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也同古代诗歌等艺术样式一样,起源于劳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鲁迅先生这段话虽多少带有戏说的成分,然而也八九不离十。大体说来,小说之肇始应并非出自文化人有意的创作,倒是缘起于民间、起于日常生活,逐渐人们发现其中对于排除无聊、表现理想、认识人生的价值,于是才有较有意识的创作起来。
若要追根溯源小说的早先样式,则古代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等应与小说有最密切的联系;从源流角度上说,它们就是小说的源头。神话、寓言等对小说影响甚远,以至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就采用了神话传说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手法,《红楼梦》也是以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开篇的。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诸阶段。
上古到先秦两汉,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酝酿与萌芽时期。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炎黄之战等见诸后代著作(如《搜神记》)的故事,实蕴含了小说的基本因素,只是比较而言,故事简单,叙述简略,传达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观念。到了先秦,诸子书中常用寓言故事取譬说理,虽不是后来小说的规模与体式,然而基本的情节梗概已全,促成了小说的孕育与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更较全备的说人说事的小说,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命其名分别为 “志人”“志怪”小说,大体因为这些故事或表现知名人士怪异之言行,或表现社会村野里各类耸人听闻的传言,而世态人情已多少得以呈现。这些可视作初具规模的中国古代小说,虽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表现上也只是取人物的只言片语。
唐代,小说的有意识制作开始出现。他们以文言的形式,着力于演绎故事,虽然意在“传奇”,而毕竟属于有意创作,再加上前人说故事的经验(包括史传文学)已足,唐代小说家演绎情节、塑造人物、摹景写物的本领已十分高强,虽然被讥为“传奇”,实际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已有所触及;又因为是文人的制作,与文人相关的生活领域,被揭示得多一些,可读性强的杰作多一些。
唐传奇最大的弱点在看重情节,甚至到了将神仙妖怪引入其中的程度,与上古神话保持不断的联络;又偏在文人市井生活,看似缠绵绸缪,其实视界十分逼窄。但比较前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毕竟已取得了阶段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尤其短篇)在唐代已成式样。
南北民族与民俗、文化的融汇,是中国文化史、当然也是中国文学史在唐宋时期一桩重要的事实。文学上,随着内部串联(大体上是北方迁入南方),商业发达,都市文化日益兴盛和下移,破落的贵族,失意的文人,遭贬谪的官吏,以及众多从事商贾等有钱而有闲的人,在唐宋及其以后日益多起来,从而使得市民文化以说书等形式普及到每一个人气稍旺的市镇。说书人所依赖的故事底本,即所谓“话本”,应可视作唐传奇之后的重大发展,小说的各方面特点已全部具备,更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说话人从下面两个方面得到动力,使其“底本”日益完善:一是代代相传,因为代代相传,即不能无损益,损益则必朝向完善;一是互相影响与启发,这包括说话人之间的和说话人与听书人之间的,共有两种领域里的相互影响激荡。其结果在下面两个最为显著:一是思想感情日益世俗化、现实化,一是艺术手法日益大众化、通俗化;而艺术手法的大众化意味故事情节的曲折(以吸引听众),描写人物细致生动,取材较唐传奇大为拓展,市井细民、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无所不及;白话小说也因此出现。
宋话本以及其后的文人仿作的所谓“拟话本”把中国古代小说从艺术到内容大大推进了一步,使中国古代小说,起码表现在短篇小说上面,成熟起来,趋于绚烂。
这样,到了明清时代,我国古代小说终于发展到了高峰,产生了一大批永垂不朽的杰作。
从上述对小说发展史的检讨,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特点:
一、注意情节曲折,故事完整;又因为中国古人心地多善良,所以情节多以“大团圆”告结。这一特点在唐以前并不明显,唐宋以后,还是随着说书谋生的艺人的说唱艺术逐步形成的。情节是否吸引人,则意味对观众也即对自己的钱口袋的把握的松紧,故事不曲折,人不会来听;故事不完整,如何满足花了钱的人的好奇心?而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多善良又多懦弱,不管故事开头如何突兀,中间如何凄凉,结尾总想圆满,故而中国小说情节常成这样一种格式:“善始----恶中----善终”,即平实而起,曲折在中,善果在终。这样,听一本故事,至少在精神上得到一回放松。大约目睹人家的不幸,总有与人无关的侥幸感、欣慰感,而人家不幸之后得一个善终的结果,对于自己,也可得着一个终也同样善终的承诺。
二、不善刻写人物的心理,尤其不做人物心理的静止的刻划,只注意人物外在言行和言行的细节。
中国小说注重人物外在言行特征的摹写,甚至到了夸张、“写意”的程度(这也是中国小说艺术发展至于绚烂的表征)。但中国古小说独独不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静态的捕捉与描摹。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国文化一向不大关注个人,不大懂得人心波澜其实影响历史的大道理有关,更在唐宋以后,受说话艺术影响太甚造成了这种重外表不重人心,重众氓不重个人,重事件不重感情,重社会不重人道,重结果不重过程,重热闹不重寂寥的局面。听书人谁也不愿意花钱听人说一个晚上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想法。就这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足可找到中国小说这一特点的起因所在。
三、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小说虽受民间艺术影响甚深远,但毕竟留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多经过文人的润色或径出文人之手,中国小说不管是叙述用语,描写用语甚至人物对话用语,皆是极洗炼、耐咀嚼的。我以为,这才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语言,讨尽了中国语言文化的一切巧妙,而俱去其迂腐冬烘的不足。小说不同于史传,写人尽可随心所欲;小说不同于疏谏,行文可以无所顾忌;小说不同于官场文书,一切拘束、礼节皆可全然不顾;小说可笑可哭,可庄可谐,可真可假,可严肃可放浪,可文言可白话……这些“可”再加上中国文化场上一个特殊现象:官场上多势利而无天才的文人,民间则多天才而无聊无赖的文人。这些无聊无赖无德无行而有才有情有怨有恨的文人一旦捉笔写小说,则嘻、笑、怒、骂,则古、今、中、外,则妇、孺、官、商,有何不可以入笔,有何不可以成篇。要之,中国旧语言艺术的精华,不能说全部,起码也是大半,在小说中表现出来。
当然,细究起来,中国古代小说也毕竟不是民间艺人和落魄文人的游艺场,传统的观念,僵硬的笔法,佛道妖孽的胡说,也都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隐现,这是读者不可以不警惕的。
本文为南京大学研究课程班上的作业。撰写时有所参看,但所引用的出处已经不大记得清,如有雷同,请原作者见谅。错误不多,自是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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