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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能再多加描写了，哈喇子要流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走山塘无意间会错过许多名胜、景点。脚下便有一座“白姆桥”。徐老师说，不要小瞧这座小桥，桥下的小河他小时常摇橹从此到火车站、平门，这里最为方便。

我们跟着徐老师走进白姆桥西弄。真是进入小巷内，顿感水乡气息。这一处水面名为“薛家湾”。此处飘渺、宽阔的水面；雨过天霁的苍穹；水高屋低的交融，此刻置身画中。

长空列低云，微风兼软雨。开窗即水，出门面水。放眼望去，江湖之感油然而生。这真像梦里故乡、记忆中的苏州。

薛家湾还有一景，那就是“八字桥”。之前拜读《山塘钩沉录》时，就看到有一座八字桥，只知在薛家湾，却不知具体在何处，刚好碰到徐老师带队，就不能放过大好机会。便让徐老师带我们观赏“八字桥”。因两座桥垂直排列，类似“八”字，故而得名。看到学到就是赚到了。

回去的路上又是寻到了“宝”。一位学友提醒，说白姆桥西弄有一座牌坊，在人家里。于是徐老师就向一处人家门口指了指。果然就在上方就镌刻项氏三代妻节孝门。项家祖孙三代均为生员，均早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而更为巧合地是祖孙三代婆媳竟也都守节。实在是可歌可泣，但也字字血泪，每一个镌刻的姓氏都是对一个妇女的毒害，成为了封建礼制的牺牲品。

山塘街上还有许多老建筑挪作他用，或是老宅改造。其中汪氏义庄就是“古宅新居”的范例。我们苏州人都知道最早的“义庄“就是由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所创。是宗族血缘关系的体现。所以在古代凡事富贵人家发达之后，首先会想到创建家族”义庄“，以助族群。”血浓于水“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信仰。虽然现在”血“已浓不过”钱“了。

古代救济帮助族内的”穷亲戚“，除了每月发”补贴“过节送”祝福“过年送”温暖“之外。还有的家族甚至承担其帮助族内贫穷的孩子读书，设立”私塾“、”学堂“。例如明代苏州望族徐家，这位徐家就是留园的缔造者徐泰时家族。徐家自徐泰时父亲开始从商转儒，在山塘彩云里设私塾。著名的”太平宰相“申时行幼年就是在徐家私塾启蒙，当时他还叫”徐时行“。如果有感兴趣这一段故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苏州人看苏州“，里面有详细介绍。好，回归正传。

说了那么多也就是说明我们山塘街上也有一座”小学“并且它的创立更是不得了。这座小学就是”郁氏尚德小学“。更为传奇的是，它的创立者是一位女性——郁沈懋萱氏。先解释一下这个名字，”郁“是其夫家的姓，古人嫁入夫家就要随夫姓。“沈”是其娘家的姓。因为古代妇女社会低下。所以通常称呼为夫家加娘家的姓氏，不留名。即“郁沈氏”此类。而沈懋萱女士却留下了自己姓名，这可能是其丈夫客死异乡，自己撑起郁家，并重建祠堂，创办小学的义举，使其姓名能留存青史。也有可能是新时代新风尚。沈懋萱女士所处的时代是清末民国。郁氏尚德小学便是于民国十三年创立的。所以也许是因为进入民国之后，妇女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才能留存姓名。不过沈懋萱女士创办小学的举动，也确实值得我们赞扬与敬佩。现在这里作为影视基地，但是一巷之隔的就是“山塘中心小学”，那“学风”还在山塘街上延续着。

不过这一巷之隔的“小巷”也有“宝”。现在的“山塘中心小学”是在原陕西会馆的基础上所建。朝南的山墙是现在重建，陕西会馆的遗存却是在这条“小弄堂”金家弄里。这里存有陕西会馆的高大围墙。青砖围墙、青石墙基，似乎像是一座苏式“大三巴”矗立在金家弄内。虽然会馆已无，但仍留有一个念想，待凭后来人吊古。

一座会馆，除了是“同乡会”，是同乡商贾的聚集地。也是当地商贾实力和能力的象征。一座高大的山墙中间嵌有巍峨的门楼，勾心斗角，雕梁画栋。将“砖雕”工艺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门面豪华奢侈程度也是会馆商人实力的象征，也是彰显当地身份的标志。

不过可惜的是，山塘街上会馆的门面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其中“山东会馆”的八字山墙还有所保留，中间的门楼为新建。两侧的山墙上各式动物神态各异、惟妙惟肖。

陕西会馆的“门面”却已荡然无存。不过新建的“门面”却出了个大乌龙。正中刻有“敦鄉睦裏”四字。寓意与当地乡亲和睦。但徐老师就指出了致命错误——这个“裏”字错了。这个繁体的“裏”指的是“里面”。而这里却是指“街坊”，是一种居住单位，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繁体简化之后，“裏”“里”都变成了“里”因而闹出了这种乌龙，实在是贻笑大方。

前面有山塘曾经最高大的单孔石拱桥——桐桥。它是《玉蜻蜓》里徐元宰的遗弃地。是传奇名妓董小宛的隐居地。也是《桐桥倚棹录》书名的由来。后来桐桥拆了，徐元宰回庵堂认母了；董小宛也随冒辟疆而去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唯有顾禄的书籍还留存于世，写的是山塘；说的是山塘；道不尽的山塘。

接下来就是山塘街的“牌坊群”，一座座牌坊在向我们诉说着一段段凄凉的故事。徐老师说自清代，山塘街共有牌坊53座之多。可见山塘一带也是古代节妇孝子的“模范街区”。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贝程氏节孝坊。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便是其贝氏第十五代。而这座贝程氏节孝坊是为清乾隆年间贝家第四世儒士贝启祚妻程氏而立的。据记载，程氏未出阁时，其父背后生脓疮，程氏为救父，为父吸毒疗伤。后嫁于贝家，贝启祚早亡，留有子嗣。贝氏欲绝食殉夫，后被婆婆规劝，才断殉夫之心，一心奉母养子。后至贝家第七世贝慕庭，已为吴中富户，方才奏请为贝程氏树此牌坊。2008年作为吴中贝氏纪念馆开放。

穿过高架桥、铁路桥，我们来到了“半塘”。所谓“半塘”即是行到了山塘的一半。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其中第三难就是王安石与苏轼同来山塘街游玩，王安石问苏东坡“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要他对出下联。这却难倒了聪慧过人的苏东坡，成了千古绝对。

半塘曾是山塘顶繁华的区域。中有彩云桥，又称半塘桥。清代袁学澜有诗“花月平分三里半，船娘指点半塘桥”。清末民国时期英国女版画家伊丽莎白·基思女士曾来到中国，绘制了多幅版画，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最真实的写照，其中就有半塘。

但是很可惜。后来，一条铁路架在了半塘身上，美人被压垮了。

彩云桥下塘还曾有“半塘寺”，寺内有多处珍宝。其中以元代善继和尚的血书《华严经》为最。善继和尚刺十指出血，用血替墨写就了经书。到民国时期，苏州探花吴荫培为保护珍宝，联络士绅、政府，修建一座石屋。中间是四只楠木书橱，四壁为木板，左右上部设有可开关的通风窗口，并装有厚重的铁门，可防火、防湿、防盗。铁门上方题“永镇龙寿山房”，石室题“元僧继公血书华严经龛”，两侧对联“绿字赤文，烂然古色；金匮石室，藏之名山”。解放之后，此“血经”连同石屋一同移交西园寺保管。现半塘寺已无迹可寻。

之后的有许多孝子坊、贞节坊，大家游玩山塘不可错过。

普济桥的得名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昆曲演员陈明智。陈原是孤儿，后习得昆曲，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带入宫中，成为宫中教习，教授昆曲。幼年流落街头，晚年孑身一人返回苏州，进而想到不知天底下还有多少与之相同的鳏寡孤独的穷苦人，于是便萌发了造一座救济孤独贫穷的善堂。“普济堂”便应运而生。康熙皇帝得知陈明智办善堂，亲赐“香岩普济”四字。

从康熙年间一直到解放之后，普济堂一直在帮助那些残疾、穷困、疾病的老幼。解放之后，普济堂与其他几所慈善堂合并成为了“苏州市社会福利院”。位置还在普济堂。直到2013年，社会福利院搬迁至相城区，工作了三百零三年的普济堂终于光荣的“退休”了。在这三百年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普济堂的恩泽，因普济堂而活。并且普济堂不仅救治收留老幼，还教授基本的生活技能，使他们在社会上有安身立命之处。不仅是救活了人的性命，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博爱”的精神。精神是永存的。

通向“普济堂”的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桥因堂而得名，普济桥。在普济桥的西侧有一座三孔梁桥。他的名字与普济桥有关，小普济桥（同善桥）。从三座半圆形桥孔中向西遥望，三圆之中显三方。

三圆之下漾绿水，三方之上满紫霞。

三孔双桥跨通波，三更桥洞映婵娟。

在普济桥的桥洞下还刻有“放生官河”的字样。徐老师说，所谓的“官河”就相当于古代的“水上国道”。国道不可轻易破坏的。所以这一处的水域是严禁捕捞，相当于现在的水资源自然生态保护区。

前面是“义风园”，也是山塘街最为重要的古迹之一。清代的《古文观止》收录了从先秦到明末的百余篇文言文经典。其中最后一篇就是由明代文人张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讲述了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本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民众。却做了他人所不敢做的壮举。文人士绅们面面相觑时，他们五人站了出来。虽未读诗书，却真正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五人倒下了，更多的五人站了出来，他们将五人就埋葬在了虎丘山塘的青山绿水之中。他们树立一种别样地精神叫做“义风千古”。

解元杨廷枢书的“义风千古”枋还在，神童韩馨八岁所题的“五人之墓”碑还在，五人的长眠地还在，五人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民族不是你的民族，民族也不是我的民族，民族是大家的民族。每当民族危难来临时，总有无数“五人”站了出来。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他们呐吼时，声音冲破的云霄。他们是伟大的，他们在唤醒中国！

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继续让这声音在天地间回荡。

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义风园”中除“五人”之外，还有苏州第一位反抗重税的“义士”——葛成。他是丝织工人，也是一位斗士。在狱中苦守十三年。出狱时民呼为神，被誉为“葛贤、葛将军”。葛贤出狱后有感“五人”壮举，又甘为其守墓，直至离世，也永久的陪伴在了“五人”身畔。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撑起了民族的臂膀，指引了民族的方向。

除了义士的壮举，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明万历年间，山塘街年久失修，多处堤坝被冲毁，多有不便。这时距唐代白居易开挖疏浚山塘已过去七百多年。这时一位叫木铃衲子的和尚立下宏愿，决定募捐重修山塘。长洲县令韩原善被木铃衲子所感动，带头捐献资金重修山塘，山塘终于修好了。“白公筑之，韩公修之”山塘又有了它的第三个名字“韩公塘”。为纪念此事，有王樨登、范允临撰文。分别筑一碑一幢。碑已无存，而幢尚在，现保存于“义风园”内。中有“行旅纷纷，胡商海客”文字，这便并且成为了山塘商业繁荣的铁证，并且极有可能还有洋人来此经商。可见山塘街之地位非同一般。

我们本次旅程的最后一站是“中国南社纪念馆”，这里也曾是徐老师工作的的地方。徐老师如数家珍的向我们一一讲解。一九零九年农历十月初一，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从石路鸭蛋桥乘一艘画舫向山塘街“张国维祠”驶来。这里是他们约定的会议地点。为什么在张国维祠开会？

首先，他们认为此地较为安全，不会引起他人注意，适合秘密组织会议。

其次，张国维是明末巡抚。一方面为民谋福祉，兴水利。一方面反击清兵，最后战败赴水而死。而南社本身就是一个革命进步团体。所谓南社就是相对于北方清王朝而言的。而张国维也是一位抗清将领。所以在张国维祠举行会议与南社的主题也不谋而合。

跟着徐老师的步伐，我们慢慢欣赏了纪念馆内的藏品，以及徐老师自己发现的“张国维祠碑”。一番欣赏过后，本次“寻胜”山塘就告一段落了。天空的雨还在滴滴答答地落······

感谢徐老师的辛勤奉献，在雨天为我们讲解传授山塘文化。这其中也饱含了徐文高老师对山塘的挚爱。徐老师对山塘的贡献与付出也是苏州文化的一件幸事。也正是有无数像徐老师这样的专家学者对一片领域的默默耕耘与无私奉献。我们后辈才能享受其带来的精神享受。

这种刻苦的专研精神也是我辈亟需学习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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