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八旬银须翁蒋隆国优秀散文

赤岸文化征文所评优秀作品《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从小瘦弱，个子不高，而干起活来，却浑身是劲。父亲只有初小文化，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他16岁从浏阳到长沙当学徒，学的是熬饴糖和做糖果。父亲出师以后，我的爷爷借钱在长沙开了一家饴糖店，名为蒋乾泰糖坊(后来成为长沙的老字号店铺)。在店里，爷爷当经理，父亲当助手。做饴糖，父亲是内行，对父亲来说，游刃有余。可以说，爷爷为父亲开了这个饴糖店，就好比是爷爷为父亲定制了一件合身的衣服。

  糖坊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当爷爷快到60岁时，就把经营权交给了父亲，自己退居二线。父亲接班以后，糖坊的生意依然红火，甚至更加红火。可见父亲有经商的天赋。

1948年，爷爷要我从浏阳转到长沙来上学。我天天跟父亲在一起，但父亲很难得跟我说一句话，而跟他的徒弟却有说有笑。我觉得他很爱徒弟，却不爱我。他对我非常严厉，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政对待贾宝玉一样。上初中时，我走读上学。爷爷每天给我一角钱在上学的路上买早点吃，但我舍不得买早点，而是把钱积攒下来买了一只口琴。晚上做完作业后，我吹吹口琴，以此放松放松。可是父亲却说，我吹口琴的声音太吵了，吵得他心烦意乱，于是对我破口大骂。在我读高二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邻居的一个孩子发生了一点小的纠纷，父亲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擀面杖，就朝我甩过来。由于那时我已经16岁了，个子很高了，也有力气了，我胳膊一抬，就把擀面杖挡飞了。我总觉得父亲不爱我，我没有父爱。我恨我的父亲，甚至暗暗发誓，等我参加工作以后，不跟他来往。

1955年，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当年8月，我离开长沙去广州。俗话说:“距离产生美。”由于不在一起，我与父亲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1956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糖坊公私合营了。父亲将糖坊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交给了国家。后来他又将家里与糖坊无关的一栋房子也交给了国家。家里就靠父亲每月较低的工资生活。不久，父亲得了肺病，因而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在中山大学，我付不起伙食费，只好申请助学金，免除了伙食费。至于零花钱，我想通过勤工俭学来解决。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在家庭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每月寄5元钱给我。假期回家时，父亲一改过去很少跟我说话的情况，总是问东问西，找我聊天。

尽管如此，我和父亲的关系还谈不上融洽，更谈不上亲密无间。如果有什么心里话，我还是愿意跟母亲说，而不愿意和父亲说。我与父亲之间，似乎还是有一道鸿沟。

      1966年春节前夕，父亲发来电报，说他病重，希望我回去看看他。于是我马上启程赶赴长沙。我陪父亲过了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当我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乘火车返京时，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拿出一个崭新的搪瓷脸盆和一把崭新的油纸伞交给我。他对我说:“儿子，恐怕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阎王爷要命，我也没有办法。”他接着又说:“你已经不小了，该成家了。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你把这两件东西带到北京去。快成家吧!”我的眼圈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深深感到，这两样东西虽然很普通，但比金子还贵重。这就是爱，就是父爱，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我对父亲说:“只要好好疗养，您的病一定会好的。您不是还想看看天安门吗?等我成家以后，一定接您去北京看天安门。”父亲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长沙的天空格外晴朗。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乘火车从长沙返回北京。火车在湘江东岸的大地上奔驰着，奔向千里之外的北京。而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前一天晚上。我苦苦地思索着，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虎毒还不吃子呢，何况是人，世上哪有父亲不爱儿子的呢!我很惭愧，错怪了父亲。

回北京后不久，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通过几年的相互了解，我们决定在1968年底结婚。同年9月的一天，我刚下课回到宿舍。突然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大山崩塌了。我嚎啕大哭。“爸爸，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您还没有来北京看天安门呢!我还没有成家呢!您还没有享过我的福呢！”多么遗憾！

父亲离开我已经很久很久了，可是他给我送脸盆、纸伞的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

                             2022(壬寅)年初夏写于清华园五味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