹凤纹斗笠碗，见有青花与斗彩二类，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亦见数例为私人收藏。细察彼此写款，发现本品的写款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郎窑青花丹凤翠竹图斗笠式茶碗”最为接近。首先，在形式上一致，两者都是长方倭角双框写款；第二，“纯”字最上面的笔划“一”是平写的，而且显得短小（图二），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郎窑斗彩丹凤翠竹图斗笠式茶碗”为长方形双框写款，“纯”字最上面的笔划“一”则是写成“丿”（图三）；第三，故宫藏品的款式方框内空间稍见宽敞，而本品与文物馆藏品则显得紧促，可见郎窑写款至少存在两种风格，故本品之式样仍没有游离其外，诚属所依有据，与文物馆藏品之写款应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今人对当年郎窑私物的烧制情况当然无法猜测，如需进一步了解必须不要仅固于既有的认识去发现新材料。例如郎窑私物之前仅见“御赐纯一堂”和“御赐纯一堂、大清康熙年制”二款合一两种式样，但2010年9月出土于淮安河下古镇漕运总督府旧址西北隅的“粉青釉剔刻饕餮纹出戟三足鼎式残炉”底款则为“御赐纯一堂藏”，亦为此前未所经见（梁氏正观堂藏品，见前引书第108页，Ⅲ-2）。该器应为郎氏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赴任漕运总督后带去，写款颇为独特，造型、纹饰与色釉皆是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了解郎窑私物的多样性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参考，所以我们对郎窑私物必须报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去发现。
本品与上述粉青残炉一样属于郎窑私物的孤品，至今未见同类出现，由此启迪我们，郎窑私物当中的琢器（瓶、罐、尊、炉之类）作为陈设观赏之用，属于文人雅玩之列，最忌相同之作，不会重复烧造，与杯、碗类必须成套使用的目的不同，故而使用功能已经决定其生产性质与数量。本品是为近年新发现的重要材料，进一步得以丰富郎窑私物之内涵，所具之学术价值极高，其等级毫不亚于雍干督陶官唐英之私物。郎氏本人嗜古成性，深谙艺事，郎窑私物最能体现其艺术审美品味，故而研究与诠释本品必将为世人展现出郎氏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
（黄清华 撰）
依据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二人之考证，“纯一堂”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之际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因是皇帝赏赐，故署以“御赐”二字，以示恩宠。《江西通志》记载：“……四十六年四月御书赐巡抚郎廷极‘布泽西江’匾额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会洽鄱湖澍雨多’。廷极并将四十二年为浙藩时御赐‘纯一堂’及‘清慎’二字皆钩摹悬诸厅事。”故“御赐纯一堂”款的使用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自此“御赐纯一堂”成为郎氏最为荣耀之身份象征，并篆刻为章，与翰墨相随，郎窑设立之后，又在郎氏自治瓷器之中开始使用。
根据现存实物可知，与本品写款式样相同的郎窑私物主要为翠竹丹凤纹斗笠碗，见有青花与斗彩二类，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亦见数例为私人收藏。细察彼此写款，发现本品的写款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郎窑青花丹凤翠竹图斗笠式茶碗”最为接近。首先，在形式上一致，两者都是长方倭角双框写款；第二，“纯”字最上面的笔划“一”是平写的，而且显得短小（图二），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郎窑斗彩丹凤翠竹图斗笠式茶碗”为长方形双框写款，“纯”字最上面的笔划“一”则是写成“丿”（图三）；第三，故宫藏品的款式方框内空间稍见宽敞，而本品与文物馆藏品则显得紧促，可见郎窑写款至少存在两种风格，故本品之式样仍没有游离其外，诚属所依有据，与文物馆藏品之写款应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今人对当年郎窑私物的烧制情况当然无法猜测，如需进一步了解必须不要仅固于既有的认识去发现新材料。例如郎窑私物之前仅见“御赐纯一堂”和“御赐纯一堂、大清康熙年制”二款合一两种式样，但2010年9月出土于淮安河下古镇漕运总督府旧址西北隅的“粉青釉剔刻饕餮纹出戟三足鼎式残炉”底款则为“御赐纯一堂藏”，亦为此前未所经见（梁氏正观堂藏品，见前引书第108页，Ⅲ-2）。该器应为郎氏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赴任漕运总督后带去，写款颇为独特，造型、纹饰与色釉皆是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了解郎窑私物的多样性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参考，所以我们对郎窑私物必须报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去发现。
本品与上述粉青残炉一样属于郎窑私物的孤品，至今未见同类出现，由此启迪我们，郎窑私物当中的琢器（瓶、罐、尊、炉之类）作为陈设观赏之用，属于文人雅玩之列，最忌相同之作，不会重复烧造，与杯、碗类必须成套使用的目的不同，故而使用功能已经决定其生产性质与数量。本品是为近年新发现的重要材料，进一步得以丰富郎窑私物之内涵，所具之学术价值极高，其等级毫不亚于雍干督陶官唐英之私物。郎氏本人嗜古成性，深谙艺事，郎窑私物最能体现其艺术审美品味，故而研究与诠释本品必将为世人展现出郎氏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
（黄清华 撰）
郎窑，为时任江西巡抚郎廷极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奉命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烧造贺寿御瓷而设立，期间兼以烧造摹仿明代宣成二窑水平高超而着称。郎窑之主人——郎廷极（图一），字紫衡，号北轩，盛京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家世显赫，隶镶黄旗汉军籍。郎氏19岁即以门荫授江宁同知，后荐升云南顺宁知府，并先后为官福建、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由浙江布政使升江西巡抚，驻南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兼任两江总督，调驻江宁（南京）。同年十月，郎氏出任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三年后（1715年）卒于任内。
郎窑发生在郎氏出任江西巡抚的八年任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其作品设计精妙，制作考究，摹古成就显赫，成为康熙一朝继“臧窑”之后又一辉煌之创举。对其摹古水平，时人刘廷玑《在园杂记》“卷四”曰赞叹“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关于郎氏与郎窑的具体情况、考证请参阅黄清华先生《郎窑与康熙官窑关系考释》一文，见《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页18-29）
郎窑除了为公烧造贺寿御瓷与摹古宣成窑器以外，尚有设计烧造署写“御赐纯一堂”款之私物，流传至今见青花、斗彩翠竹丹凤纹斗笠碗、霁蓝釉碗、模印饕餮纹三足炉等十数件，由于前后烧造时间不过三年，存世数量罕少，故而目前对郎窑私物之了解极为有限，而本品则是新近发现一款非常重要的郎窑私物，为我们窥知郎窑私物之面貌提供极为难得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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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山的博客
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7284980102vybd.html
收藏的乐趣莫过于发现了，假如你能够从自己的收藏中印证一段历史，抑或是读懂了一些故事，这种喜悦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在我的收藏中，有一对斗彩斗笠小碗，图案丹凤青竹过墙，色彩艳丽，釉润光洁，实在是一件可玩可赏的把玩之物。有一底款书：御赐纯一堂，从画工图案来看应是康雍之间的作品，不过，在我收藏的时候，也不了解这堂名的来历，只是觉得它赏心悦目，好玩而已。时间长了，翻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纯一堂”是康熙皇帝赐给一位宠臣的私家堂号，而这位宠臣竟是康熙朝一代名窑的主持人，这只斗彩凤竹斗笠碗正是他的私作。
自明代中期以后，铜红釉的烧制技术几乎失传，一直到清初的康熙年间才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其中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是甚为成功的范例，而铜红釉在康熙朝重现光彩，就不得不提到郎廷极这位当时的景德镇督窑官了。郎廷极，就是以上所提到的那位宠臣，纯一堂的主人，堂号还见于郎氏的绘画作品或郎氏在元代绘画作品的题跋上，《江西通志》中也有明确记载。该书卷十九曰：“……四十六年四月御书赐巡抚郎廷极‘布泽西江’匾额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会洽鄱湖澍雨多’。廷极并将四十二年为浙藩时御赐‘纯一堂’及‘清慎’二字皆勾摹悬诸厅事。”由此可知，“纯一堂”系康熙四十二年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
郎虽官终漕运总督，而他的成就却在任江西巡抚督造官窑瓷器之时（公元1705—1712)，以自身的爱好勤奋和才华，在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间把高温铜红釉烧制成功，不但使早在200多年前明代中期就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烧造技术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成化年的器物也仿制得非常成功，竟有“与真无二”的说法，从而大大丰富了康熙一朝的陶瓷品种。
郎廷极的成就迎合了朝廷的需要，也使世人把郎廷极督窑这段时间的御窑称之为“郎窑”，这就是郎窑的来历。除了为公烧造贺寿御瓷和仿古成宣窑器外，郎窑也设计烧造一些署写“御赐纯一堂”款的私人之物，典型器物有斗彩翠竹丹凤纹斗笠碗，霁蓝釉碗等等，用于自玩和遣赠。
郎廷极卒于1715年任上，由于前后烧造时间不过三年，故“纯一堂”款瓷存世数量十分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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