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王羲之从政思想的意义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是我国东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一代“书圣”。他的书法精品《兰亭集序》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长期以来是人们追慕和研究的重要范本。

王羲之出身官僚大家庭，自己也曾长期担任过地方行政长官，他的政治思想、从政经历、政绩与他的艺术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从政是他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艺术活动也是与他的从政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王羲之研究中，大家都把目光基本上都聚焦在他的书法艺术上，极少有人将其政治思想、从政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还有些人认为，作为封建官吏，王羲之政绩平平，不值得花费功夫去研究。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否，笔者经过翻阅历史资料，发现王羲之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崇尚实际、关心民瘼，且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如果拿他与他的同僚相比较，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显然要大大高于他们。所以，研究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本人以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可以全面、完整地认识王羲之。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个政府官员。他的主要身份是官员，本职工作是行政，在行政活动中体现其人生的理想、情趣和价值。他的书法活动毕竟是业余的，在他那个时代，书法主要是用来作为文字书写和交流的工具，它的第一位功能是交流，在交流中体现它的艺术美及感染人的价值，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书法只是作为艺术的一个品种，其作用是供人们欣赏和收藏，它的书写和交流功能渐被淡化。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大都是唐人的摹本；但即使是摹本其艺术价值依然高超，这些炉火纯青的作品，基本上又是实用性的，即以书信、便笺、报告为主，其中很大一部分与他的政治活动有关，是表达他对时局的看法以及政治主张和从政经历、诉求的。因此不了解他的政治活动就无法全面、完整地了解王羲之；而不能全面、完整地了解王羲之，也不可能全面了解他的书法艺术，因为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不可能游离于他的经历之外，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

其次，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思想感情、人生历练、美学理想和艺术造诣的综合结晶。王羲之在从政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诉求、吏治主张以及他的具体政绩是他重要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书法创作？这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是王羲之书法珍品中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札、报告与他的从政活动紧密相联的，所以，研究他的从政活动，能帮助我们深入领会他的书法艺术。

再次，可以给今天热衷于书法及其他艺术修炼的官员以有益的启示。书法及其他艺术不仅有其实用及审美的功能，在今天更有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提高艺术趣味和增添生活情趣的功能，所以许多人热衷于书法及其他艺术修习，其中也包括了不少行政官员。在各类节会、艺展、公共活动场合等，经常可以发现官员们挥毫泼墨的身影及作品。今天的官员当然不能与王羲之相提并论，毕竟时代不同了，认识、思想、及价值观等方面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从承担的社会角色分析可以发现，两者都是行政主体，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影响到社会与大众。官员的行政作为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经历，对个人的艺术创作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王羲之书法的艺术品位与他的行政作为就是有一定关系的，可以说是他的良吏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的优秀的书法艺术，人品与艺品在他的身上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这一点就非常值得今天热爱书法及其他艺术的官员们深思和效法的。

      二、王羲之的从政思想及从政经历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王羲之生于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终年59岁。他出身于晋朝名门望族——王氏大官僚家庭。从曾祖王祥，官至太保，封睢陵公；曾祖王览历任宗正卿、光禄大夫；祖父王正为尚书郎；父亲王旷曾任侍中、丹阳太守、淮南内史；从伯王导是当朝丞相，另一个从伯王敦官拜大将军，两人执掌当朝军政大权，是辅助东晋立国的大功臣。当时坊间有民谣云：“王（指王家）与马（指司马氏政权）共天下”，可见王氏宗族的气焰与势力。王羲之本人从25岁开始踏上从政之路至53岁于父母墓前宣誓辞官，其从政历史长达28年，历任秘书郎、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吴兴太守、征西将军、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官职，是一个有着丰富从政经历和经验的官员。

    王羲之生活的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纷扰混乱的一段时代，也是政治社会最黯淡的一段时代，所以有人把它比做欧洲的黑暗时代。”（[台湾]陈致平《中华通史·两晋南北朝史》第1页）当时晋王朝面临十分深重的内忧外患：宗室争权，自相鱼肉，官场腐败，士风消沉，官员普遍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崇尚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谓之清谈；五胡作乱，北方沦陷，南渡后的东晋政权偏安江左，苟延残喘，不思复国。王羲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仕途的。那么，在从政的过程中，王羲之有哪些积极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又留下了怎样的政绩呢？下面就此作些简单的回顾和分析。

  （一）王羲之具有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张收复失地，但反对冒进。王羲之在成年后并无一般士子那种读书做官的正统念头，他在给扬州刺史殷浩的信札中曾表露“吾素自无廊庙志”，不愿走发迹仕途的老路。《晋书·王羲之》云：“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羲之大约也颇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对“学而优则仕”、男儿当建功立业的儒家传统并不看重。但是，他毕竟壮志未酬，热血犹在，儒家的积极用世传统是他的主导思想。当时中国北方已被非汉族民族占领，晋朝版图丢失了长江以北的大批领土，对此王羲之忧心忡忡，耿耿于怀。所以当殷浩力劝其出来为国效劳时，他在陈述了自己不好为官的真实思想后，并没有固执己见，一味推辞，而是欣然应命。不过他不想在朝廷做个闲官，而是想到边境驰骋。他在上述致殷浩信中说“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晋书·王羲之》中华书局版第2094页）当时关陇、巴蜀名义上为晋朝所有，但处于羯人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包围之中，随时有被攻破沦陷的危险，形势十分严峻。王羲之自告奋勇要求到那里去“驱使”，足显其报效国家的迫切愿望。

    但是，当时东晋政权危机四伏，面临的外敌又十分凶恶，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互不服气。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拥兵一方的军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未作充分准备，就匆匆出征“御外”，不惜拿国家的财力和士兵的生命去赌一把。王羲之对此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无准备的“御外”是极力反对的，几次写信劝阻，甚至于犯颜苦谏。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对殷浩的劝阻。永和七年（公元351年）12月，征西大将军桓温帅师北伐，因形势不利仍止兵武昌。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素与桓温不和，为争功竟贸然北攻姚襄。“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晋书·王羲之》第2094页）可是殷浩不听劝阻，还是挥师北进，结果大败，又不吸取教训，企图再次冒进。闻此消息，王羲之以国家利益为重，再次修书劝谏。他严肃地指出：“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晋书·王羲之》第2095页）在这封信中，羲之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收复淮河以北地区谈何容易，应该保住长江一线，轻徭薄赋，关注民生，养精蓄锐，丰盛羽毛，尔后才能“救倒悬之急”。

    以国家利益为重还表现在他在对待国事和私谊时，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的是国家利益。当殷浩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王羲之不顾殷曾极力推荐他出仕的知遇之恩及两人很深的私谊，毅然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了封信，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要求他用权力干预，制止殷浩等北伐，他在信上说“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晋书·王羲之》）他也深知自己官职不高，人微言轻，但位卑也不可忘忧国，他以“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自己“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晋书·王羲之》）充分表现了一个正直官员的无私无畏的国家责任感。谢万是谢安的胞弟，谢家兄弟都是羲之的忘年交、挚友和亲戚。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朝廷以谢万为西中郎将讨伐燕主慕容俊南侵。羲之了解谢万好夸夸其谈，并不谙兵事，其带兵抵敌必败无疑。其时他已辞官隐居会稽两年，闻消息后却不顾人微言轻决然上书时任太尉、征讨大将军桓温，在信中既肯定了谢万的长处，也委婉地指出他不能胜任带兵打仗的重任（《晋书·谢万》）。但桓温未采纳王羲之的建议，还是让谢万担任北伐重职。王羲之在万般无奈之下致函谢万，希望他克服目空一切的毛病，与士卒同甘共苦，以赴征伐，可谓苦口婆心，良心用苦。但谢万未听取羲之的劝告，结果遭到惨败，狼狈单归，被废为庶人。

    以国家利益为重又体现在他在大敌当前时主张官宦团结、求同存异、一致对外。永和3年桓温灭蜀，威名大振，朝廷忌其尾大不掉，便任命殷浩为扬州刺史，参与朝政，以掣肘桓，由此殷、桓之间猜疑不断，影响了政权稳定和一致御外。“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桓构隙”（《晋书·王羲之》）。他写信给殷浩劝他在屏风上绘上一幅战国时期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著名故事的图画，以时时警示自己（《全晋文》：下官乃劝令画廉、蔺于屏风）。这种良苦用心恐怕连上苍也会感慨万端。

  （二）在魏晋“清谈”成风的时代风气中，王羲之却坚持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显示积极、进步、健康的从政意识和人生理念。在魏晋黑暗政治氛围里，读书人和士大夫们为明哲保身，不敢议论实际的政治，以谈论、争辩古人及某些哲理为时尚，是之谓“清谈”。从今天的目光回顾魏晋时代的清谈，不能说这种社会现象一无是处，至少那时的清谈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性的发现、生活方式和思想的解放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当经济凋敝、民生告急、局势动荡、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大部分高中级政府官员及知识分子都卷入清谈浪潮，以清谈为时尚，以清谈为人生，以清谈代行政，这非但是不正常的，而且是荒诞无稽的。对此，就是当时较清醒的学者也痛加挞伐，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针对当时盛行的清谈“曝光”说：“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这就是在清谈时风下的魏晋社会官、学风气的真实写照。

     那么，王羲之处于这样的现实中表现又如何呢？史实记载说，王羲之任会稽王友时其顶头上司就是会稽王司马昱，此公就是后来做了两年皇帝的简文帝，也是一位积极主张和推行清谈的“发烧友”。一时间有名的谈客纷纷赶赴会稽，无不受到收容优待。王羲之在他手下做官想必彻底远离清谈是不可能的，但羲之到底对清谈抱何种态度呢？《世说新语·言语篇》的一则记载可见其一斑。此记载云：“王右军（指王羲之）与谢太傅（指谢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态。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邻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请谈高手谢安是王羲之的忘年好友，又是亲戚，所以羲之推心置腹地用历史上大禹和周文王勤政的典故规劝谢，并明确指出清谈荒废政务，希望好友不要再沉溺其中。他的批评是委婉的，也是诚恳的，对清谈的害处有自己的明确看法，那就是“废务”、“妨要”，在当时“四邻多垒”（意谓外侮包围）的形势下士大夫沉湎清谈是十分不宜的。然而，谢安却不以为然，以秦未兴清谈却二世而亡为借口，极力替清谈作诡辩，可见清谈对魏晋官场负面影响之大。在这种社会潮流下，王羲之却保持独立的见识和人格，确实要有点勇气和胆略的。

对清谈的反感，主张务实，也可见之其给司马昱的一封信，其信在深刻分析“今外不宁，内忧已深”的国内外危急形势后云：“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晋书·王羲之》）“虚远之怀”就是清谈玄学之风，前介绍过司马昱是个清谈高手，后人评价他“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晋书·简文帝纪》）

由此也可见王羲之不迎合潮流、不同流合污，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立品格，而对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来说，“独立见识”、“独立人格”正是必备的人文素质。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迄今为止在书法方面尚无人胜出其右）的成就，这与其具有独立见识是密不可分的。                                               

  （三）体谅百姓艰难，关心民间疾苦，为救民于倒悬，有时不惜冒犯上之忌，显示了一位封建时代良吏难能可贵的“民本”意识。孟子有句名言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意识是封建时代崇奉儒家学说的正直仕人的座右铭，也是他们关心民生的行政依据。王羲之在为官的实践中多次碰到地方遭受灾荒，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应对自然灾害普遍无奈的古代，这是考验地方官员有无“以民为重”思想和执政能力的最重要的试金石。东晋一朝，内外交困，老百姓普遍承受着繁重的赋税和征役之苦，可谓民不聊生。针对艰难的民生，王羲之从维护本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希望统治阶层能充分关注，在给占据高位的友朋书信中屡屡表达了这一点。如他在给殷浩的信中就说：“……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晋书·王羲之》）在同一信中他对当时施民以暴政十分憎恶，喟叹道：“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恐胜广（指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之忧，无复日矣。”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恰逢当地遭遇特大饥荒，《晋书·王羲之》记载：“时东土饥荒，羲之则开仓振贷。”虽然对开仓振灾的情况未作详细介绍，但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粮仓名义上是国家的宝库，实际上是皇家的私库，开仓放粮是要冒重大的风险的，王羲之敢于如此正说明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在会稽任上，他又目睹种种害民的弊政，如负责看管国仓的仓督监守自盗，动辄“以万计”，对这种人和事，他主张严厉惩处，但朝廷却不以为然，致使盗窃国库成风，劣督还将盗来的粮食孝敬长官，上下串通，狼狈为奸；又如为了战争，征调大批民工充当运输的役夫，由于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役夫死亡、逃跑的不计其数，致使“户口日减”、“家户尽空”。王羲之上书当朝执政要员——尚书仆射谢尚，历数弊政的危害，力主改革，表现了为民请命的急迫之情（详见《晋书·王羲之》）。对危害百姓的时弊敢于揭露，又敢于直言，即使对方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也在所不顾，这既是王羲之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也是他民本思想的突出体现。他针对朝廷不顾路遥、民疲，过量过重征调吴越百姓服劳役、征收赋税万分痛心，在上书会稽王司马昱时，直言不讳地写道：“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王羲之》）把当时的弊政与秦王朝的暴政相提并论，并上升到亡国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也不顾最高统治者们能否接受，这种做法是要有勇气有魄力的，而这种胆识的力量来源于他对百姓深受痛苦的同情是分不开的。

     三、简述王羲之从政思想与他书法创作的关系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的书法境界又自创新……有人认为‘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就是指这一点说的。”（《中国通史》第二册）由此看来，创新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重要的品格。中国书法自王羲之后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就是王羲之创造的，这是书法界和学界的共识，对此恐怕没有什么异议的。探寻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创新的原因不外乎时代风尚（有晋一代的统治者及士大夫们崇尚书法，并将其引入人才选拔的重要条件之一）、家学渊源、个人天资和勤学苦练等。但王羲之的从政经历和他在从政中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品格与他在书法上的创新有没有关系呢？要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这篇短文所能承担的，笔者只能撮其要者谈点肤浅看法。

    王羲之在评论自己的书法时说过：“吾书比之钟（繇）、张（芝），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他认为自己的书法与当时的大家钟繇、张芝是可以并行的，但并不甘心于亦步亦趋于他们身后，而是要有所超越。在晋代书坛，书法高手灿如繁星，王羲之家族就有王导、王敦、王廙、王彬等书家，其余如卫铄、庾亮、庾翼、郗鉴、谢安、谢尚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能在众多的书法大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书坛乃至以后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奇才，不可能是偶然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王羲之的杰出书法造诣除了外部条件外，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思想、才气、人格等内在素质的综合体现。王羲之从政二十余年，他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独立思考，不随大流。东晋时代的士大夫们最热衷于脱离实际的清谈，将主要精力均用于此，而对国事民生不屑一顾，而王羲之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关心国事，尤其关心收复中原的战事。然而，当内外条件皆不具备时又反对冒险出兵，虽然他的官阶不高，国家的要事未必需要他来谋划，但他怀着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赤子之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最高统治者，规劝不可盲目发动复国之战，以免遭灭顶之灾。他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对民生的关怀上，在他任会稽内史时，当地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歉收，民不聊生，《世说新语》曾提及他为节约粮食，几度下禁酒令，并以身作则带头禁酒。他还打开粮仓赈灾，严惩官吏盗窃国库的犯法行为，等等。在当时大多数官吏奉行“愦愦之政”（意谓做老好人，不追究责任）的情势下，他秉公执政，依法行政，既是坚持正义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独立政治品格的体现。人的独立意识是人的创新意识的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思想、人格、行为等方面的独立性，一味地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可能有创新的举措的。这是一条为古今中外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世上字写得好的人数不胜数，但具有创新意识、开创一代书风的巨匠却寥若晨星。王羲之就是这样的巨匠，全面地研究他的书法历程，必须兼顾他的所有的人生经历，包括他的从政经历和政治思想，这应该是完整认识这位文化巨匠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