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落，司马迁把驺衍与孔丘、孟轲的处境进行了对比；把伯夷、孔丘、孟轲的行为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孔、孟之流的这种行为方式哪里仅仅是不曲意阿谀世俗，与之苟合；简直就是要把方形的木柱插入截面积大小一样的圆孔，根本办不到’的结论。又列举了‘伊尹负鼎勉汤’，‘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的实例，说明：正确的入世方法应当是对有国者‘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进而认为驺衍似乎也有‘牛’、‘鼎’之意。如此看来，司马迁对伯夷、孔、孟的耿直行为方式很不赞同，甚至于不屑。

如此看来，司马迁认为任何理论，如‘仁德’、‘道义’等，其价值在于‘用’。任何高明的理论如果不能被‘用’，也就失去了其价值。

使自己的理论能够被‘用’，其根本在于两个巴掌。

其一是有国者这个巴掌：

  1自身有应用某理论的需求；

  2对某理论倡导者认可。

其二是该理论的倡导者这个巴掌：

  1有自己所倡导的理论被‘用’的强烈欲望；

  2放下‘自命清高’的身架，主动亲和有国者的行为方式；

  3以曲代直灵活地因势利导的表达方式；等等。

如此两个巴掌才能一拍即合。‘耿直’万人嫌，并非虚言！！

然而，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孔门儒家的观点，迥异于老、庄道家的观点。老、庄，认为社会是在以其自身的规律在运行，无须任何的人为干预，人为的任何干预对社会运行的影响都必定是负面的；特别是庄周极端地认为‘无用’之物则活且寿，‘有用’之物则死且夭，生命对于个物或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于是则出世以‘有才无用’而自保，以求自适、逍遥，乃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孔门儒家则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自身‘有用’于社会，死不足惜。

其实，驺衍就是‘五德循环终始’说的创始人，此说一直影响了——至少是在形式上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朝代更替的自圆其说合理性之形态，即便其如何荒诞不稽，这一学说还是为诸侯国君所青睐。故此，驺衍能受到梁惠王、赵平原君、燕昭王等国君的高度尊敬与厚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摘录《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所载：

【原文】

……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梁、齐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bin]。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rui]欲内圜[huan]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

【现代汉语译文】

……

这样邹衍在齐国受到重视。再到梁国，梁惠王到梁都之郊迎接他，执宾主之礼隆重相见。到赵国，赵国平原君对他非常谦恭。到燕国，燕昭王与群臣为他前驱开道，昭王以弟子座位受业于邹子，还专为他建碣石宫，亲自前往以师礼待之。于是邹衍写作《主运》。邹衍游说诸侯所遇见的如此尊贵礼仪，哪能与孔子困于陈、蔡之间面如菜色，孟子受困于梁、齐之间同日而语！过去，武王以仁义克殷纣，伯夷即使饿死也‘不食周粟’；卫灵公询问军事，孔子却不作答；梁惠王谋划想要攻伐赵国，孟轲却说大王您应该离开邠都。这哪里只是无意苟合阿谀世俗而已！这简直就是要把大方橛子塞进小圆孔，哪能进得去呢？有人说：伊尹背负鼎以勉励商汤因而称王于天下，百里奚喂牛在车下秦缪公因而称霸于天下，先要与君王适合，然后再引领他入正大之道。虽然，邹衍的学说不轨，不是也有伊尹的‘鼎’、百里奚的‘牛’的含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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