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隋开始有科考,但是隋朝没有留下一个状元的名字。自唐武德五年(六六二年)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的刘春霖止,在漫长的一千三百年间的科考中,所取状元有姓名可考者,据一九九五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国历代状元录》载共六百零二人。众多状元中,留下诗歌、词赋、对联、文章、书画不少,但殿试状元卷却是凤毛麟角。笔者存有一份刘春霖状元卷,共有两千零五十九字。如扣除答卷所列三代及履历八十四字,只有一千九百七十五字,足见炉火纯青,字字珠玑。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试题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刘春霖的状元殿试卷
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举贤,第4题变法,第5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种题目放在现在考,偶看都够用了)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状元殿试卷 刘春霖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之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
钦为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来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方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禽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
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这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子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壅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占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既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以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之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之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廖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选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权利。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已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己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时之要务。荀子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且有勋华之业。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忠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曾在保定莲池书院学习十载的末代状元刘春霖
这次殿试是在科考变革后进行的,殿试策问并非八股文章。八股文题目一般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解释须以朱熹《四书集注》等规定书目。这种死板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导致应试者酸腐迁拙,只知死抠章句。光绪二十四年秋,下诏实行新政,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增设了《皇帝策问》等新的科目。策问则按问对答,所问范围主要是抓纲治国之策,有弊端之处,当问其利弊及解救之法。如《皇帝策问》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刘春霖答曰:“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准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刘春霖对答切中要害,举例得当,时至今日仍有实际意义。上述见解如能逐一实施,为当富国强民之上策。但权柄操于慈禧之手,光绪二十七年(一九0一年)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列强入侵,清廷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帝欲振兴国家,谈何容易。 刘春霖(1872—1942),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清光绪30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刘春霖《灵飞经》评:我个人认为,刘春霖临写的《灵飞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看看当代启功的书体,也有刘的影子,也许是怀素《自叙帖》和刘春霖的结合体和改良体。最后一幅《临圣教序》疑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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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7/mw690/87e96ae2gd2484569a376&690刘春霖轶闻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成于唐,兴于宋,盛极于明清,历经一千三百余年,于1905年被废弃。最后一科考试,系1904年因慈禧七十寿辰所增开的“甲辰恩科”,状元名刘春霖。因是末科状元,故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
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初二生于山东济南,原籍是直隶肃宁(今属河北)北石宝村。他的父亲刘魁书是个勤劳淳朴的农民。刘春霖有个哥哥名叫刘春堂。哥俩自幼都很聪明好学,一同就读于本村塾师刘春熙门下。刘春霖自幼喜爱书法,练就一手好字,十几岁时便在集市和庙会上代写书信,卖字,为人写福字、对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春霖已逾30岁,和他哥哥刘春堂一起参加了壬寅科乡试,二人均考中举人后,又于次年(1903年)参加癸卯科会试。这一科刘春堂考中了,经过殿试成为进士,而刘春霖却落榜了。按规定,一般三年为一科,本来他还需过三年再考,但就在这次会试后的第二年(1904年),恰逢西太后七十寿辰,特加了一科即甲辰恩科,刘春霖这次应会试顺利通过了,殿试又考中了一甲第一名,即头名状元。两年后清朝廷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这样,刘春霖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http://ww3/large/9b950ef9gw1f47md5cpbej20as0m8400.jpg<wbr><wbr>——关于刘春霖的传说" TITLE="末代状元轶闻 <wbr><wbr>——关于刘春霖的传说" ACTION-DATA="http://ww3/large/9b950ef9gw1f47md5cpbej20as0m8400.jpg"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
刘春霖中状元时已经32岁,这位老兄在落第一次后居然能赶上科举的最后一班船,并且还得中头名状元,民间有不同传闻颇有趣味。
传闻一:当时殿试后经八位阅卷大臣将273名中试者名次拟定,并从其中初步选出前十名呈报西太后裁定,其中第一名人选是广东人朱汝珍,第二名才是老家直隶肃宁的刘春霖。西太后一见朱汝珍的名字就心中不悦,首先“朱汝珍”谐音“诛汝珍”,不免让她想起当年她下令害死珍妃的事来。其次,朱汝珍是广东人,而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而第二名刘春霖的名字则十分吉祥。“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正需要这样的吉祥征兆,正合太后的心意。于是慈禧便将两人调了个个,刘春霖成了状元,朱汝珍为榜眼。
传闻二:刘春霖被选为状元是由于他的字写得好。当初刘春霖进京后,曾有一段时间借住在地安门外什刹海附近的一家叫做“通益常”的布店里。此店以经营高级绫罗绸缎为主,老板姓徐,是个裁缝高手,常为一些王公大臣量体裁衣,因而得以结识曾任驻德出使大臣的陶世筠。陶府当时正缺一位家馆教师,徐老板看刘春霖颇有才学就推荐他去任教。有一次陶世筠为西太后寿辰祝贺,因为刘春霖写得一手好字,便让刘代写了一个给太后祝寿的禀帖。西太后看后,很喜欢禀帖上的字,询问得知写字的人叫刘春霖,便让刘春霖进宫为她抄写经文。刘春霖进宫后为西太后抄写了《大唐三藏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等等。后来西太后在判殿试试卷时,看到刘春霖的笔迹十分眼熟。她不喜欢朱汝珍的粗笔楷书,而喜欢刘春霖的疏淡清秀的书法,于是就点判刘春霖为状元,朱汝珍为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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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三:前两种说法都认为刘春霖的状元是西太后定的,还有一种说法的主人公是光绪皇帝。据说当时在朝的多位重臣都上书废除科举制,西太后对阅卷大臣拟定的一甲三名的名次和报上的前十名试卷并不怎么重视,当时也并未表示什么异议,即草草地转给光绪皇帝了。光绪皇帝阅卷后对刘春霖文章中表达的忧国之忱和所献之策十分欣赏,就把他从原拟定的第二名榜眼改为第一名状元,而将原拟定的第一名朱汝珍改为第二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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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看来,三种传说都认定原拟定的状元人选是朱汝珍,第二名才是刘春霖。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能进入前三甲就证明这位老兄是有真才实学的,而这些民间传说无疑更增加了刘春霖这个人物的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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