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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窑》整理安南窑资料

(2015-04-07 11:34:02)
标签：

安南窑

青花

彩瓷

 分类： 11=明代瓷器资料
安南窑青花小考

中国西南毗邻的越南，以元青花瓷为范本，在陈朝(14世纪后半段)，一边应用釉下彩绘的技术，一边在半瓷胎的胎土上施白色化妆土，生产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青花瓷。此后，由于明代洪武帝的海禁政策，中国瓷器对海外出口量锐减，与此同时，特别在中东、近东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中国青花瓷依然广受欢迎，并有很大的需求。越南为了生产出中国青花瓷的替代品，不断提高窑业技术，至15世纪中期迎来了一个繁荣期。这与日本肥前的有田诸窑(所谓伊万里烧)在明清王朝交替时因景德镇瓷器输入停滞，为生产出景德镇瓷器的替代品而提高生产技术，并拓宽海外销路的状况一样。 
越南制瓷业在受中国制瓷业影响的同时，也生产出具有独特风格的青花瓷。随着近几年窑址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人指出越南青花瓷的独特风格应该很早就得以确立。著名的托普卡比宫所藏大和八年(1450年)铭的青花唐草纹天球瓶(图1)也证实了越南青花瓷在大越国黎王朝 (1428～1788年)期间得到了很大发展。 　　
下面以大阪馆藏越南青花双鸟纹盘为例，探讨中国元明时期对越南青花瓷的影响及越南青花瓷的发展。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现收藏8件越南瓷器，其中有4件青花瓷。而安宅藏珍中的青花双鸟纹盘(图2)，是15世纪越南青花瓷的代表作品，精美程度在越南青花中首屈一指。 　　此青花双鸟纹盘心以右旋的形式绘画一对飞翔的鹊鸟。这种构图在中国传统凤凰纹(双凤纹)中也常见。越南青花瓷的大盘，虽经常可见到采用中国元明时期青花瓷中双鱼纹(鱼藻纹)的形式，不过，也有故意采用回旋方式的范例。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青花四鸟纹盘上，4只鹊鸟旋绕，极为罕见 (图3)，可见回旋式构图是其一大嗜好。蓝雀的羽毛及其毛发都用细笔一笔一笔进行精细描绘。腹部稍稍留白，以稍粗的笔端勾勒轮廓。用线条的粗细和浓淡生动地体现了鸟的立体感。而双鸟纹的背景正是密布的海藻，可见越南青花瓷沿用了元青花瓷等鱼藻纹形式。14～15世纪的越南青花瓷中有部分作品的确忠实地模仿了元青花，而其中综合中国元明青花瓷部分要素并经过整合者更多，这也可以反映出越南对中国青花瓷的需求特征。 1.jpg (97.69 KB)
　　大阪馆藏青花双鸟纹盘内底中心部主纹样区至口缘部，在两重圆圈线的区划中可见三种装饰纹样带。其中最占空间的是内侧的宝相花唐草纹。这种被细密切割而非缠枝形式的唐草纹是越南青花瓷上经常见的特征之一。
　　此盘外侧绘有所谓喇叭式莲瓣纹，轮廓内用双重线表现了双重如意头。喇叭式莲瓣纹轮廓的笔线等，与先前所提到的托普卡比宫殿的大和八年 (1450年)铭天球瓶相比，整体显得精致。但是外侧的喇叭式莲瓣纹共计11个，有一个有些微局促感，显得勉强，说明应该不是决定构图之后再进行描绘。 　　越南青花大盘可分为两大类，即圆口和花口。后者是用竹篾或手指在口缘处压出花口，也有在轮制成型后用模子做成花口，口沿略呈波浪形，常见于描绘装饰纹样的类型与器壁斜直的器类。此青花双鸟纹盘是圆口盘，属于口沿斜直类型，腹部与别的大盘相比更深，这种深腹大盘是极为罕见的。该盘口沿部和圈足露胎，底部无白色化妆土，以涡状形式直接施透明釉。越南青花瓷在圈足内涂抹含铁泥浆，而后施加透明釉，被称为“巧克力底(铁锈底)”而以这种涡状形式涂抹含铁泥浆的情况为多。 　　像青花双鸟纹盘这样口径超过40厘米的越南青花大盘很少，大部分口径在35-40厘米之间，直径在40厘米以上的不-到10件。而且，这些直径在40厘米以上的作品，基本上都有精致的纹饰，釉里红的发色也极好，属于精工细作的产品，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古代对伊斯兰国家出口的增加，元代开始就有陶瓷产品大型化的倾向。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及龙泉窑青瓷的大盘直径以40 50厘米者居多，大盘以外天球瓶等明代始见的大型器型也很多。迄今为止还难以断定越南青花大盘的尺寸和形式是否有一定的规格，但至少像托普卡比宫所藏大和八年天球瓶所体现的一样，说明越南当时就已经具有很强的意识，是为了向伊斯兰国家出口而制造出此类产品的。可见越南对作为输出用贸易陶瓷的青花瓷生产相当重视。到目前为止，越南青花瓷在以印度尼西亚诸岛为中心的东南亚各地，以及日本、中东、近东、东非、埃及等地均有出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它是越南青花瓷的重要出口地。13世纪到15世纪，爪哇岛建立了一个大王国——满者百夷王朝，是越南青花瓷的重要出口市场。满者百夷王朝首都majapahito(现在的Trowulan)附近的伊斯兰寺院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越南青花瓷砖，这些应该是王朝的掌权派特别订购的。大阪馆藏的这件青花双鸟纹盘据说也是在爪哇岛出土的。 2.jpg (55.15 KB) 
　　大盘这种容器用于盛汤或装饭菜，是为了适应众人围坐、用自己的勺子同吃一盘饭的伊斯兰世界的饮食习惯而生产的，在输入伊斯兰世界的海外陶瓷器中也是特别受钟爱的器种。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殿和伊朗传世的景德镇青花瓷及龙泉窑青瓷等中国瓷器大盘也证实了这一点。伊朗阿特比尔庙有一件传世的越南青花牡丹纹大盘(图4)，越南方面或者是作为中介的商人，抓住了明政府实施解禁政策的良机，生产出了更具艺术效果的青花瓷，更有效地促进了出口。 　　越南青花瓷不是完全的瓷胎而是半瓷胎，不过胎土普遍细腻，呈浅灰白色。白色化妆土的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越南青花瓷的编年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作为15世纪唯一的有纪年铭的资料——托普卡比宫所藏天球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肩部纹样带中， “大和八年匠人南策州裴氏戏笔”的青花汉字铭，明确说明是在黎朝仁宗的冶世年间“大和八年”所作。“南策州”大约是现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海阳省一带，推测附近应该有当时生产用于出口精美产品的青花瓷窑。 
大阪藏青花双鸟纹盘的年代是15世纪似乎并无疑义。近年，矢岛律子通过对纹饰的研究，提出该器物的年代可能较纪年铭天球瓶更早，可能在1425年至1450年。 
　　这里大略回顾一下15世纪越南的历史状况。1407年到1428年越南被明永乐帝的军队占领，进入明政府的统治版图。约从1418年开始，黎利等的反明活动激烈化，1427年(明宣德二年)明军从越南撤退，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大越国)。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对当时的窑业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还不能确定，但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窑业生产可以稳步发展的时期。黎朝于1431年(明宣德六年)与明政府建立邦交，1436年(黎朝太宗绍平三年)明英宗册封黎利(黎太祖)的儿子黎太宗为安南国王，两国关系总算得以稳定。黎朝进入某种程度的稳定之后，不足20年就生产出了大和八年铭天球瓶。就作为主纹样的牡丹纹的表现形式而言，与托普卡比宫殿的天球瓶大体上属于相同样式的同类器物也有几个，前述的阿尔达比勒庙传世的牡丹纹盘(图4)也是其中之一。大阪器物较阿尔达比勒庙的，甚至较托普卡比宫殿的天球瓶一类的器物为早。笔者注意到了可以体现大阪藏器与托普卡比宫殿天球瓶之间关联性的Ella Bodor藏品中的青花双鱼纹盘(图5)。该器沿用了元青花瓷的鱼藻类纹饰，两条鲤鱼回绕式的构图和笔触、釉色，再加上内侧的唐草纹，与大阪馆藏的双鸟纹盘相似。同时内侧有以牡丹为中心的唐草纹，牡丹的表现形式多少有些简略，不过与托普卡比天球瓶一类的范例亦有类似之处。所以，大阪和托普卡比天球瓶一类的器物，制作年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 
 　　和托普卡比宫天球瓶一样是15世纪中叶越南青花典型器的是日本冲绳那霸市首里城京之内出土的青花镂孔瓶(残片)，它是与其他的出土文物一起在1459年仓库失火后被废弃的，这样就能限定这一器物的下限年代。同样，作为大阪馆藏的青花多角瓶(图6)和青花宝相花瓶大体上被认为是同期产品，也是15世纪中叶的典型器。依目前所见，1425年至1450年的黎朝，越南生产出最高品质的青花瓷出口海外是毋庸置疑的。 　　以1425年至1450年为中心，越南生产出双鸟纹盘和天球瓶等最高质量的青花瓷。探究其背景，有人说是受到中国元明青花瓷的影响。然而，与其说越南青花瓷是直接模仿中国青花瓷，不如说是经过纹饰要素的选择和演变，并且进行独特组合后的产物，是越南主动地进行综合整理的结果，这一点仅从有限的资料上就可得以证实。 　　由于贸易陶瓷纪年铭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极度缺乏，越南青花瓷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纹饰等风格演变的讨论以前有着诸多困难，现在虽然古窑址的发掘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但是不甚明了的地方还是很多。虽然也存在有比较可信的有关中国陶瓷编年、越南青花的出口地遗迹的发掘成果等资料，在某种程度可以作为编年的尺度，但还不足以成为越南青花瓷编年的充分条件。现在越南正对窑址进行考古学调查与发掘，期待越南青花瓷研究随之取得有飞跃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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