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诗词大会”这么火，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我很欣慰。诗词是这样一种存在，也许你很多年都不会再去吟诵，但突然某天遇到某个场景，才发现只有那个现成的句子可以形容得尽，就好像古人千年前就写好了等着你。

所以每年冬天一到朔风摧云之时，朋友圈就开始纷纷“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起来。虽然大多数人最终也没饮起来，但情感却真实地微醺了一把，因为它勾动了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说我们这种语言的人才会懂。你看越是身经百战的人，在人生的关键转折处，越要先吟两句诗。这就是民族文化的魅力。

作为另一种民族文化，戏曲同样具有这样的“共情”价值。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喜欢京剧，我想了想，除了它美妙的音乐性之外，大概是因为戏里有中国人各样的生存“母题”。继母虐待前房儿女、兄弟互争家产、情郎忘恩负义，当然也有奸佞当道、打虎拍蝇。台下的人，总能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所以当台湾老兵看《四郎探母》，流落番邦的杨延辉给母亲磕头“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台下哭成一片。

巧合的是，当我正要写这篇文章时，一位团参的读者问我，他从未接触过京剧，想了解一下该从何下手。其实已经遇到很多人这样问我。也许这就是著名京剧女老生王珮瑜说的：“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喜欢京剧，一种还不知道自己喜欢”。

传统戏曲中有大量的“公堂戏”，讽刺旧时公门之内的贪贿。而正史记载最早的伶人“优孟”，曾以讽刺性的表演劝谏楚庄王。针砭时弊，无疑是民族戏剧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不过，如果整天在台上骂贪官的伶人，下了台却也搞起了腐败，这事儿本身是不是就挺讽刺的？其实，每天这样“表演”的，又岂止是伶人。

前几天媒体披露出，原天津评剧院院长蒋连升因受贿，已于去年被判刑。而向他行贿的，则是该院退休演员、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崔连润。蒋连生和崔连润的腐败行为主要有两桩，一是在职工职称评定中，崔连润充当掮客，向蒋连升送了4万元，使王某晋升为国家二级演员。二是崔连润在为天津评剧院排演新戏《雷雨》时，将25万元报酬中的5万，作为“好处费”送给蒋连升。这大概是十八大后，戏曲界反腐第一案。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评剧院这种院团早已是清水衙门，没想到竟然“庙小妖风大”。而崔连润，是著名的评剧老艺术家，是戏曲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会被人自动归到“德艺双馨”那一拨里。此一番，真正是晚节不保。

由于戏曲长期坐冷板凳，戏曲界的腐败也被置于大众关注之外。蒋连升案涉及到的职称评定、排演新戏以及汇演评比，是最受业内批评的三大腐败多发环节。尤其是排演新戏。多年来，在文艺创新的号召下，每年各级院团都会拿到各种拨款搞创新。创排的新戏大多是大制作、大投入，灯光舞美道具无不是投入巨资，一出戏动辄几百万。但是能留在舞台上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是汇报演出几次，参加个评比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这整个环节，经费使用缺乏监管，经手者便可上下其手。各类艺术评比也是如此，给评委送礼的打败了刻苦习艺的，几乎每场大赛后，都能听到票友们的骂声。

关于文艺界反腐，总能听到很多传闻，但自东方演艺集团原董事长顾欣被逮捕后，真正被坐实的传言还不多。没想到第一个被确认判刑的，竟然“花落”评剧界。由于某种刻板印象，一谈到艺术界的负面，不少人随口就会来一句“戏子无义”。将问题归因于某个群体的私德，而不去思索体制，这大概是一种最低劣的“正义感”。其实文艺团体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行政化。艺术水准的高低，本应由观众评价。但行政化的体系之下，演员的待遇、地位、演出机会，都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于是艺术规律让位于官场之道，艺术家被权力异化、向权力献媚，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也才有了顾欣、崔连润这些艺术家的悲剧。

“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终于清朗了起来。不久前，中央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专门提到了实施戏曲振兴工程。为包括戏曲在内的文艺团体，找到一条能激发活力的改革之路，摆脱吃拨款的窘境，才是最治本的“振兴”。戏曲对民族情感的承载，也才能一代代延续下去。

被列入世界三大表演体系的“梅兰芳体系”，以虚拟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为特点，总能用丰富的隐喻意味，引发观者的无限联想。我看到一副戏台上的对联，就想到了很多很多。它这样写道：

看新戏，亦看旧戏，看看新戏，看看旧戏；

好上台，也好下台，好好上台，好好下台。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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