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百龄艺独步山野有奇才_大理阿成

在中国当代书画篆刻界，论资历与造诣，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前辈，以艺术成果而论，在全国范围内也堪称是大家。袁老因为在云南而不是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所以不为外人所知，真正是退隐江湖、深居简出。然而他又锲而不舍地坚持艺术学习与探索，几十年如一日地创作，在书法、篆刻、镌刻（铜与木为主，兼及砚石）及绘画等领域，都有过人之处。

中国自古有敬老爱老的传统，一个人即使没有更多的贡献与成就，仅仅活到了一百岁，也已经让人们非常欢喜了，因为这是生命力的证明。如果一个人活到了一百岁还在为社会做贡献，那就不仅仅是老人自己和家人的福气了。一百岁的老人还在坚持艺术创作，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奇迹。袁思齐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不愿以书法家自居

袁思齐的书艺之名，早在抗战后就已经奠定了，证据就是松山抗战胜利纪念碑。1945年胜利后，云南最高军事长官宋希濂奉中央命令，为松山战役阵亡的烈士立碑，书丹者，主要是袁思齐先生。为如此重要的历史纪念建筑书碑，其书艺水平与声望影响，不问而知。

袁思齐是退隐民间的文化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离休了，过着非常平静的百姓生活。由于早年的经历，他安贫乐道，不慕虚名。书法家协会主事者久闻其能书，是老资格的写家，便动员袁老入会，老先生婉言但是又非常坚决地拒绝了。直到今天，他仍然不以未曾参加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为缺憾。他笑道：“我写字是自娱自乐，要是参加了书法家协会，不就也成了那个书法家了吗？”

《颜氏家训》有言：“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当今书画篆刻界，真正能做到忘名的，实在不多，而袁思齐老先生是实实在在忘名的艺术家。

袁思齐不愿以书法家自居，他是艺术家，不仅精于书法、篆刻，还兼刻铜、绘画以及音乐等艺术门类。当然，袁思齐首先是书法家。袁老的篆书与行书成就最高，篆字绵厚劲道，骨力开张，挥洒自如，如入化境，而且字字有出处，严谨规范，以其《自临旧印篆书册》为例，在尺笺上写时随意放松，看起来却非常大气磅薄，高超处不让古人；行草潇洒飘逸，不失妩媚，深得二王神韵，以其所书古人诗词系列为例，摇曳多姿，妙处上接民国诸名家；袁思齐作书小大自如，榜书有气势，小楷精美秀气，而且老而弥坚，笔下没有衰老的痕迹。

书画是马拉松

艺术有不同门类，就像体育比赛，有的是比爆发力，有的是比速度，还有的比拼技巧，也有比力量与耐力的。如果说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是吃青春饭的，那么，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篆刻却相当于马拉松比赛，谁跑到最后，谁是赢家。当然，并不是谁活得寿命更长，谁的书画篆刻就更有成就。前提是具有同样的天才与同样的学习、创作环境，同时又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

中国书画因其传统悠久、作品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没有足够的眼福与悟性，只能是浅尝辄止，无法登堂入室。火候不到，笔底下就无法退尽火气，就难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袁思齐老先生生于1910年，他养成的读书、临池习惯，也已经雷打不动了。他扎在中国书画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汲取着古人今人的艺术营养。在书画篆刻、镌刻的艺术领域，袁思齐就这样一口气跑到了一百岁！因此，他对中国书法、绘画、篆刻了如指掌，对古今名家名作如数家珍。这种精湛广博的艺术修养，兼之日夜不辍的动手实践，使得袁思齐的艺术造诣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无庸置疑，与他同龄的艺术家，由于自然规律，几乎已经全部退出了艺术创作。即使还在世，也早就因为眼睛、手的原因无法挥毫了。如已故的启功先生辞世前十来年就封笔了，而在世的周汝昌早就接近失明。

袁思齐是幸运儿，福大命大，竟然能到一百岁仍然不戴眼镜，手写蝇头小楷分毫不差，甚至还能动手铁笔治印刻铜，这是奇迹，也是上天对艺术家的恩赐。

一百岁还能弹钢琴

论艺术修养，袁思齐应当是当今美术界最有资格的老前辈，而且修养全面，打通了音乐、绘画、书法、篆刻的疆界。

袁老三十年代先后在四川的岷江大学艺术系与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攻读，受过严格的科班教育，而且很系统很全面，西方绘画与中国的书画印，都有名师讲授。此外，他还接受了同样规范的音乐教育，弹得一手好钢琴，声乐也很专业。可以说，在同时代人中，袁思齐的艺术修养是罕有的全面。博学多识、多才多艺，是袁思齐的一大特点，较之启功等同时代书画家，不仅不逊色，甚至有胜出之处——在书画家中，即使是中青年书画家，能够看着五线谱视唱的恐怕也凤毛麟角吧，而袁老先生轻车熟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老人很高兴，特意亲笔创作了一首歌曲，而且手抄五线谱，作为给北京奥运会的献礼。美术界能作曲的，大概也只有袁思齐一位了。

刻铜独步一时

在各种造型艺术中，袁思齐老先生情有独钟的是刻铜。从镇纸到古钱币、笔筒，他都大量地创作，既有刻字，也有刻画，技法纯熟。毕竟是专业出身，他的工具非常齐全，刻铜、刻石印等等，不同的材质他有不同的工具，仅专用刻刀他就各有上百把。

过去他刻铜不收钱，但是要双份材料，同时刻两件同样的，让求刻者自选一件，剩下一件自己留存。他说，为了减少压力，对求刻者讲自己只刻铜，不刻石头。“铜那么硬都刻得动，石头倒刻不成了——有那么怪的！”老人说着自己就眯着眼睛坏笑起来，为自己的借口之荒唐与当事人的外行感到好玩。

他能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而且勇于创新，不因循守旧。在他的书法里，可以看到甚至有流行歌曲或电视剧的台词，还有“样样好”、“跑野马”这样的方言俗语。而在印章里，也可以看到“好人一生平安”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印文。

拐杖成了艺术品

拐杖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但是真正把拐杖作为艺术品来对待、进行成系列的创作的，似乎前所未有。有之，则自袁思齐始。

中国绘画里拐杖是经常出现的形象，尤其是老人，或者是文人雅士，常常会手持拐杖。成语有一句“追随杖履”，说明古时有学问、有地位、有成就的得道高人大都会用拐杖。拐杖有竹有木，也有金属的，如宋代罗大经的名著《鹤林玉露》有一条“铁拄杖”，说的是宋孝宗用一根漆拄杖，平常不让别人动，一次忘了带，让人去取，两个小黄门竭力才拖来，原来是精铁的，皇上以之健身，志在恢复中原（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艺术家用拐杖的很多，如齐白石、张大千，都留下了手拄拐杖的照片，风度之潇洒，已经成为文化标志。但是，艺术家雕刻拐杖的，却不知道有哪位前辈。袁思齐是我所知道的雕刻拐杖艺术成就最高的大师。

袁老上世纪30年代在美专里受的是专业造型艺术训练，可以翻制石膏像惟妙惟肖，因此，与一般书法家画家只能从事平面艺术创作不同，他能够做立体的造型作品。黄苗子等人也有刻木作品，不过，都是只写墨稿，委托合作者再操刀完成。袁思齐老先生则是一手包办，亲力亲为，而且是自己刻了自己用。

从七十岁起，他收集并雕刻各种拐杖，把实用工具与艺术审美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寿文化的独创作品系列。他经常轮换着使用拐杖，经过长年累月的把玩与摩弄，这些拐杖的包浆已经很好看，有了年份沧桑感。

他不仅在拐杖上刻铭文，也刻图案，还镶嵌宝石、玛瑙等，煞是好看。经过他的加工，每一根拐杖都各有各的风格，成了艺术品。

作品从不乱卖钱

老人的作品不卖钱，准确地说，是不乱卖钱，他告诉我，以他这样一个当年上学是为了挣钱养活妈妈的穷学生，能不想要钱吗？他做梦都想发财，但是他不乱要钱，喜欢他的作品的，如果是富人主动给钱求字，他也是收的，老人家对我笑着说：“给少了他也不好意思！”对于工薪阶层、穷人，他舍不得收钱。当年在教书时，学生以及相邻的农民求字，他都有求必应。

袁思齐老先生的学生，最初的那一代，基本都已经辞世，健在的也差不多八九十岁了，不少人都有袁老师的作品。袁思齐的书法虽然没有标价，但是在内行心里是有一把尺子的。在《兰界》2009年第10期刊发了我介绍袁思齐老先生的文章后，一位曾旅法多年的书画界人士到挂云居喝茶，对我诚挚地说：“昆明如今写字最有名的是冯国语、劳伟，比冯国语、劳伟写得好的，就只有袁思齐了。”这是一句客观公正的话。

我曾经拿一幅袁老写给我的字去装裱，宝翰轩是昆明裱画的老字号，女老板很精干，她接过字看了一眼就说：“袁思齐的。”可见是常裱袁老的作品。

游于艺

袁老先生在金石篆刻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至今还没有停止铁笔创作。在他百年生日纪念册中，可以看到有上千方印作，其中大量是临刻古人名作，尤其是对汉印以及吴昌硕、邓散木反复临刻，几乎达到乱真地步。

袁思齐最得意的印作之一，便是“游于艺”，他不仅在印石上刻，还在砚台等材质上反复刻，显然，这句古训着实合他的心思。他把书法、绘画、篆刻与镌刻当成游戏，而且几乎不附加功利色彩，便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与满足，同时又不受制于市场或俗流。这种相对自由的状态，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最为难得的。

对于书画印章与镌刻的作品，送给人时，他喜欢说：“拿去玩。”这些艺术品，在老人看来，用处只是玩。确实，中国的书画印章文房四宝，自古就是文人或富人把玩之物。

他到了一百岁，写着玩的还是《毛公鼎》、《散氏盘》，以及王羲之的书法。他临了无数遍，未必真的是为了学习提高书艺，而是——“好玩！”

在艺术领域，受过专业训练，而能不受市场干扰，成为专业玩家，袁思齐是极其难得的例外。

当然，并不是说袁思齐的艺术创作的劳动强度不够，或者说是艺术态度不严肃认真。袁老写字作书，在不同的纸张质地上，使用不同的技法与材料，如在册页的泥金题签上，便先用肥皂擦拭，再用墨笔书写，而印章则在棉纸上铃盖好，用剪刀沿着边缘铰下，再用浆糊粘在泥金的题签上，一丝不苟，效果当然是很精致。老人还在苗绣的真丝条幅上题字，也是想出了有效的办法，解决了丝绸不易着墨的缺陷。

无论是印章，还是刻铜、刻木，袁思齐都是在工具与工艺上精益求精，他玩得很专业，玩得很投入。

一视同仁齐家之乐

作为一个天赋颇高而生性善良的中国人，袁思齐禀奉的是传统礼教，待人热情友好，仁义礼智信，尤其是孝敬母亲，尊敬师长，深爱妻子和子女，尽职尽责。他多年任教，桃李满天下，待学生之好，今天的教育界难以找到这样的良师。

吉人天相，袁思齐大学毕业孤身一人由川入滇，历经千辛万险，在云南成了家，生了三子一女。因为持家有方，他的子女家教很好，都事业有成，而且都健康地进入了退休阶段。如今袁思齐已经是四世同堂，全家三十几口人（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可以说，袁思齐达到了传统中国人最理想的境界，福、禄、寿齐全，家庭和和美美，子孝孙贤，没有一般大家庭那么多的麻烦与复杂。袁老每一天都很快乐，到了一百岁还能有很高的生活质量，健健康康，连保姆或服务员、护士都不要。

袁思齐在家庭美满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较之艺术，不遑多让。他对子女一视同仁，深谙“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一碗水端平。他的作品，常常是一式几份，分别落款，几个子女每人一份。他女儿的孩子，也不叫他姥爷或外公，而是叫爷爷，从小如此，以至于在小学考试时答错了祖父、外祖父的区别这样简单的常识题。袁老知道了说，老师扣的分，我还给你！孔子曰，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袁老对子女的成长很用心，而且对他们的品德教育很重视，他对我说，他的子女们都退休了，过去都在单位担任过有权有势的重要职务，现在平平安安退休了，“他们的手是干净的——好容易哟！”

每到周末，子女们带着下一代甚至第四代来和袁老欢聚，老先生享受到了中国人作为生活最高理想的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小小心心活到百岁

袁老养生有道，很讲究体育锻炼，同时非常注意饮食。他写过一幅字“小小心心活到一百岁”，是实实在在的经验谈。他是认真地活着的，目标很明确，每一天都很充实。由于保养得好，袁思齐老先生虽然已经一百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动作反应快，老人与晚辈玩打手掌的游戏，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多。读书报刊看五号字不成问题，笔尖有一根毛岔，他能自己用手揪掉。

老人虽然已经百岁，但是仍然能自理生活，还可以独自一人在家，甚至能自己照顾自己吃饭。能如此长寿，首先是他性情乐观、开朗、幽默，喜欢说笑话，很风趣，聊天时，他常会笑作一团，弓起腰，倒向沙发扶手。

他口袋里装着孙子给的跑步计数器，每天自己记录步行的数字。

中国书画有烟云供养的说法，袁思齐老人从事书法、篆刻，其实就是一种气功，一种身心保健操，因为他淡泊名利，超然物外，所以，精神很平和宁静，充分享受到了中国书画的乐趣与益处。

活到老学到老

从小到老，袁思齐的临摹能力都是非常过硬的，而且能做到惟妙惟肖，他戏称自己是开照像馆的，也就是能够准确地复制前人的书法、绘画、印章以及雕塑。他说到了一百岁，还舍不得关照像馆，还是要学习古今中外的艺术家的作品。书画界相当一些名家都是吃老本，不再用功探索学习，袁老表示那样做没出息：“不再临习古人碑帖，只能越写越差。”事实上，书画界现在不乏这样的高价写字匠、画匠，无限度地复制自己。

老人家对于绘画下过大功夫，小时候就通临了不止一遍《芥子园画传》。他看到自己喜欢的好画，就会临一幅自己看着玩，由于功底深厚，他的临仿之作非常逼真，而且他没有门户之见，也不分古今，只要是好的，他就临。当代画家中，云南的袁晓岑他也临，香港的杨善深他也临。他临的画装裱起来的有一百多幅，常常自己拿出来看着玩。

袁老做事情非常专注认真，到了百岁高龄，他仍然天天临帖，仅王羲之的《姨母帖》，他就临了一百遍。《散氏盘》等篆字法书，也是无数遍地临习，千锤百炼，八九十年下来，打下了坚实的传统艺术根基。他的行草书与篆字，功力深厚，自具面貌。

他说，古人生活条件差，平均寿命不长，古代书法家活得都不算太长，五六十岁的居多，而且他们所见的书法经典有限，自己和前人相比，光年纪就多活了四五十年，而且又能看到太多各种书法经典名作，没理由写不好字，比古人写得差，对不起自己。

老人是非常清醒、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有时讲起一些古典文史方面的事情，老人以前不知道的，他从来不含糊，也不装懂，而是采取很认真、很坦诚的态度，做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妙语联珠循循善诱

袁思齐的成就不仅在于艺术创作，还在他的为人品德修养，和他见面交谈，真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袁老说话不仅仅风趣幽默，还很巧妙得体，对家人子女，对学生，对朋友，对客人，都各有分寸。

袁思齐从1931年开始教育生涯，他曾经是云南身价最高的非主科教师，到了今天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我教书教得实在是太好了！”谈起教学经验，老人告诉我，一条重要的法则是对任何学生都要鼓励。即使是差学生，也要鼓励，比如作业错误百出，也要表扬，表扬什么呢？表扬学生能交作业！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听了这番经验之谈，我明白自己得到袁老的夸奖非为无因。

一位好教员，必然口才过人。但是有的教师只有口才而没有热心与真诚，所以也许很可敬，却不可爱。袁思齐的口才是与他的善良热情互为表里的，所以学生们不仅尊敬他，还喜爱他。在解放前他与校长发生肢体冲突时，会有学生上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二十年才配齐《印典》

与袁老先生聊天，他盛赞《印典》功德无量，让儿子去搬出来，念叨说全四册，他还缺第二册，多少年找不到，这套书出得不容易，有三个出版社先后接力出。

我对老人讲，找书我还算有经验，这点事包在我身上吧。事实上，我在潘家湾买旧书时见到了这套《印典》。从袁老住的云南师范大学宿舍出来，我直接就到了潘家湾收藏市场，500元买下了《印典》。转眼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替老人家补足了十几年的缺憾，真是莫大的快事。

第二天我专程上门去给袁老送书，老先生显得很惊喜，这套书的第一册，他买的是1989年版，而到配齐时，已经是2009年！二十年的时间配齐了一套书，对于爱书的读书人来说，真的是乐不可支。老人进屋拿了钱出来，郑重地对我说，此书是我替他代买的，钱一定要由他自己出。我当然不会接受，这是晚辈应当应分之事。说实话，这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呢！

老人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他说，既然你不收钱，那就在书上写个字吧。

于是我奉命在扉页上写了几行题赠的话，大意是袁老遍寻此书二十年，小子有幸代访得到，荣幸之至，实乃一大快事云云。

老先生翻看着书，指给我看：“你看这友谊出版公司出的这一版，全书那么多印章，没有他们公司的这两方这么丑的！”

我看了一下，确实如此。出版社的编辑没有篆刻修养，眼光接近于盲目，所以才会把两方极俗的刻有出版社名称的印，放在了书里的扉页上。班门弄斧，没有自知之明，真的贻笑天下。

这个细节，也反映了百岁老人的观察力何等细微，眼光何等敏锐，以及见解如何之一针见血。

与袁老先生多次长谈，老人应答如流，出口成章。在他记忆中，我打捞到很多非常难得、珍贵的史料，有些虽然是吉光片羽，但是从未见诸历史记载。对于四川与云南的书画、教育以及社会政治，袁思齐讲述的内容有不少细节，足以使我们重新认识或更全面地认识过去的历史。山野有奇才——这是袁思齐的一方印作的印文，在我看来，也是袁老先生夫子自道。

本报记者杨映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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