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不少官员的落马起底了“文艺怪圈”，一些昔日落马官员热衷出书卖书的“雅好”也陆续回放在公众面前。比如，曾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勉的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定价418元《大伦书法作品集》，一本是定价35元的《岁月如诗》，两书均通过权力之手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几年下来，净赚3000余万元。

       平心而论，官员也是正常之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艺术追求，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本无可厚非。对那些情趣高雅的“官文人”和“学者型官员”，我们在由衷敬佩之余，也常常会对他们出版的新书“爱屋及乌”。但是，如果像李大伦这样，把出书当作曲线敛财的利器，通过权力资源不遗余力地将书推销给所辖机构及个人，然后“名正言顺”地笑纳卖书款，“雅好”就变成了“雅腐”。

       让人忧心的是，像这种把出书“雅好”变成“雅腐”的官员，李大伦早非独例。原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月喜，在频繁“出书”卖书中获利高达43.32万元；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以“支持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数百万元；原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热衷出书获利高达1700余万元，其中一本由他撰写的书籍竟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

       可见，那些印数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册、书价高得离谱的官员“著作”，并非真的“含金量”高才供需两旺。如果不是慑于李大伦“市委书记”、张敬礼“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那顶官帽，鬼才舍得花418元、566元去购买那样一个小册子。这样的书，也只有公款才会“踊跃”购买，给权力献媚。有报道称，一些单位公款购买“官书”后，虽人手一册，但多成摆设，或常年堆在仓库里成为“废品”。

       官员热衷出书，看似文化气十足的“雅好”沦为“雅腐”，成了贪腐官员大肆敛财的手段，令文化蒙羞，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银子，有损政府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这样的沽名钓誉之举，绝非一般的不正之风，而是一种游离在文化与“高雅”边缘的新型腐败。频频上演的“出书”闹剧警示我们，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信马由缰，人性的贪欲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寻租空间，而且一定会“前腐后继”。

       遏止出书“雅腐”须多管齐下：一是要普查一下官员们的出书情况，多揪出并解剖几只“雅腐”麻雀；二是要将官员出书列入“重大事项报告”，就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三是要设立“防火墙”，将少之又少的地方“红线”上升到国家层面，依法规范官员出书行为；四是要严格审查企业或下属单位购买官员“著作”情况，通过“倒查”发现出书官员的“腐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