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即红铜加锡的合金。青铜器是中国历史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独到的文物创造，例如古希腊的石雕艺术，其造诣是后人永远无法超越的。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工艺，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作品，同样可称是并世无双，形成了独特的系统。中国青铜器又有一种其他古代文明同类器物没有的特点，就是自商周到秦汉，很多青铜器上面有铸或刻的铭文。由于古时把铜称为“金”，将青铜器叫做“吉金”，青铜器的铭文便叫“金文”。金文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和文字书法等都很有价值，这也是青铜器备受重视的一大原因。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学术界流行的观点，金属器的使用，是古代社会由野蛮跨进文明的标志之一。因此，中国的青铜器的源头如果是在国外，便是中国文明外来说的一大证据，持这样主张的人很早以前就有，当前也还有存在，成为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付出巨大努力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称得上时代最古老的早期铜器实例，是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处房子居住面上发现的一块半圆形黄铜残片，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经碳14年代测定，距今约6700年。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柄铜刀，经鉴定质地系青铜，距今5000年，这是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实物。到了再晚一些的龙山文化，以及与之年代相当的各文化，早期铜器就比较多。总之，中国青铜器应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公元前3000年上下已有青铜器出现，到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一些，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
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现在多数学者同意是夏文化，具体说是夏代中晚期的文化，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证明二里头文化属于青铜时代。夏代青铜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为代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爵、斝、戈、戚、铃、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牌饰等青铜器形制古朴庄重，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皆用合范法进行铸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爵和兽面纹牌饰。爵的造型比较单薄，流很长，三足纤细，器腹一面有两道弦纹，其间横列五个乳钉作装饰。总体上看，种类不多，器形较小，质地单薄，纹饰尚不发达。
       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发展无论是是器类还是质量，都有很大的进步。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常把商代分为前、后两期，以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现在的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作为前、后分界。一般认为，考古学上讲的商文化二里岗期就是商代前期，商文化殷墟期就是商代后期，这就把考古学的分期与历史上的朝代对应起来了。至于殷墟期的上限是不是就相当于盘庚迁殷有待论证，这个对应并非绝对准确，但这一点对于划分青铜器的时代关系不是很大。
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及杜岭、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这个时期常见的青铜器种类有鼎、觚、爵、斝、鬲、甗、瓿、罍、壶、盘，器壁一般较薄。爵为夏代晚期爵形式的延续和发展，扁体平底，流稍有加宽。觚、爵、斝为一套的酒器，已普遍出现。商代早期青铜器的鼎、鬲等三足器，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以薄胎为其特点，其胎壁都很均称，体现着范铸工艺的改善。纹饰主要有线条流转圆滑的兽面纹、夔纹为主，常用联珠纹作为其辅助，另外，如乳丁纹、斜角云纹，也不时出现。这个时期纹饰接续二里头文化的遗风，形状以带状为主，即使在器面很大的条件下也是如此，无地纹，尚未出现铭文。
      商代中期（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的青铜器以郑州二里岗上层、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下层墓葬、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物为代表。这时期爵的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即器腹变为长卵形，是前所未见的。斝的底多向下臌出，平底的已较少见。由于这时期还没有完全掌握对范芯浇铸全封闭的技巧，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两类，一类是商代早期变形动物纹，原来粗犷的线条已变得较细而密集。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云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商代后期青铜器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中：
      殷墟文化一期（盘庚—武丁前期），铜器种类较少，食器仅见锥足鼎一种。酒器有觚、爵、斝、罍、瓿等，新出现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觥。新出现有自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主要是中小型鼎。方形器在这时期大为发展。青铜簋出现于商代晚期，碗形圈足，无耳簋是晚期前段流行的式样，未发现有双耳簋。纹饰有兽面纹、夔纹等，未见铭文。
       殷墟文化二期（武丁后期—祖甲时期），青铜器新出现罐形鼎、鬲形鼎、甗、盉、方爵、卣、斗等。在纹饰方面，出现了蝉纹、蚕纹、云雷乳钉纹、变形夔纹及三角纹。少数铜器出现了铭文，但多数为族徽及其它图形文字，铭文笔道刚劲，无波磔。
       殷墟文化三期，（禀辛—文丁时期），这时期青铜器较第二期发生很大变化，柱足鼎、罐形斝常见，圆体爵盛行，方罍、觚形尊、觯、罐耳壶、附耳盂等在此期内渐盛行，新出现盂。其中随葬明器增多。花纹种类如前，但细部有较大变化，三角纹普遍。有铭文铜器仍少，铭文笔道开始有波磔。
       殷墟文化四期，（帝乙、帝辛时代），这时期的青铜器继承三期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型丰富，新出现的典型器物有无肩尊和椭扁体卣。纹饰流行兽面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象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通常以云雷纹为地纹，再加上浮雕式的主体纹样。这时期，铜器铭文变长，字数有达数十字者，笔道多有波磔。
      总的来说，商代青铜器前期器种渐多，胎壁薄，造型规整，花纹铸造较浅，且无底纹，风格简洁疏朗；后期器种很多，形制凝重典雅，装饰趋向繁缛华美，浮雕的主体纹饰下布满繁密的底纹，具有威严、狞厉和神秘的特色。商代青铜器的装饰图案多兽面纹、夔龙纹等动物纹样及云雷纹。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西周早期（武王－昭王时期），青铜器种类有鼎、鬲、盉、簋、盂、觚、爵、角、斝、觥、觯、尊、卣、方彝、罍、壶、盘，以及禁、铙、镜、戈、戟、短剑。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但也有若干新的因素，比如鼎、尊、卣等器下腹部膨出，有倾垂的特点；簋的形制多，有方座簋、双耳和四耳簋，为商代青铜器中所不见。壶，体形修长，有贯耳。纹饰流行兽面纹、夔纹、不分尾鸟文、蚕纹、乳钉纹。铭文加长。铜器铭文，既有族徽，也出现了三四百字之多的铭文，字体多用肥笔，笔道的波磔较明显。
       西周中期（穆王－夷王时期)，青铜器新出现的器形有簠、盨、盘、匜、壶、杯、列鼎和编钟。觚、爵、斝、觯、觥、卣、方彝等酒器，逐渐减少并消失，食器增多。组合性的鼎与簋多见。西周后期的鼎的柱足演变为蹄足，腹体近半圆形，圜底，敞口，两耳向外张。簋多鼓腹并有盖。青铜器造型风格趋向庄重、简朴。花纹多以带状的形式出现，兽面纹逐渐少见，大鸟纹盛行，流行分尾鸟纹、顾首夔纹、环带纹、云纹，新出现重环纹、窃曲纹。铜器的长篇铭文更多，内容多格式化，笔道微有波磔。
        西周晚期（厉王－幽王时期)青铜器常见鼎、鬲、簋、尊、垒、盘、匜、簠等。其中鬲由纵深式演变为横宽式。壶，流行圆顶式盖，耳为活环耳。列鼎、编钟件数加多。兵器流行中胡戈。纹饰趋于苟简潦草。常见纹饰有窃曲纹、瓦纹、重环纹、垂鳞纹、变形夔纹，一般都不衬地纹。铭文多长篇，往往器盖连铭或数器连铭，字体为玉箸体。
       商代和西周青铜器艺术时代风格的转换应当在西周中期的穆王时代前后。西周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的物化形式，其种类逐渐由重酒器组合变化为重食器组合。纹饰由抽象化的图形逐渐取代了以往充满神秘色彩的饕餮、夔龙等纹饰，写实性纹饰出现与流行。铭文也逐渐变长。整个西周一代的青铜器时代特点在其成熟期表现出来的审美特色是由繁丽趋向简素，追求和谐、典雅、理智化的艺术表现。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
      早期青铜器发现少，风格与西周晚期接近，食器组合或食器加水器组合仍以鼎、簋为中心，在一些大型墓还有酒器和乐器。到春秋中期以后，东周时代的风格才逐渐凸显出来。
       诸侯争霸局面形成后，打破了周王室对青铜礼器铸造的垄断，各诸侯国纷纷自行铸器，鼎、壶、鉴三器流行，鼎多有盖，鼎腹附耳。诸器风格上各有千秋，有的浑厚雄伟，有的精巧清新，具有不同的地域特点。如秦鼎腹浅足肥，制作规整；楚鼎高脚，样式繁多。饕餮纹、夔纹等繁缛纹饰被淘汰，代之以蟠螭纹和蟠虺纹。在青铜器铸造工艺上出现了模印法和失蜡铸造法等新工艺，细线刻纹、金银镶嵌的装饰手法开始应用，呈现出繁缛精巧、华丽活泼的崭新风貌。值得注意的是，错金银技术是在春秋晚期才开始流行的，至于流金银，就都是战国时期的了，不会早到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
       战国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战国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礼器的成分大大减弱；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装饰技法的广泛运用，使青铜器具有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格调。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战、台榭等图案纹饰的广泛流行，在造型和装饰方面一扫前代的凝重沉闷之气，也是各国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在青铜工艺上的反映。
      春秋中期到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从商代神圣、恐怖和西周时代严冷的礼制化中脱出，走向人间化、生活化，“钟鸣鼎食”成为贵族统治者们豪华物质生活享受的时代风尚，对于豪华感的追求是这一时代主导的审美趋向，体现于青铜器中的精神性内涵也就因此而改变了。到了战国中期以后，素面铜器流行，显示了“绚烂之极复归于平淡”的审美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