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她小时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于“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及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词论》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唐五代以来词史的简要回顾,二是在对北宋著名词家的评论中阐述自己对词的看法。

　　 《词论》以李八郎擅歌故事开头是有用意的。李清照如此细致地描述李八郎演唱的魅力以及众人对他的折服,应该不只是基于对李八郎本人演唱技艺的欣赏或称誉,而更在于借此强调词的起源与乐府、声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借此强调音乐之于词的重要作用。词之为词,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配合乐曲演唱,唐代乐府、声诗与词的关联在于是,而词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在于是。

　　 自中唐开始,词与乐府、声诗的分野渐趋明显,尤其是到了晚唐五代,词的文体个性已趋于自觉。但在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词在表现内容与演唱方式方面的特征,如五代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就说“: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以之为词的特征。这既是当时人对词的认识,同时也是当时词创作的主流特征,李清照正是着眼于此,对晚唐五代以来的词作了批评。所谓“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当是就晚唐五代词风而言,虽然不无简单化的倾向,但并非无的放矢。她称南唐李君臣之作为“亡国之音”,似有不满之意,这当然有失公允,不过肯定他们于兵戈战乱之间仍延续了词的创作,且造语奇特,这在北宋词论中尚不多见。

　　 一般分析李清照《词论》的文章,往往只关注《词论》的后半部分,以为那才是李清照词学理论的重点所在。确实,若论理论见解的价值与意义,自然在于李清照对北宋词坛的批评,但因此而轻视《词论》前半部分,其实并不利于正确理解整篇《词论》。例如后半部分说柳永“词语尘下”,单独看后半部分,容易理解为李清照此论只是针对个人,但实际上联系前面对晚唐五代词的批评,就能看出李清照希望改变词坛长期以来侧重表现男女艳情风气的用意。如果这样来看问题,那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将李清照与苏轼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二人观点相通的一面,更不会认为《词论》主张要词“回到固守传统‘艳科’、‘小道’的旧轨道去”。再比如说《,词论》后半部分提出了对词的六点要求,即“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显然,李清照在阐述自己见解时是依据批评对象年代的远近来排序的,因此这样一个排序并不意味着李清照论词首倡“高雅”“浑成”,事实上,正如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词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协律。而如果我们对《词论》开头一段叙述予以必要的注意,则整篇文章的题旨应该不难把握。

　　《词论》后半部分,依次批评了柳永、苏轼等北宋著名词家,在批评中隐含了李清照对词的见解。

　　 不用说,协律是李清照《词论》的核心。从李清照的批评对象来看,大致是分为两类,一类懂得词在音律上有其特殊的要求,如柳永、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另一类则未能意识到（有意不遵从?)诗、词在声律方面的差异,如晏殊、欧阳修、苏轼,以及王安石和曾巩。至于张先、宋祁等人,并不是李清照批评的重点,只是连带而及。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清照更在意后一类。柳永虽然“词语尘下”,格调不高,毕竟能够“变旧声作新声”,于词的发展功不可没。这里说的“变旧声作新声”,应该主要是就柳永在词的表现手法、技巧有所创获而言,如变小令为长调,引入铺叙手法等,后文批评晏几道“苦无铺叙”,亦可看作是李清照对柳永“变旧声作新声”的间接肯定。晏、贺、秦、黄四人情况与此相类,尽管各有不足,却是较早明确意识到诗词有别者,这就与晏、欧、苏有着根本的差异。换句话说,同是批评,但并非等量齐观。诸如“无铺叙”、“少典重”、“少故实”、“乏富贵态”等,只是有待完善、提高的缺憾和不足,这些缺憾的存在并不害其为词。晏殊、欧阳修、苏轼之作则不然,在李清照看来,三公于词几乎可以说是尚未得其门而入。这首先在于三公所作实为“句读不葺之诗”,亦即以诗为词;其次在于他们未能遵从词律的要求,不懂得诗文分平仄,而歌词须分五音、五声、六律及清浊轻重的道理。王安石、曾巩亦然“,文章似西汉”,恰如说欧、苏“学际天人”一样,并不是能够写出好词的先决条件,相反倒有可能违背词的本性。李清照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欧、苏以诗为词,王、曾以文为词,混淆了词与诗、文的文体差别,均非知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