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生产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通过离岸外包的方式，缓解投入上升的压力，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美国学者谈到，离岸外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从城市的层面来看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经历了离岸外包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0-1980），离岸外包主要发生在终端零售业和百货业，其他产业也发生了离岸外包，如信息技术（其大规模的外包发生在1990年）；第二个时期（1970-2000）包含了大量用于中间投入的商品；第三个时期离岸外包延伸到服务业，如法律、医疗领域，还有高收入行业，如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工程；第四个时期进一步延伸到个体任务的外包。美国学者Perry Burnett和Harvey Cutler关注的是离岸外包的前三个时期。

    学者采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上面三个时期离岸外包对美国城市就业、工资和家庭收入的分配以及地方税收的影响。2014年9月科研出版社英文期刊《Modern Economy》（现代经济）上发表了南印第安纳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CGE模型涵盖了家庭、私营企业、当地政府等和城市经济相关联的要素，这一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

    进口品价格的下降，类似于离岸外包的效果，所以学者以进口价格下降模拟美国离岸外包现象。

    第一，假定零售商品的进口价格较低（等同于外包的效果），零售商品的价格因此下跌。而零售商品的购买量是消费函数最大的组成部分（表1），因而城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也会下降，对消费者真实收入产生积极影响。零售商品的进口价格降低5%，导致城市CPI下降0.69%，家庭实际总收入增加了1.3%。在表2和表3中，可以看到进口价格下降5%，对四个行业的影响。

    第二，进口品价格下降，对以进口品为中间投入的行业产生影响。各行业使用中间品的比重不同，影响会大不相同。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大约占总中间投入的34%，因此对于制造业中所有依赖中间投入的部门，较低的进口价格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在就业、城市税收和实际家庭收入方面，对经济造成的最大影响发生在离岸外包的第二个阶段，即制造业。

    在具体影响上，零售业和制造业案例中，低收入者（L1）比中高收入者（L2、L3）收入增长幅度更大，减少了工资收入上的不平等。在零售业中，可以看到最大程度的就业增长（表3）。

    第三，离岸外包通过服务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高技术服务业占家庭消费预算的13%，其中间投入比例为6.8%。因此，将高技术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行业，将受益于更低价格。服务业较低的进口价格会通过影响家庭消费、用作中间投入来影响经济。建筑和低端服务业使用了大量中间投入，比经济的其他行业扩展得都要快，因此具有表3中那样的就业效应。

    生物工程并不是家庭的直接消费对象，但在中间投入中占了8%的比例。学者收集到的这个领域的数据主要是计算机制造业的数据，与生物工程的特点相似，专注于自身行业，而且工资收入较高。学者发现，高技术服务业和生物工程行业的离岸外包，对这些行业工作者的实际家庭收入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上的改变。（源自千人智库-eww141015y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