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60年末期的一个夏天，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被赶出校门，参加拆除旧城墙的劳动已经很长时间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沉重的心理负担，已使他憔悴不堪。

有一天，校领导通知他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不明原委的父亲急忙从工地赶回来，脱下汗渍浸透的旧褂子，换上精纺的圆领大背心，又找出多年未穿的派力司毛料长裤，脚蹬黑布鞋，这是他当时最体面的夏装了。

参加完活动后，他精神特好，格外兴奋，这是文革开始后几年间，第一次看到他露出笑容，一扫平日的沉闷。我们几个刚上中学的孩子怎麽也猜不出其中的奥秘，不知什麽事情能使长期压抑郁闷的父亲如此开心。而父亲则严守当时的外事纪律，对我们的猜测和好奇避而不答。

最奇怪的是，时隔不久学校领导便安排父亲重返学校执教毕业班。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直到今年春节和亲友叙旧聊天时，才得知那一年父亲是得益于杨振宁的“搭救”才重返校园教课。当时在国际物理学领域颇有建树，蜚声海外的杨振宁回国访问，特意回母校崇德中学（现31中）看望，并点名要见几位当年的老师，以谢教诲之恩。这其中便有家父。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家父从工地到校园的人生转机。

也许，当时杨振宁回母校看望老师的初衷只是表示尊师之意，再叙师生之谊。然而此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家父这种身份的人来说，无异于一次“解救”，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

本文发表于2001年5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