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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狼式”恐怖袭击,美国和世界的“新幽灵”

(2016-06-16 08: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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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古希腊神话人物中,潘多拉因为手上的盒子而闻名。宙斯由于恼恨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好处,决定让灾难也降临人间。在宙斯命令用黏土做成潘多拉后,神灵们纷纷送给潘多拉礼物,但雅典娜却拒绝给予她智慧,于是潘多拉的行动都是不经思考的。缺乏智慧的潘多拉打开那个著名的盒子后,里面所有的祸害、灾难和瘟疫都飞了出来,而雅典娜为挽救人类命运悄悄放在盒子底层的“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时,盒子便已经被关上了。

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枪击案的凶犯奥马尔·马丁,同样“缺乏智慧”、“行动不经思考”,同样地带来灾难。恶狼至多狡诈,谈不上“智慧”,被极端思想支配的头脑事实上也难以真正地“思考”。

奥马尔·马丁不是潘多拉,但这一事件却折射出当前世界面临的棘手难题。人类正处在一个物质最为繁荣、技术最为发达、社会空前进化的历史时期,但美国和整个世界也正遭遇了一个新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在几乎人均拥有一支枪的美国,多数枪击案并不会成为重大新闻。2015年,美国发生的枪击案超过5万起,造成大约1.3万人死亡,2.6万人受伤。不过,奥兰多枪击案具有一夜之间登上全世界网站报纸头条的诸多元素:首先,这起案件共造成约50人死亡和53人受伤,伤亡人数创下美国枪击事件的新纪录;其次,凶手奥马尔·马丁是出生在美国的阿富汗裔移民,又曾宣称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这让案件和反恐、移民、极端思想蔓延、穆斯林问题等诸多敏感政治议题搅合在一起;再次,案发场所是一家同性恋酒吧,又让其和同性恋这个热门的社会话题纠缠在一起;最后,案件发生在大选前夕,两党候选人的借题发挥和互相攻讦也对事件的持续发酵起到了重要催化作用。

奥兰多枪击案涉及了太多的元素和议题,凶杀、悲情、恐怖、惊悚、悬疑、性取向等皆在其中。不过,抛开其引出的话题和争论,最引人关注的是,这是一起典型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在2011年拉登被击毙后不久,奥巴马就警告称美国正面临“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威胁,并首次阐释了这一新型恐怖袭击形式的涵义:具有极端思想的袭击者,在没有外部恐怖组织协助的情况下发动的袭击。

2015年12月2日,美国加州发生连环枪击案,14死17伤,由于作案的一对白人夫妇曾宣称效忠IS,事件最终被界定为恐怖案件。奥兰多案和加州案非常相似。有目击证人揭示奥马尔·马丁曾观看“基地组织”的视频,并宣称效忠IS,而IS通讯社也在事后发表声明将马丁称作“IS的战士”。不过,马丁只是从“思想上”而非组织上加入了IS,没有接受外界指令,单独策划、独自行动完成了袭击。奥兰多枪击案再次表明,恐怖主义与刑事案件之间并没有完全泾渭分明的界限,也未必全都需要恐怖组织精心培训的“圣战分子”才能实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普通人群,也可能在受到极端思想蛊惑后游走于恐怖主义与暴力犯罪之间,演变成为制造血腥袭击的“独狼”。

美国著名作家小拉什·多兹尔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仇恨的本质》一书中,曾把仇恨比作“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新世纪以来,从“9.11”到IS崛起,从巴黎恐袭案到此次奥兰多枪击,世界见证了太多“头脑中的核武器”的爆炸。率先举起反恐大旗的美国采用的是“民主 暴力”的反恐策略,却已经被实践证明完全陷入困境:在恐怖主义滋生地推广的民主遭遇了水土不服,非但没能从源头上治恐,反而催生了IS等新型恐怖主义;发动反恐战争,最终却陷入暴力循环的逻辑,恐怖主义气焰反而更加嚣张。

美国反恐策略的失败促进了全球恐怖瘟疫向两个方向的恶性变异:一方面是以IS为代表的组织化、规模化、国家化的恐怖主义,他们提出了更为系统和有吸引力的思想体系,并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建立了很有蛊惑性和传播力的宣传体系;另一方面是“独狼式”恐怖袭击所代表的微型化、个体化、刑事化的恐怖主义,他们往往因为受到恐怖主义宣传网络的鼓动,在思想上陷入了极端化。两种变异趋势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精神支持,后者为前者开辟新的战场空间,火借风势,风扬火威,从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给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带来严峻挑战。

恐怖主义的瘟疫已从潘多拉盒子中飞出,但根治恐怖主义的“希望”却仍被关在盒子里。反恐本来就是一种非对称较量,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不是打不过,而是打不着。恐怖主义两方面的恶性变异又大幅度提升了治理难度。消灭一种有形的政权容易,但消灭一种具有现实根源的思想体系却非常困难,解决“春风吹又生”的问题尤为困难;恐怖主义是顽固的骨髓之疾,这种骨髓之疾在传播方式上却很像皮肤病中的“牛皮癣”,“独狼式”袭击更是四处开花、传染力极强、防不胜防。组织化的恐怖主义尚有线索和踪迹可以追寻,但单独个体“头脑中的核武器”却难以监控。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所有秉持正义的人们眼中共同的“新幽灵”,无孔不入,甚至无所不在。对于很多美国的人而言,奥兰多枪击案折射出的“幽灵”远不只是恐怖主义一个。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背后隐藏了深深的忧虑。亨廷顿的主要忧虑不在外部世界,而更集中于美国国内,拉美和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不同族群人口出生率不同,导致美国“非白人化”趋势日益加速,引起了美国传统精英乃至底层白人的不满,这既是众多袭击事件均涉及族群冲突的背后原因,也是特朗普在移民和穆斯林问题上一些极端主张拥有市场的根源。

当前,“反恐”和“自由”等词汇代表了道义高点,但它也可能被利用甚至让“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另一方面,加强“反恐”也意味着更多限制普通百姓的自由。比如奥兰多枪击案后,持枪权的议题毫不意外地再次成为焦点。严复曾将“自由”一词译作“群己权界”,精当地表达了自由的要义,它必然涉及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权利分界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牺牲自由,换取安全,不同的人可能会有截然对立的态度。围绕此类问题的争执也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内的撕裂。

美国和世界都面临着“新幽灵”,但不只是恐怖主义。奥兰多枪击案并不是“潘多拉盒子”开启之始,也远不会是结束,但却因为众多因素的搅合,从多方面写照了一个诸魔齐出时代所面临的迷茫、撕裂和恐惧。

(文/卜永光,国际关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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