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出生的男性，应该绝大部分属于“老三届”的最小一届，即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也就是说，除了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领导干部）之外，他们是最后一批退休的“老三届”。也可以这么说，今年这些人是最后一批在职的“老三届”。

“老三届”有多少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我的老领导顾洪章同志，当时在国务院知青办工作，退休后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本书。据《始末》一书的记载，全国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毕业生共1001.6万人，家居城镇的老三届毕业生约400万人。《始末》还提到另一些数字，比如，1968年至1970年，三年中总共有573.4万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京津沪1966年至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134万人。其中上山下乡的有80万人，去工矿企业或军队的有33万人。

这些数字就能说明“老三届”的命运了。

“老三届”是怎样一代人？一般都会想到说，这是与共和国同生共长的一代，也就是“什么都赶上的一代”。但这只是说了他们的遭遇，并没有说出他们精神层面的状况。复杂的遭遇，也造就了“老三届”复杂的思想历程与性格。肖复兴曾在《绝唱老三届》里写道的，对于“老三届”的议论，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纪念，有怀旧，有赞扬，有批判，有反思；有忏悔……”肖复兴也是“老三届”，真如他说，“老三届”其实是不那么好评价的。

比如，许多“老三届”是被迫上山下乡的，但并不是都是如此。“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恰恰是“老三届”发起的。肖复兴在《绝唱老三届》写的第一个人物蔡立坚，她的插队起因，就很富传奇色彩。《始末》一书也提及她的事迹。《始末》对她的说法是：“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蔡立坚当时是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高二学生，1966年底，蔡立坚和另外3个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途中经过山西一个名叫杜家山的小山村，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一夜。就在这一夜，她萌生了要留在杜家山的想法。当他们的长征队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但是，她的落户手续，是在1968年3月办理的。在这之前的1967年10月9日，北京的10名“老三届”，启程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成了“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那时候的雪下得好大，深深的脚印在青春里面安了家。笑也春秋，哭也冬夏，那多美呀，忘不了啦。”美的是景色，是青春，还是那个年华？各人感动的泪水，也是各有滋味。不管怎么说，“老三届”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可以说是：最具坎坷人生的一代，因而也是最具奋斗精神的一代；是接触社会最深的一代，因而也是最早成熟的一代；是最了解农村的一代，因而也是最了解国情的一代。这些“老三届”之最，大部分是一些共同的基本品质。奇迹在于，这几乎是一代人的特质，并非某个小群体的现象。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历史都应留下“老三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