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东牖以纳旭，敞南甍以受和。木无丹漆之华，墙无丹垩之饰。素屏木榻，瓦缶陶罂，随力而增，率称是焉。楼上置橱，藏儒、释、老、庄之书，约三百余卷，香一炉，琴一张，酒一壶。登楼开窗，岸帻解带，碧波在望，青甸如拭，取琴作商声三五弄。小僮进酒无量，微酣而止。步至楼背，升台看山，雪壑镂银，朱夏犹在。山腰白云，宛如束带。斯时，心旷神怡，不觉放歌，声满天地。老衲羽人，白眉垂颊，出自竹烟香霭之间，持茗来饷，相与茵草枕藉，如梦如寐，不知天壤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中溪叟今年八十有四，耳目四体未至衰颓。宅边有默游园，风雨冱寒，颇堪游息。每及首夏，即出北郭，追凉风，濯流湍。苍山诸溪涧泉石胜处，背琴携酒，日以为常。或有客无客，听泉坐石，必日落而起，或乘月乃归。……目冥境寂，天地之情，了然玄会，乃知死不相干矣。唐人诗有之：‘此身只合僧中老。’予尝三复此言，清泉白石，实鉴我心。”

     李元阳写这篇《翠屏草堂记》时，已经84岁。文章信手拈来，从写身边的器物用品、清风明月入手，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坦然旷达的人生态度，亦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总结。写完这篇文章不久，李元阳就溘然而逝，留给苍山洱海之间一盏永不熄灭之灯。

     李元阳于1497年出生于大理府一个书香家庭，因母亲董氏“梦龙负日入怀”而生，故名“元阳”。自幼寡言少语，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少负才情。科举路上，一路高歌。25岁时，取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科云贵乡试第二名；29岁中嘉靖丙戌年（1526年）进士。

     中进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就由于参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后改授江苏江阴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洁著称，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碑建祠，载其种种善举。因外抗击“海寇”、内施惠政于民，李元阳在江阴做官后不久就升任户部主事，后改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官吏、整肃政纪。身为监察御史的李元阳刚正不阿，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君子，近年来以爵禄畜小人。”被同僚称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被贬为荆州知府。在荆州府任上，荆襄百里之间没有水井，他带头捐俸打了几十眼井，当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兹纪念。又看到沿江州各县不断受水灾影响，李元阳就治理长江、荆江段水患，限期各县修复河堤池塘，被誉为“大禹之后一人而已”。此外，后来成为万历首辅、著名改革家张居正，就是被李元阳发现并培养出来的。

     嘉靖辛丑年（1541年），44岁的李元阳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再也没出仕。在此期间，他醉情云南山水，与当时杨士云、杨慎、张含、李贽等文化名流诗酒唱和，使得今天云南的许多山水、庙宇多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同时，他又勤于著述，诗文集有《艳雪台诗》、《中溪家传汇稿》等，理学著作有《心性图说》等，并在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今流传下来的《大理府志》卷一、卷二，保存了有关明代大理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及大事、沿革等方面的资料，深得后世赞许。万历《云南通志》是第一部由云南少数民族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等十二志，下又分为五十八目。该志吸收历代地方志的优点，以独具匠心的编排、类列分明的条目、旁征博引的资料、独到的见解而为后世所瞩目。其中《赋役》、《兵食》、《羁縻》、《学校》诸志系李元阳首创，亦为后代云南省志所承袭。

     纵观李元阳的一生，不论是为政为官、为人为师，还是其天赋才情，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生。为政清廉耿直，深受同僚、百姓所称颂；为人超脱旷达，不计名利，驰骋官场多年后，退隐归乡，醉情山水；文章才情倥偬，堪称一代文宗。其挚友杨升庵说：“见中溪神貌如临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语如闻洪钟，令人顿醒。”而与其同时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忠斋，也评说：“中溪晚年之学，如霜清岁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明著名思想家李贽也赞誉有加：“公踌倜傥，非常人也，……为海内贤豪驱先，非常人明矣。”后人李根源在《重刊〈中溪汇稿〉序》中不无感慨地说：“吾滇先生，理学钜儒也。……特滇僻处西南，无有表彰其学说者耳。”

     由于在文学、书法、哲学、史学、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李元阳被誉为“白族史上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至今，在云南地区，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元阳的故事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