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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9 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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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缺什么？诗意马伟业杂谈 |
分类： 翰林理论 |
当下文学缺什么？
诗意！
马伟业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缺少诗意，绝大多数作家都在有意地放逐着文学自身固有的诗意。在阅读近年来出现的文学作品时，你会发现，不仅小说、散文、戏剧中没有诗，即使是诗歌中也没有诗。作家和诗人们或者满足于平静地叙说事实，或者满足于貌似深沉地探究世间哲理，或者满足于极为浅白地惩恶扬善，而对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即韵味重视不够，对千百年来中外作家极力追求和无数读者极力渴求的“韵外之致”弃之不顾，对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始终被奉为至境的“悠远”和“气韵”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令人失望的事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当今作家普遍丧失了创造诗意的才秉，当然也不在于他们实践能力的匮乏，而在于对现时代文学的合理存在状态理解上的失误。这种失误的理解大体表现为，或者认为诗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降临，它已成为过时的美学形态；或者认为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消解了生活中的诗意，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已不再需要诗意；或者认为科技本身就排斥诗意。基于上述理解，某些理论家在不断地阐发着，很多作家在热烈地响应着，彼此呼应的结果，是将诗意从文学的王国中放逐了出去。
其实，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要看到，诗意并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是由人性中求美的天性催生出来的，也是由人类超越现实的精神欲望决定的，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发生变化，向善求美这种欲望就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对诗意的渴求也永远不会改变。不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乃至未来的何种文明，都不可能排斥诗意，诗意也永远不会从人类的精神活动中消失。同时，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步入商业化和消费时代，但这一社会性质也不排斥诗意。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上的刺激，但同时并没有彻底放弃对美的追求，任何一个读者的阅读需要永远都是多元的。相反，商品社会带来的宽松自由，更促成了不同读者群的形成，使文学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有人乐于接受消费性艺术的同时，也有人乐于接受充溢着诗意的作品，这在当今已是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至于说科技时代排斥诗意，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人类曾经有过将科技与诗意熔铸在一起的过去，也有过将科技与诗意熔铸在一起的今日，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诞生了科技美学。我们没有理由人为地把科技与诗意对立起来，视二者为水火。也就是说，伴随着人类的精神活动存在了数千年的诗意，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前进和生活的变化而失去存在的权力。
我们之所以要挽留文学中的诗意，是因为诗意对于文学来说太重要了。文学之所以为艺术，归根结底地说，是因为诗意的存在。“凡是纯文学都是诗”，“文学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朱光潜先生当年的这一论断绝对是科学的。如果以小说创作来说，那么，“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先生对小说艺术的意见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前进而丧失其真理性。可以说，诗意永远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判定一部作品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的重要尺度。正因如此，当代文坛上个别有独特追求、在艺术上始终保持独立不倚的个性的作家，就没有抛弃诗意。王蒙说他在创作一部作品时，就常常有意追求“一种悠远感”，“作者不仅仅告诉你现在，好像人生能经历到、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之外，还有无限多的悠远”。他所说的“悠远”，实际上就是一种韵外之致，亦即一种诗意。另一位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家迟子建也始终没有放逐诗意。她坚持认为一部作品“应该有足够的气韵”，“不然的话，它就像一具僵尸一样，让人感觉不到生气”。“一部没有艺术气息的小说，同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通讯又有什么区别呢！”她所强调的“气韵”、“气息”，当然指的也是诗意。
这些理论家和作家的意见和选择是值得重视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握住了文学的真谛。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国新文学在近百年间的行进过程中，又何尝未曾经历过当时水平和当时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商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但就是在这种冲击中坚守文学这方圣土的作家，又何尝放弃过对诗意的追求？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认真审视这一阶段出现的文学时，谁都不能不承认，那些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恰恰是其中的充满着诗意的作品。不论作家当年在创作时如何追赶社会政治潮流，也不论如何追随工业化的声光电化和商品经济的五颜六色，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后，那些缺少诗意的作品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和明日黄花，失去了任何魅力，而那些在拥抱各种时代潮流的同时又充满着诗意的作品，却抵御住了时间的无情腐蚀，至今仍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伟大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其思想的犀利和深邃是普遍的，也是人所皆知的，但当我们今天重读它们的时候，仍旧备觉兴趣盎然的，则是其中那些充满着诗意的篇章，诸如《故乡》、《祝福》、《药》、《在酒楼上》、《伤逝》等等。这段历史上的所有事实都证明，诗意是文学防御岁月酸雨侵蚀的宝贵的防腐剂。对此，今日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不可不察！
从现实社会和文坛现实来看，呼唤文学的诗意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诗意作为一种情愫和境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感化力量。当社会上很多人都注重物质消费和现世享乐的时候，甚至很多人的灵魂也被商品大潮中的某些负面因素所侵蚀的时候，诗意的力量无疑会起到影响并改善人的过分世俗化的灵魂的作用，阅读和接受中的诗意元素，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世俗化的情感。从另一方面说，诗意的复归也能改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使文学重新走到广大读者中去。谁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读者对时下的文学是疏远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肯定与作家把作品写得越来越“像一具僵尸”，越来越像“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通讯”有重要关系。一旦读者在作品中品尝不到艺术的味道，“感觉不到生气”，他们为什么硬要耐着性子去读你的索然无味的东西呢？近些年来最早遭到读者疏远的诗歌，不就是因为其中没有了诗意吗？我们不断感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质量在逐渐下滑，那么试问，这种下滑与诗意的被放逐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断赞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的辉煌，那么试问，这种辉煌与诗意的存在究竟有没有关系？呼唤诗意的复归对整个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究竟会不会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
若要实现诗意的复归，归根结底要靠作家做出努力。我觉得作家没有必要跟风，去追随某种所谓的时尚，不必把个别人创作中的“情感零度介入”与“唠叨叙事”所获得的反响误作现今文学创作的唯一的路，更不能错误地认为它已经成为统治文坛的新行情，进而盲目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造成创作上的“扎堆”现象。要清醒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读者大众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要充分估计到诗意对于文学存在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人生面前应保持一种诗意心态和诗意情怀，因为作品中的诗意主要来源于作家的诗意心态和诗意情怀，只有以诗意心态和诗意情怀去观照人生，才能发现并创造出具有诗意的文学。当然，文学诗意的真正复归也离不开文学编辑的努力。编辑的审美趣味往往影响着文学的审美样态。作为文学编辑，应有更宽阔的艺术襟怀，不能把个人的口味当作选文的唯一标准，而应坚持选文标准的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曾经灿烂而今被放逐的诗意得以复归。总之，文学中的诗意的被放逐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我们有必要呼唤它早日归来。
马伟业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缺少诗意，绝大多数作家都在有意地放逐着文学自身固有的诗意。在阅读近年来出现的文学作品时，你会发现，不仅小说、散文、戏剧中没有诗，即使是诗歌中也没有诗。作家和诗人们或者满足于平静地叙说事实，或者满足于貌似深沉地探究世间哲理，或者满足于极为浅白地惩恶扬善，而对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即韵味重视不够，对千百年来中外作家极力追求和无数读者极力渴求的“韵外之致”弃之不顾，对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始终被奉为至境的“悠远”和“气韵”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令人失望的事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当今作家普遍丧失了创造诗意的才秉，当然也不在于他们实践能力的匮乏，而在于对现时代文学的合理存在状态理解上的失误。这种失误的理解大体表现为，或者认为诗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降临，它已成为过时的美学形态；或者认为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消解了生活中的诗意，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已不再需要诗意；或者认为科技本身就排斥诗意。基于上述理解，某些理论家在不断地阐发着，很多作家在热烈地响应着，彼此呼应的结果，是将诗意从文学的王国中放逐了出去。
其实，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要看到，诗意并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是由人性中求美的天性催生出来的，也是由人类超越现实的精神欲望决定的，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发生变化，向善求美这种欲望就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对诗意的渴求也永远不会改变。不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乃至未来的何种文明，都不可能排斥诗意，诗意也永远不会从人类的精神活动中消失。同时，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步入商业化和消费时代，但这一社会性质也不排斥诗意。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上的刺激，但同时并没有彻底放弃对美的追求，任何一个读者的阅读需要永远都是多元的。相反，商品社会带来的宽松自由，更促成了不同读者群的形成，使文学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有人乐于接受消费性艺术的同时，也有人乐于接受充溢着诗意的作品，这在当今已是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至于说科技时代排斥诗意，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人类曾经有过将科技与诗意熔铸在一起的过去，也有过将科技与诗意熔铸在一起的今日，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诞生了科技美学。我们没有理由人为地把科技与诗意对立起来，视二者为水火。也就是说，伴随着人类的精神活动存在了数千年的诗意，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前进和生活的变化而失去存在的权力。
我们之所以要挽留文学中的诗意，是因为诗意对于文学来说太重要了。文学之所以为艺术，归根结底地说，是因为诗意的存在。“凡是纯文学都是诗”，“文学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朱光潜先生当年的这一论断绝对是科学的。如果以小说创作来说，那么，“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先生对小说艺术的意见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前进而丧失其真理性。可以说，诗意永远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判定一部作品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的重要尺度。正因如此，当代文坛上个别有独特追求、在艺术上始终保持独立不倚的个性的作家，就没有抛弃诗意。王蒙说他在创作一部作品时，就常常有意追求“一种悠远感”，“作者不仅仅告诉你现在，好像人生能经历到、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之外，还有无限多的悠远”。他所说的“悠远”，实际上就是一种韵外之致，亦即一种诗意。另一位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家迟子建也始终没有放逐诗意。她坚持认为一部作品“应该有足够的气韵”，“不然的话，它就像一具僵尸一样，让人感觉不到生气”。“一部没有艺术气息的小说，同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通讯又有什么区别呢！”她所强调的“气韵”、“气息”，当然指的也是诗意。
这些理论家和作家的意见和选择是值得重视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握住了文学的真谛。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国新文学在近百年间的行进过程中，又何尝未曾经历过当时水平和当时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商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但就是在这种冲击中坚守文学这方圣土的作家，又何尝放弃过对诗意的追求？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认真审视这一阶段出现的文学时，谁都不能不承认，那些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恰恰是其中的充满着诗意的作品。不论作家当年在创作时如何追赶社会政治潮流，也不论如何追随工业化的声光电化和商品经济的五颜六色，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后，那些缺少诗意的作品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和明日黄花，失去了任何魅力，而那些在拥抱各种时代潮流的同时又充满着诗意的作品，却抵御住了时间的无情腐蚀，至今仍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伟大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其思想的犀利和深邃是普遍的，也是人所皆知的，但当我们今天重读它们的时候，仍旧备觉兴趣盎然的，则是其中那些充满着诗意的篇章，诸如《故乡》、《祝福》、《药》、《在酒楼上》、《伤逝》等等。这段历史上的所有事实都证明，诗意是文学防御岁月酸雨侵蚀的宝贵的防腐剂。对此，今日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不可不察！
从现实社会和文坛现实来看，呼唤文学的诗意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诗意作为一种情愫和境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感化力量。当社会上很多人都注重物质消费和现世享乐的时候，甚至很多人的灵魂也被商品大潮中的某些负面因素所侵蚀的时候，诗意的力量无疑会起到影响并改善人的过分世俗化的灵魂的作用，阅读和接受中的诗意元素，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世俗化的情感。从另一方面说，诗意的复归也能改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使文学重新走到广大读者中去。谁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读者对时下的文学是疏远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肯定与作家把作品写得越来越“像一具僵尸”，越来越像“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通讯”有重要关系。一旦读者在作品中品尝不到艺术的味道，“感觉不到生气”，他们为什么硬要耐着性子去读你的索然无味的东西呢？近些年来最早遭到读者疏远的诗歌，不就是因为其中没有了诗意吗？我们不断感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质量在逐渐下滑，那么试问，这种下滑与诗意的被放逐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断赞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的辉煌，那么试问，这种辉煌与诗意的存在究竟有没有关系？呼唤诗意的复归对整个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究竟会不会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
若要实现诗意的复归，归根结底要靠作家做出努力。我觉得作家没有必要跟风，去追随某种所谓的时尚，不必把个别人创作中的“情感零度介入”与“唠叨叙事”所获得的反响误作现今文学创作的唯一的路，更不能错误地认为它已经成为统治文坛的新行情，进而盲目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造成创作上的“扎堆”现象。要清醒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读者大众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要充分估计到诗意对于文学存在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人生面前应保持一种诗意心态和诗意情怀，因为作品中的诗意主要来源于作家的诗意心态和诗意情怀，只有以诗意心态和诗意情怀去观照人生，才能发现并创造出具有诗意的文学。当然，文学诗意的真正复归也离不开文学编辑的努力。编辑的审美趣味往往影响着文学的审美样态。作为文学编辑，应有更宽阔的艺术襟怀，不能把个人的口味当作选文的唯一标准，而应坚持选文标准的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曾经灿烂而今被放逐的诗意得以复归。总之，文学中的诗意的被放逐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我们有必要呼唤它早日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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