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相见恨晚，尹文子（上）——读《尹文子》‘大道 上’篇
(2017-02-27 15: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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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尹文，(约公元前360-前280年)，齐国人，战国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宋尹」学派始祖，生平不详，大致活动在齐宣王、齐愍[min]王之际，与宋钘[jian]齐名，属稷下道家学派。他们的思想兼合儒、道、法，广纳各派学说，这正是稷下黄老学风。对后期儒家思想有深刻影响。尹文于齐宣王时居住在稷下，为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宋钘、彭蒙、田骈[pian]同时，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并且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是当时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辩，"白马非马"为代表性的论点，以诡辩著称。尹文的学说，当时很受公孙龙的称赞。流传于世者唯《尹文子》一书，先秦论法术和形名的专著。[录自百度搜索，鄙人略作改动。]
鄙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只是最近在读孙皓晖所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一书时，从中才知道了：还有位著名学者尹文子，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还有个‘宋尹’学派。于是，找来《尹文子》阅读，其中仅收录有三篇文章：‘大道’上、下篇及‘佚文’一篇。
迫不及待读过《尹文子》後，鄙人与尹文子老先生‘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尹文子老先生的观点，道、法、儒、墨兼收，人治、法治并蓄。不走极端，不因噎废食。但兼收并蓄，并非是没有立场的墙头草、骑墙派。鄙人以为这才是恰当的治世道理。尹文子的议论方式，既不激烈，也不晦涩；既不偏颇，也不固执；既合逻辑，又顾全面；既议道理，又讲事例；既说理深刻，又平易近人。很值得称道，很值得研读。自以为是地固执于自我学派的论点，乃是学者、学问家的通病。因此，作为学者的尹文子之兼收并蓄就难能可贵了！请注意：事实上，任何人的任何正确观点，总会有所片面，总会有其欠缺，总会有适应的时限，总会有受限的适用条件，总会有得以改进的空间，世上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学者乃至学派思想带头人，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应该的，关键在于：不应该对不同乃至反对于自己观点的观点‘一棍子打死’，也该看看别人的议论是否有道理，是否切中了某些要害。用别人的正确，矫正自己的谬误抑或是疏忽；用别人的内容，丰富自己的不足。应当未失自己的学者风范。尹文子为此作出了榜样。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是被持有极端偏执观点的人物所左右。历史所深刻记住的也往往是持有极端偏执理论的人物。不管怎样，波澜壮阔总会归于风平浪静，激烈偏颇总得归于平凡中庸。不论是迟滞、复辟的儒家，还是急进、薄古的法家，还是平和、现实的道家，总会归于中华民族的一统文化，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这是世事的通理。因此，尹文子的学说，即便篇幅极少，也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本拙文不想枉加议论，只把原文中尹文子的某些观点罗列于下，以飨读者：
‘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以大道治世，必定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自然也就废弃了。用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世，必定不得脱离大道。
‘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用道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法，用法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术，用术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权变，用权变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权势。权势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权变，权变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术，术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法，法的使用必定会悖逆道，道的使用必定得统治者无需作为从而民众与万物自行平治。所以走投无路必定会寻找目的，寻找到最终目的必定会返回初始。始终相互接替，没有穷尽。
‘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人用‘尺’度量长短，用‘斗’度量容积，用‘秤’平准轻重，用‘音律’均衡清浊乐律，用‘名称’考稽真假虚实，用‘法度’评定平治抑或混乱，用简明的道理治理烦困疑惑，用变化抵御艰险困难。万事都可归结于单一，百种度量都可以法为准。归结于单一，就是简明的极致；以法为准，就是容易（容纳变化）的极致。
‘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有道理却无益于治理的言论，君子不要说；有可能却无益于事业的行为，君子不要去作。君子并非以有言论为乐，而是有益于治理的言论，不得不说。君子并非以有作为为乐，而是有益于事业的行为，不得不去作。[这可以视为，对历代知识分子的谆谆告诫！正人君子的知识分子，经常会以自己拿出的有道理的观点，而自鸣得意，侃侃而谈；还经常会以自己有所作为，而自鸣得意。却无视社会平治的大局，无视有益于社会治理的大事。]
‘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这使得圣人用符合道的办法夷平险绝，建立法度用以梳理差异。致使贤与愚不相互放弃，能与无能不相互遗弃。能与无能不相互遗弃，必定共同立功；贤与愚不相互放弃，必定贤与愚思虑相同。这才是极致平治的办法。
‘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物都不能自我能力，都不会自我认知。智并非因为有智的能力就会智，愚也并非因为有愚的能力就会愚，美也并非因为有美的能力就会美，丑也并非因为有丑的能力就会丑。不是因为有能力而自然为能，不是因为有智而自然知晓，那么为什么还珍视智与好呢？为什么还鄙视愚与丑呢？必定智不该向愚炫耀，美不该讥笑丑，这是因为人的德行之大道。道运行于世间，必定贫贱的人们不会怨恨，富贵的人们不会骄傲，愚钝的弱者不会惧怕，智巧的勇者不会欺凌，在于确定了名分；法度推行于世间，必定贫贱者不敢怨恨富贵，富贵者不敢欺凌贫贱，愚弱者不敢期冀击败智勇，智勇者不敢鄙视愚弱。一个是‘不会’，一个是‘不敢’，这就是说法不如道高明。
‘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虽仁贤，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身处名位，即便不肖，也不必担忧外物不亲近自己；身处贫贱，即便仁德贤能，也不必担忧外物不疏远自己。或亲或疏全在于态势与利益，不在于自身的不肖还是仁德贤能。我也不敢认为这就是天理，而是认为这是身处的态势自然而然的现象。当今天地之间，不肖者实在太多了，仁德贤能者实在太少了。趋利的心情，不肖者特别厚重。廉耻的心情，仁德贤能者偏多。
‘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兴废，翻为我用，则是非焉在哉？观尧、舜、汤、武之成，或顺或逆，得时则昌；桀、纣、幽、厉之败，或是或非，失时则亡。’——‘是’永远是‘是’，‘非’永远是‘非’，也是我所相信的。如此‘是’即便永远是‘是’，也有不被采用的时候；‘非’即便永远是‘非’，却一定有可行的时候。所以采用‘是’却失败，是有的；推行‘非’却有所得，也是有的。‘是’与‘非’的道理不同，而世事兴废更替，‘是’与‘非’都曾反复为我所用，那么‘是’或‘非’到底在于何处呢？观察尧、舜、汤、武的成功，有的顺畅有的悖逆，得到时势的必定昌盛；桀、纣、幽、厉的败亡，有的‘是’有的‘非’，丧失时势必定败亡。
‘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故人君处权乘势，处所是之地，则人所不得非也。’——自己认为是‘是’举世却予以非议，必定是不知道自己的‘是’；自己认为是‘非’举世却予以肯定，也是不知道自己的‘非’。如此必定‘是’或‘非’是随众人的价值观认为是正确，并非单独决定于自己的看法。那么必定犯众的就是‘非’，顺众的就是‘是’。所以为人君处置权变乘时趁势，立于‘是’的位置，必定众人就不得非议了。
‘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国家昏乱有三件事：灾年民众逃荒，没有粮食用以集聚民众必定混乱；治理国家无法度，必定昏乱；有法却不能施用，必定昏乱。有粮食用以集聚饥民，有法而且能予以实施，国家不平治，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
【现代汉语译文】
（上篇）
大道无形（或称：不见其形），作为器物得有名称。名称，须符合物的形态。从名称就可以正确理解物的真正形态，那么名称不可偏差。所以孔仲尼说：“一定得端正名称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大道虽然难于称呼，众多事物却一定得有名称。众物生于难于称呼的大道，必定众物各自有独特的性状。众物的名称产生于各自独特的性状，必定众多的名称各自与所表达的事物性状相符合。大道治理众事物，必定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自然也就废弃了。用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世，必定不得脱离大道。老子说：“大道乃是万物之源，乃是善人的宝，乃是识别不善人的宝。”这是说用‘道’治世的人，称之为善人；借助于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学说治世的人，称之为不善人。善人与不善人，名分不可同日而语，不需详察就可明白。用道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法，用法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术，用术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权变，用权力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权势。权势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权力，权力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术，术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法，法的使用必定会悖逆道，道的使用必定得统治者无需作为从而众与物自行平治。所以走投无路必定会寻找目的，寻找到最终目的必定会返回初始。始终相互接替，没有穷尽。
事物有性状一定有名称，有名称的未必有形态。有形却不命名，未必会丧失事物形态实质。名称却不可不追寻用名称检测这事物的差异。所以也得用名称检测性状，用形状确定名称，用名称鉴定事物，用事物检验名称。究其原因，必定形态名称对于事物，不应当隐藏埋没事物的道理。
定名称有三项遵循，法有四种法度。三项遵循是：一是按照物体的形状颜色外表形态命名——命物之名；二是按照人对事物的善恶贵贱的毁誉观点命名——毁誉之名；三是按照事物本身待人的贤愚爱憎之状况命名——况谓之名。四种法度是：一是不变之法，如君臣上下；二是齐俗之法（按风俗定的法），如能力强弱的同异；三是治众之法，如庆赏刑罚之法；四是平准之法，如法定长短轻重容积之法。
所谓术，乃是为人君的人所秘密使用的手段，群臣不可妄自窥探；所谓势，乃是辖制执法的利器，群臣不可以妄自作为。为人君的人采用的术一旦被臣下窥探到，就没有了术的深奥；所运用的势一旦被臣下使用，就丧失了势的持重。关键在于首先要端正名分，致使不会相互混杂侵扰。如此之後术才可以秘密，势才可以专制。名称，表明形态；形态，反应名称。如此形态并非正确名称，名称并非真正形态。必定形态与名称还是有差别的。不可以相互混淆，也不可以相互取代。没有名称，所以大道就没有称呼；有名称，所以名称用以符合形态。当下万物都存在，不用名称匡正，必定混乱；各种名称都排列在那儿，不符合呼应形态，必定乖张。所以形态名称，不可不端正。善名命名好的人、事物，恶名命名恶人、事物。所以善的有善名，恶的有恶名。圣、贤、仁、智，是命名善者的词汇；顽、嚣、凶、愚，是命名恶者的词汇。当今即便有圣、贤、仁、智的名誉，用以追求圣、贤、仁、智的实质，却也未必尽然。即便有顽、嚣、凶、愚的贬斥，用以追求顽、嚣、凶、愚的实质，却也未必尽然。使得善恶尽然区分，即便未能穷尽人、事物的实质，仍然不担忧之间的差别。所以说：名称不可不予以辨析。
名实相符，乃是区别彼此而且是检验真假虚实的手段。从古至今，没有不用得恰当从而成功，用得不当从而失败。失败了，是由于名分混淆；成功了，是由于名分清晰。当今的亲近贤人却疏远不肖之人，赏赐善却惩罚恶。贤与不肖、善与恶的名称都在那里，是亲、是疏、是赏、是罚的对应举措全在于执政者个人。此人与彼人，也是一个名称，是辨别前述名称真伪的人。名称是贤与不肖采取或亲或疏的态度，名称是善与恶采取或赏或罚的办法，合乎此人与彼人的辨别却不同，在于名称的混淆。所以说：名实相符，不可不明察。人们说“好牛”，却又说，不可不仔细看看。说‘好’必定是物的通称，牛必定是物的确定形态，用通用的称呼跟随确定的形态，没完没了太多了。还可以说“好马”，必定‘好’这个通称又连到了‘马’上，必定是‘好’这个通称无所不用其极。还可说“好人”，必定他属于人了。必定‘人’不是‘好’，‘好’也不是‘人’。必定“好牛”、“好马”、“好人”的名称自相离异了。所以说：名分不可以相互混乱。
五色（青、黄、赤、白、黑）、五声（宫、商、角、徵、羽）、五臭[xiu]（臊、焦、香、腥、腐）、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四类，自然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一定会用到，终身各人有个人的好恶，却不能却不能辨析这些名称的实质。这类名称属于身外之物，其间的区分却在于人的自我。我喜爱白色却憎恶黑色，爱听（韵）商调却捨弃（捨）徵调，爱闻（好）膻气却讨厌（恶）焦糊气，爱吃（嗜）甘味却呃逆（逆）苦味。白与黑、商与徵、膻与焦、甘与苦，是身外之物的名称；爱与憎、韵与捨、好与恶、嗜与逆，是自我的区分。确定这个名称与分别，必定万事不会混乱。所以人用‘尺’度量长短，用‘斗’度量容积，用‘秤’平准轻重，用‘音律’均衡清浊乐律，用‘名称’考稽真假虚实，用‘法度’评定平治抑或混乱，用简明的道理治理烦困疑惑，用变化抵御艰险困难。万事都可归结于单一，百种度量都可以法为准。归结于单一，就是简明的极致；以法为准，就是容易（容纳变化）的极致。这样必定会使得顽、嚣、聋、瞽，可以与察（明辨）、慧（智慧）、聪、明有相同的治理方法。[人类典型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化繁为简。绝不是化简为繁。]
天下万事，不可能完备，能让一个人去完备，必定贤圣也会难于完成。假设一个人能完备天下之事，必定是有合适的空间条件（左右前后远近），有适宜的时间条件（迟疾），一定有不兼备的。一旦有不兼备的适宜条件，就会全功尽弃。全面平治却没有缺憾，大小、多少，恰如其分；农商工仕，不改变自己的职业。老农、长久的行商、熟练的工匠、旧有的吏员，没有不生存的，那么身处上位的人怎么作呢？所以有道理却无益于治理的言论，君子不要说；有可能却无益于事业的行为，君子不要去作。君子并非以有言论为乐，而是有益于治理的言论，不得不说。君子并非以有作为为乐，而是有益于事业的行为，不得不去作。所以所说出的言论无不产生出形名、法度、权谋、法术，所作出的行为无不产生出农耕、稼穑、军旅、战阵，周全事务，所以英明君主予以采纳。社会秩序平治之外的道理，是小人所一定要说的；社会公共事业之外的能力，是小人所一定要作的。小人也懂得有些言论有损于社会治理，他却不能不说；小人也懂得有些行为有损于社会治理，他却不能不去作。所以所说的极端在于儒与墨的是非的辩论，之所以有那些坚白虚伪偏执对抗的行为，只是为了追求名望而已，所以英明君主予以惩处。所以古话说：“有所不懂并不妨害是位君子，有所智巧却无损于是个小人。工匠有所不能，无害于技巧；君子有所不懂，却无害于治理。”这话是可信的。
自己作善事使得别人不能追随，这是独善；自己有智巧使得别人不能追随，这是独巧；独善者与独巧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善行与众人共同行为，智巧与众人共同有能力，这才是善中至善的人，巧中至巧的人。之所以珍视圣人的治理，不珍视他自己的独治，是因为珍视自己能与众人共同治理；之所以珍视工匠的技巧，不珍视他自己的独巧，是因为珍视他自己能与众人共同有技巧。当今世人，行为想要独贤，从事想要独能，辩论想要超群，勇毅想要绝众。独行的贤，不足以成就教化；独能的事，不足以周全要务；超群的雄辩，不可成为家家户户的俗说；绝众的勇毅，不可参与征讨战阵。独贤、独能、出群之辩、绝众之勇这四者，是混乱的源头。这使得圣人用符合道的办法夷平险绝，建立法度用以梳理差异。致使贤与愚不相互放弃，能与无能不相互遗弃。能与无能不相互遗弃，必定共同立功；贤与愚不相互放弃，必定贤与愚思虑相同。这才是极致平治的办法。[尹文子不推崇：独善、独治、独巧、出群之辩、绝众之勇，是因为他看得到：社会的构成是人群，社会的平治在于人群的平治。]
名称确定必定物物之间不再竞争，名分明确必定私利不行。物不竞争，并非没有竞争之心；由于名称确定，所以没法实现自己的心愿。私利不行，并非无所欲望；由于名分明确，所以没法实现自己的欲望。如此必定内心欲望人人都有，却等同于无心无欲，乃是因为统治的有道。田骈说：天下的士子，没有肯于经常处于自己家中、侍候自己的妻与子，一定会游历求仕在诸侯的朝廷，是被利益所牵引。游历于诸侯的朝廷，都有志于成为卿大夫却不比拟诸侯国君，是由于名分所限。彭蒙说：“在田野上的雉鸡野兔，众人追逐射猎，是由于没有确定名分归属；满市街的鸡猪，没有人想要，是由于名分归属确定了的缘故。物欲奢侈必定仁智也会为之折腰，名分确定必定贪婪卑鄙也不敢争抢。”圆的物体之所以转动，并非因为有转动的能力而转动，而是由于所处势态不得不转动；方的物体之所以静止，并非因为有静止的能力而静止，而是由于所处势态不得不静止。因袭圆的物体自己可以转动的特性，使它转动不止；因袭方的物体自己静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转动。何苦脱离物的区分呢？所以因袭贤者的才能有用的特点，使他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才能；因袭愚者的没用的状态，使他得不到使用。用与不用，都并非是自己的意志。因袭这个人可用与不可用的特性从而自得自己的位置。自得其用，还会担忧物的混乱吗？物都不能自我能力，都不会自我认知。智并非因为有智的能力就会智，愚也并非因为有愚的能力就会愚，美也并非因为有美的能力就会美，丑也并非因为有丑的能力就会丑。不是因为有能力而自然为能，不是因为有智而自然知晓，那么为什么还珍视智与好呢？为什么还鄙视愚与丑呢？必定智不该向愚炫耀，美不该讥笑丑，这是因为人的德行之大道。道运行于世间，必定贫贱的人们不会怨恨，富贵的人们不会骄傲，愚钝的弱者不会惧怕，智巧的勇者不会欺凌，在于确定了名分；法度推行于世间，必定贫贱者不敢怨恨富贵，富贵者不敢欺凌贫贱，愚弱者不敢期冀击败智勇，智勇者不敢鄙视愚弱。一个是‘不会’，一个是‘不敢’，这就是说法不如道高明。
世间所珍视的，众人共同珍视的，称之为风俗（民俗、习俗）；世间所使用的，众人共同使用的，称之为‘物’。一旦有违于人，习俗就不允许；一旦众人难行，习俗就共同摒弃。所以人心都各异，行为却要一致；好恶各异，物资用品却一定相同。这就是习俗使之看齐，物所要修饰的。所以要看齐的不可不谨慎，要修饰的不可不选择。从前齐桓公喜好穿紫色衣服，齐国境内没有卖其它颜色的布料；楚庄王喜爱细腰，举国上下人人面有饥色。君上用什么率领下民，乃是平治与昏乱的缘由。所以风俗一旦不利，一定得用法予以矫正；物资一旦满溢，一定得建立制度予以检点。被习俗所拖累，被物欲所改变的人，不可以参与治理社会的事务。从前晋国苦于奢侈之风，晋文公用俭朴予以矫正，于是不穿里外都是帛之衣，不吃两个肉菜之餐。没过多长时间，晋国人都穿粗布衣裳，都吃粗茶淡饭。越王勾践谋划报复吴国，想要越国人民勇毅起来，路上碰到一只发怒的蛙，于是站在车上手扶车轼向此蛙致敬。过了几年，越国民众无论长幼，面对强敌即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君主自身赴难的表率，如此应验。圣王懂得民情的容易变动，所以制作音乐用以合和，制定礼用以节制。身处下位的人不得行使自己的私利，所以礼与乐才行得通。礼与乐得以行得通，必定私欲被废弃；私欲被废弃，必定是遇到贤人参政与遇到愚人参政都一样了。如果是遇到贤君必定平治，遇到愚君必定昏乱，这就是说平治与昏乱在于君主的贤愚，与礼乐无关。[尹文子看出了：社会治理到底是人治在起作用，还是制度之治在起作用，这是个无解的逻辑悖论。不妨再次推论一下：礼乐制度是圣王制定；下民不得用私，礼乐制度才得以通行；礼乐制度通行，废弃私欲；能废弃私欲，君主自身的贤愚无关紧要。反之，认为贤君必治，愚君必乱，又与礼乐制度无关。如此看来，到底该用人治，还是该用制治，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这是圣人的术以及圣明君主都没有，治世的法度赶上朝代改变却不用，这种状态必定多有混乱少有平治。多有混乱少有平治，必定贤人不被珍视，愚人也不被鄙视。身处名位，即便不肖，也不必担忧外物不亲近自己；身处贫贱，即便仁德贤能，也不必担忧外物不疏远自己。或亲或疏全在于态势与利益，不在于自身的不肖还是仁德贤能。我也不敢认为这就是天理，而是认为这是身处的态势自然而然的现象。当今天地之间，不肖者实在太多了，仁德贤能者实在太少了。趋利的心情，不肖者特别厚重。廉耻的心情，仁德贤能者偏多。当今根据礼义招揽仁贤，能得到仁贤者，不到万分之一；用名利招揽不肖者，满地俯拾皆是。所以说：“礼义成就君子，君子未必须要礼义；名利治理小人，小人不可没有名利。”
庆赏刑罚，是为人君的事；遵守职责效奉能力，是为人臣的业。君主度量功绩罢黜升迁，所以才有了庆赏刑罚；臣子各自谨慎施行各自的职责，所以才有了遵守职责效奉能力。君主不可参与臣下的职业，臣下不可侵犯君主的事。上下不相互侵犯参与，称之为‘名正’。名正从而法顺。接纳万物使之区分，区别海内使之不混杂。遇见伤害不感到屈辱，遇见推辞不会傲慢，禁制暴虐息止兵事，这样乃是救世的泰斗。这是仁君的德行，有这样的德行可以成为人君主了。坚守职责使得分内之事不乱，谨慎于自己的职责却无私心。不论饥饱一心一意，不管毁誉共同思虑，受赏也不妄自尊大，受罚也不怨恨。这是身居臣下的节操，有这样的节操可以为人臣了。
世间有因为有名望从而得到实惠的，也有因为有名望从而丧失实惠的。齐宣王喜好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用强弓，其实他所用的弓不过三石。他把自己的弓给左右近侍看其强，左右都试着拉这把弓，都拉开一半就佯装拉不动了。都说：“这把弓力不下九石，不是大王谁还能用这把弓呢？”齐宣王很高兴。如此必定齐宣王用的弓力不过三石，他却终身认为是九石力的弓。力三石，是实；力九石，是名，齐宣王喜欢这名却丧失了这实。齐国有位黄公，喜欢谦卑。黄公有两个女儿，都是美貌国色。因为自己的美貌，经常谦卑地推辞诋毁自己美貌，说是自己长得丑陋，于是这二女丑陋的名声远播，过了出嫁的年龄国内也没有一人聘娶。卫国有个鳏夫，不年轻了贸然迎娶了黄公的女儿，果然美貌国色。然後说：“黄公好谦卑，所以诋毁自己的女儿不美貌。”于是人们争相礼聘黄公的另一位女儿，也是美貌国色。美貌国色，是实；丑陋，是名。这是违背名分却得到得到了实惠。有位楚国人挑着山雉的人，路人问他：“这是什么鸟？”挑着雉的人说：“这是凤凰。”路人说：“我听说有凤凰，今天真看见了，你卖吗？”回答：“卖。”那么十金，也不卖。要求付款加倍，于是卖给了路人。这路人想要献给楚王，过了一宿鸟死了。路人并不急于花的钱，只是恨不得把凤凰献给楚王。国人相传，都以为是真凤凰，因为珍稀，才想要贡献。奏报给楚王，楚王感动于那人想要献给自己，于是宣召并且予以丰厚赏赐，超过买鸟款的金十倍。魏国有位老农在田野耕种，得到一块一尺直径的大块宝玉，也不懂得这是宝玉，于是告诉了邻居。这位邻居暗自想要得到这块玉，于是对这位老农说：“是块妖怪石，你若是收藏不利于自家，不如放回原处。”老农虽有疑惑，还是信以为真拿回家，放在窗口屋檐下。暗夜里宝玉发光照亮满屋，老农一家极其恐怖，有告诉给那位邻居。那人又说：“这就是怪的征兆，赶快扔了，可以消灭祸殃。”于是赶快把宝玉远远地扔到田野。不久这位邻居偷来此玉献给了魏王。魏王召玉工为此玉相面，玉工看过此玉二次伏拜站起来说：“斗胆恭贺大王，大王得到的是天下之宝，我作为玉工狗没见过。”魏王问价，玉工说：“这是无价之宝，给出五座城池的都邑，仅可以看一眼。”魏王立即赐给献玉的人千金，并且食上大夫的俸禄。
大凡天下万里都有是是非非，我所不敢随意胡说。‘是’永远是‘是’，‘非’永远是‘非’，也是我所相信的。如此‘是’即便永远是‘是’，也有不被采用的时候；‘非’即便永远是‘非’，却一定有可行的时候。所以采用‘是’却失败，是有的；推行‘非’却有所得，也是有的。‘是’与‘非’的道理不同，而世事兴废更替，‘是’与‘非’都曾反复为我所用，那么‘是’或‘非’到底在于何处呢？观察尧、舜、汤、武的成功，有的顺畅有的悖逆，得到时势的必定昌盛；桀、纣、幽、厉的败亡，有的‘是’有的‘非’，丧失时势必定败亡。春秋五位霸主也是如此。宋襄公与楚人在泓水大战，公子目夷说：“楚国兵力众多我国兵力寡少，请求我军对楚人半渡而击之。”宋襄公说：“不可如此，我听说不向不成队列的敌人冲锋。寡人我即便是亡国之君的余孽，也不敢照你说的作。”结果宋国战败，楚国人逮捕了宋襄公。齐国人杀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齐国君。召忽、夷吾侍奉公子纠奔逃鲁国，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奔逃莒国。不久公孙无知被杀，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齐国君之位。公子纠为长，应当力为国君。公子小白早一步回到齐国被拥立为齐国君主。此後却差使鲁国人杀死公子纠，召忽赴死，齐桓公征召管夷吾为齐相国。
晋文公（公子重耳）被骊姬的佞言所害，出晋国逃亡十九年，晋惠公死，公子重耳贿赂秦国用以求得返回晋国，杀晋怀公圉因而自立为晋国君，是为晋文公。宋襄公正直却不免被逮捕，齐桓公、晋文公不正，却随即成就霸业。自己认为是‘是’举世却予以非议，必定是不知道自己的‘是’；自己认为是‘非’举世却予以肯定，也是不知道自己的‘非’。如此必定‘是’或‘非’是随众人的价值观认为是正确，并非单独决定于自己的看法。那么必定犯众的就是‘非’，顺众的就是‘是’。所以为人君处置权变乘时趁势，立于‘是’的位置，必定众人就不得非议了。为人君，安居时必定外界予以尊敬，动作时必定外界予以随从，言论必定外界予以信服，行为必定外界以为典范，于是位居外界之上，驾驭群臣于下。国家昏乱有三件事：灾年民众逃荒，没有粮食用以集聚民众必定混乱；治理国家无法度，必定昏乱；有法却不能施用，必定昏乱。有粮食用以集聚饥民，有法而且能予以实施，国家不平治，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
【原文】
（上篇）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jiao。徼，循也。]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而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
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凡四类，自然存焉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则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为。小人亦知言有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故古语曰：“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言信矣。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任，符也。]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骈[pian]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夸，奢也。]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zhi。忮，很也。
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虽仁贤，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料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wu。侮，伤也。]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守职分使不乱，慎所任而无私。饥饱一心，毁誉同虑，赏亦不忘，罚亦不怨。此居下之节，可为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说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姝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huang。遑，急也。或从彳，徨。]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凰皇，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庑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弃于远野。邻人无何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贺王，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
凡天下万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诬。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兴废，翻为我用，则是非焉在哉？观尧、舜、汤、武之成，或顺或逆，得时则昌；桀、纣、幽、厉之败，或是或非，失时则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战于泓，公子目夷曰：“楚众我寡，请其未悉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不鼓不成列。寡人虽亡之余，不敢行也。”战败，楚人执宋公。齐人弑襄公，立公孙无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无知被杀，二公子争国。纠，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齐人立之。既而使鲁人杀纠，召忽死之，征夷吾以为相。晋文公为骊姬之谮，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赂秦以求反国，杀怀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执，二君不正，霸业遂焉。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故人君处权乘势，处所是之地，则人所不得非也。居则物尊之，动则物从之，言则物诚之，行则物则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
木工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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