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避大夫 赏不遗匹夫

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综合吸收了儒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如果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看作各个学派的接力赛，那韩非就是“法家战队”的最后一棒，他代表“法家战队”最终冲线而获胜。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以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韩非子主要思想高度概括，一个国家要安定繁荣，君王就得遵循法治、权术和权势的法治思想。

韩非子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子》中的《定法》、《难势》等篇幅中都有体现。这就是告诉我们，法治社会应该人人平等。如不搞特权人人敬法，就没有贪官和黑恶势力。

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能使国家安定的基本法则。这个主张对于后世历朝历代法治社会的建立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子在《孤愤》中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同时他还对所谓“重臣”给与了解释并且论述了当他们掌握大权后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一论也受到了历史无数事实的论证。

韩非子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必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即“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宜公开，术宜深藏。而从《韩非子》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韩非的“术” 与申不害的黄老之术相比，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

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但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力和地位。一旦失势，君主的大权也就会摇摇欲坠，而权臣当道，这时国家也就走向了末路。控制权力的方式只能通过中央集权和君主制来实现。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韩非子还非常重视历史研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要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也就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从这一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不断变化中，也有其真实性和价值，也值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韩非子唯物的自然观，表达的也是由为突出的。他反对命运观，主张天道。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同时，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的。韩非子反对“前识”即是说：要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而“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说：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做你不能确定的事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些思想对国家和生活都有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只有当权有势的人守法了，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不能光靠老百姓守法，关键得看上级的人守不守法。领导干部越守法，社会就越和谐；领导干部不守法，社会就越黑暗；要想社会安定团结，领导干部就得管住嘴，束缚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