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这部‘信史’《史记》中对有所作为而决非昏庸至极的汉孝武皇帝刘彻事迹的记述——包括《孝武本纪》、《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叙述——如此苍白、如此荒诞不经，武帝的政绩仅散见于诸多《世家》、《列传》之中，且《孝武本纪》与《封禅书》如出一辙，给读者的印象就仿佛是武帝终生只作了一件事，且此事荒诞不经即：祭祀鬼神、寻求神仙、追求不死。于是，可知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痛恨之情深入骨髓。然而，循私情以记史就犯了史家之所以伟大的大忌。惜哉！痛哉！

从《史记》中就很难清晰地了解司马迁当世的汉武帝的业绩史实，不得不参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汉纪九∽十四》以及班固的《汉书》。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三位史家迥然不同：

• 西汉的司马迁的态度是：对汉孝武皇帝不予置评，从所记零散的史实由读者自己评价；
• 东汉的班固则高度颂扬汉武帝：‘……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 宋神宗时代的帝师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毁誉参半：‘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他认为汉武帝虽有秦始皇的过失，却避免了类似于秦亡的祸患，乃是汉武帝的过人之处。比较客观。

可见史家也决非无自我情感的冷血动物，都逃脱不了个人情感、所处时势、个人地位、自我立场、……诸多内外因素的羁绊，纯粹客观的史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史籍也不存在。但可以看到越是远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家，由于没有当世的利害关系，其评价总会客观些；遭遇历史事件和人物且不免于利害关系的史家，其评价主观的、情感的因素就会增加。如何正确解读史实，并能从中匪浅获益，就完全在乎于读者自身的素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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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Lee  2014-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