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不仅在中国流传很广，从明朝开始，逐渐传播海外。世界上最早的外文版《三字经》是拉丁语，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学者利玛窦(1552—1610)，他首开中意文化交流之先河，但是他的老师罗明坚(1543—1607)却鲜为人知。当年就是这位罗明坚带着利玛窦来到中国，并指点他学习中国文化。罗明坚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早在1579年他就来到澳门学习中文，首先接触的就是这本《三字经》。

这本讲述道德培养和学习精神及涵括文史的“小书”，让罗明坚很快就进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领地，他深感这本《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和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作用，于是从1581年开始着手翻译，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虽然此书当时没有发表，但历史仍清晰记录下他的这份不凡辛劳和开创之功。这位自称是“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的意大利学者，更将《四书》、《大学》翻译为拉丁语，成为当时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他们首先要研读的也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伊拉里昂·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当时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

真正令《三字经》在俄国深入民心的是“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他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此书甫一推出，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俾丘林素与大诗人普希金相友善，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更对《三字经》情有独钟，他读此书后非常希望能到中国一游，虽未成行，但如今这本《三字经》仍珍藏在普希金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