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璧墓志及古兖州书家群探讨

                                                                           潘汝山

                  （载山东青年书协《青年书坛》2014年第1期）

   《李璧墓志》，北魏正光元年（520）刻。高一百零四厘米，宽八十九厘米。系旧碑改作而成，碑阴上截所刻二螭仍在。志铭正书，三十三行，满行三十一字，志阴有题名一列十四行。正文975字，志阴101字。方若《校碑随笔》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土于河北省景县，现存山东省博物馆。梁启超、沈曾植、吴士鉴等有跋语。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

  君讳璧,字元和。勃海条县广乐乡吉迁里人也。

  其先李耳，著玄经于衰周。□灵条神叶，辉弓剑于盛汉。载籍既详，故余略焉。高祖司空，道协当时，行和州国，登翼王庭，风华帝阁。曾祖尚书，操履清白，鉴同水镜，铨品燕朝，声光龙部。祖东蒐乘荣违世。考齐郡，养性颐年，并连芳递映，继宝相辉。

  君缔灵结彩，维山育性，韵宇端华，风量渊远，俶傥不羁，魁岸独绝，猛气烟张，雄心泉涌，艺因生机，学师心晓。少好《春秋左氏传》，而不存章句。尤爱马班《两史》，谈论事意略无所违。性严毅、简淳言、工赏要、善尺牍。年十六出膺，州命爲西曹从事。十八举秀才，对策高第，入除中书博士。誉溢一京，声辉二国。

  昔晋人失驭，群书南徙。魏因沙乡，文风北缺。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观书亡落，恨阅不周，与爲连和，规借完典。而齐主昏迷，孤违天意，爲中书郎。王融思狎渊云，韵乘琳瑀，气轹江南，声兰岱北。耸调孤远，鉴赏绝伦，远服君风，遥深紵缟，启称在朝，宜借副书。转授尚书南主客郎，迁浮阳太守。分竹一邦，绩辉千里。

  以母忧去任，戚深孺慕。服阕。中军大将军彭城王，翼陪鸾驾，振旆荆南。召君爲皇子掾。参算戎旅，谋协主襟，府□，除司空掾。毗赞台阶，增徽鼎味。每辞父老，申求乡禄。高阳王亲同鲁卫，义齐分陝。出镇冀岳，作牧赵燕。除皇子别驾兼护清河、勃海、长乐三郡。衣锦游乡，物情影附。既而谣落还，秘卧侍闲宇。京兆王作蕃海服，问鼎冀川。君逆鉴祸机，潜形河外。镇东李公，出军□北，都督六州，扫清叛命。复召君兼别驾，督护乐陵郡。君心希禄养，复乞史任。州频表言朝心，未允。于时，政出权门，事由外戚。君千里遥书，群公交辙，坐使诸王，情深面託，寻丁艰穷，沉哀乡地，栖游漳里廿馀年。是故，零员亡次，落绪失源。妖贼大乘势，连海右州牧萧王。心危悬旆，闻君在邦，人情敬忌。召兼抚军府长史加镇远将军东道别将。衆裁一旅，破贼千群，漳东妖丑，望旗鸟散。

  太傅清河王，外膺上台，内荷遗辅，权宠攸归，势倾京野。妙简才贤，用华朝望。召君太尉府谘议参军事，献赞槐庭，风辉天阁。虽希逸之佐，广陵无以过也。天道芒昧，报善无闻。不幸遘疾，春秋六十。以魏神龟二年岁己亥春二月辛亥朔廿一日辛未，卒于洛阳里之宅。正光元年冬十二月廿一日，迁葬冀州勃海郡脩县南古城之东堈。山垄之体，义兼迁缺。勒金石于泉阿，令声猷而不灭。

  其辞曰：至人窅眇，理绝名况。伊君之先，江海匪量。潜魂柱下，飞声泗上。训丘教僖，玄言以畅。灵条神叶，传芳不已。漳海降祥，笃生夫子。学贯丘传，艺洞迁史。观物昭心，闻风晓理。宾王流誉，昇名鸾池。齐依江㵰，魏薄桑湄。荣风未曙，云长已知。登员宪省，分竹海湄。投影台庭，披绣还乡。物情耸附，宾友生光。䩭击大乘，猛气烟张。献轨宰门，槐风增芳。呜呼天道，芒昧靡分。空传馀庆，报善无闻。遥途未亢，逸影已沦。骨落青松，魂追白云。无常之理，义兼山塚。释之谏汉，文□□□□，心动。汲茔纪襄，鲁坟旌孔。镌铭泉阴，永昭芳涌。

  曾祖祐，燕吏部尚书；曾祖亲，广平游氏。祖雄，东莞太守；祖亲，北平阳氏。父璆，御史中丞，父景仲州主簿齐郡太守；母辽东公孙氏，字佛仁。父楚秘书著作郎。妻荥阳郑氏，字润英，父冀司州都州主簿。息男子贞，年十五；息女孟猗，年十八，适荥阳郑班豚；息女仲猗年十七。

     李璧,字元和，勃海条县（今河北省景县）人。根据墓志记载，李璧生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十六岁出任州佐吏，十八岁举秀才，任中书博士，迁浮阳（今河北省沧州市）太守。屡任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司空元详、清河王太尉元怿幕府，官至太尉府谘议参军事，统府中军事。李璧文才德行名誉北朝，并远播南朝。《南齐书?王融传》载有其名。李璧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二月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岁，归葬故乡。

     一、《李璧墓志》艺术特点

     《李璧墓志》出土较晚，清代书家对此评论不多。沈曾植跋，认为“书法峭劲，极似张神冏，而兼有司马景和之纵逸，习北魏楷法所当肄业及之者也。”当代陈振濂跋云：“余喜北碑墓志，引此为绝世名品。盖点划功力极深，且富于变化。”《李璧墓志》有三个特点：

一是紧结中含散逸。《李璧墓志》具有斜划紧结的特点，是北魏洛阳时期书法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它的用笔较活，通篇以方笔为主，随意带出圆笔；典型楷书用笔，时以参法隶意。撇捺自然开张，有些短撇写成了“点”和短竖，横生其趣。如“丘、行、流、膺”等字。结体随形变化，绝不拘泥于一种体势和一种规矩。紧时当紧，松时当松。偏旁安排，强调体势，突出主笔，大小任意收放。如“飞、履、戚、里”等字。与《张猛龙碑》相比，它更增添了一份恣情纵意，散淡放逸。

二是朴拙中有巧研。《李璧墓志》作为北碑的一部分，表现了北魏书法的“骨法用笔”。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用笔功力极深，点划浑厚，行笔迟滞。它把巧研和朴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充分表现了厚朴雄强中的隽美，乃人回味。刘熙载云：“北有北之韵。”《李璧墓志》的韵，不同于南方书法的妍媚，而是一种雄强中的秀雅，稚拙中的灵动。如它的折笔，过度夸张，突出折的痕迹。撇捺行笔，又都十分灵动和奇巧。

三是奇宕中见工稳。《李璧墓志》结体奇险，俯仰照应，顾盼生辉。字字用心，皆无雷同之处。同时，整篇结体以横扁为主，重心向下，显得比较工稳。

二、《李璧墓志》的艺术价值及古兖州书家群体探讨

梁启超认为, 《李璧墓志》与《张猛龙碑》（522）、《贾思伯碑》（519），“此三碑可代表神龟正光间书风也。”这一评价是对此三碑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定位。

现存北魏书法，集中在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以斜划紧结为突出特点，称之为“洛阳体”或“邙山体”。北魏洛阳时期共四十年，在书法发展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孝文帝和宣武帝时期（494—515），约二十年多一点，是“洛阳体”的成长期；二是孝明帝时期(516—527)，约十二年，是“洛阳体”的成熟期；三是孝庄帝以后（528—534），约七八年，是“洛阳体”的蜕变期。孝明帝时期是“洛阳体”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此一时期，除碑刻和造像题记外，发现的墓志也最多。根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录，约占整个洛阳时期墓志的50%。梁启超所说神龟正光年间，正是孝明帝时期中最主要的时间。其书法在前期的基础上更加成熟，把“斜划紧结”推向了典型化。“斜划紧结”的体势领袖书坛，厚朴庄重，潇洒纵逸，不同风格的作品争奇斗艳，创造了书法史上的魏碑书法高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浑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是对这一个时期书法风格的高度概括。《李璧墓志》作于这一“洛阳体”的成熟期，它与《张猛龙碑》、《贾思伯碑》等三碑，在用笔、结体和风格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以致梁启超一度认为是一人所书。它们的价值在于，在把“洛阳体”书法推向典型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创造了典范。李刚田在评价《张猛龙碑》时说：“具有如《王羲之圣教序》一样典型性的价值，从此碑入手，便于把握魏碑的基本特点。”联系梁启超对《李璧墓志》与《张猛龙碑》、《贾思伯碑》等三碑的评价，把此三碑作为神龟正光年间也就是魏碑成熟期的代表作和典范，是正确的。

在明确《李璧墓志》的艺术价值和定位后，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李璧墓志》出在山东德州附近的景县。《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出在兖州和曲阜。在兖州地区还有《魏石人题记》，在山东广饶有《马鸣寺碑》（523）,与上述三碑同一风格。而且都是神龟正光年间作品。这一时期，与此相近书风的还有河南孟县《孟敬训墓志》（又称《司马景和妻墓志》）（514），河北安平《崔敬邕墓志》（517），山东“德州四高”中的《高贞碑》（523）等。在如此相近的地区，同一时间内出现如此相近风格的书法作品，除了时代书风的影响，肯定有地域书风的因素。我们可以大胆推想，很可能存在一个以《李璧墓志》、《张猛龙碑》、《贾思伯碑》、《马鸣寺碑》书写者为代表的书家群体。这一群体，或是师出同门，或是相互影响，形成了风格相近的书风，并对周围地区书风产生了影响。由于以《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影响最著，又有《魏石人题记》鼎足而三，以古兖州地区最为集中，故称其为古兖州书家群。

赖飞先生在《书法环境—类型学》中指出：“环境是产生书法的‘母体’，也是书法发展必不可少的土壤、气候、水分和养料。”古兖州这一书家群体的形成，有其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基础。首先，此一地区是孔子和孟子的家乡，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北方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源头。其次，此地具有悠久的书法传统。早在战国时期，齐鲁书法就独树一帜，形成了与楚国、秦国相区别的独特书风，并影响了整个东北方书风的发展。曲阜孔宅的“壁中古文”成为汉代“六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兖州、曲阜地区书法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著名的汉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宙碑》、《景君碑》等名碑即出在这一地区，当代有所谓“天下汉碑半济宁”（注：现在的兖州、曲阜行政区划隶属济宁市）的美称。两晋时期的琅琊王氏、泰山羊氏、高平郗氏等书家士族，都肇始于兖州及其相邻地区。第三，此一地区是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争夺的地区，处于南北交汇之冲，受到南北书风的交互影响。为以北方书风为基础，融汇南北书风，创造魏碑的典型书法提供了地域环境条件。第四，在北魏时期，此地书法人物甚盛。除我们已经发现的碑刻资料外，在历史文献上还有记载。如《魏书?江式传》：“太和中（477—499），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世宗（宣武帝）之在东宫，敕法会侍书。”兖州刺史贾思伯，青州益都人，墓志称其“工草隶,善辞赋”。第五，北魏以后至北朝末年，此地书法仍盛况如前。如现存曲阜的东魏王长儒书《李仲璇碑》，又如北齐刻经除邺都近畿外，在以古兖州为中心的泰沂山区，创造了康有为称为“擘窠之极轨”的刻经书法。

在北魏洛阳时期，如果说以洛阳为中心，以邙山元氏皇族墓志的书写者为代表，是一个书家群体。那么，以兖州为中心，以《李璧墓志》、《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和《马鸣寺碑》书写者为代表的这一书家群体，创造了北魏书法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