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疤》（《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之《虚构集》14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这个小说的叙事套路就是那种典型的传统讲故事方式。大概模式是这样：一个人听说过另一个有故事的人，只是无缘见面。偶尔，在他一次外出时（因天气或其他原因），被阻留在某地，便与那人巧遇，便听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就侥幸被记了下来。

这样的套路在《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五卷书》《源氏物语》《镜花缘》等等书中，比比皆是。甚至是在《神曲》《浮士德》《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中，也有它幽灵般的影子。只不过是讲述的语言、方式、场景、人物有所不同而已。这时，人就会产生错觉，像故事里全是一个人的影子。

阅读类似的书多了，还会产生一种幻觉：世界是个故事工厂。或是整个世界就在一条故事流水线上。

这几乎能绞杀人们听故事的热情和耐心。但博尔赫斯不害怕也从未顾虑这些（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像似还保留着听故事的美德）。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故事讲的迷人、充满悬念，又迸溅新意。他的自信屡试不爽。这也在旁证一个问题：作家要充分相信自我。

再回到《刀疤》这个小说上来。它不仅故事形式陈旧，内容也同样陈旧不堪。它讲了一个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就不断面临又无法摆脱困扰的问题：胆小鬼、告密者和叛徒。《刀疤》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起初是未知姓名的农场主红脸英国人，后来是爱尔兰人文森特·穆恩）就是个集这“三种美德”于一身的人。对人类族群中这种有缺陷的人，博尔赫斯是宽容的。其实在每个人的幽暗内心都活着这样一撮幽灵。他在小说中以类似闲笔的口气写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有的人都有共同之处，因此，把花园里（指伊甸园）的一次违抗说成是败坏了全人类不是不公平的，说一个犹太人（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就足以拯救人类也不是不公平的。”在这两个有点拗口的长句子里，博尔赫斯狡黠地表达出他对人类心灵足够的失望和期待。

年轻时的文森特·穆恩曾是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内心满是幻想的革命激情与爱尔兰的独立事业相遇时，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像脱离柴堆的火焰——澎湃着照亮和温暖世界的光和炙热。但当现实的残酷和革命的血腥像噩梦一般笼罩了他，生命内质的胆怯、卑劣、邪恶品质便暴露无遗，现实无情地剿灭了他生命中的光亮之烛。邪灵复活了。他蜕变成胆小鬼、告密者和叛徒。他得到了“犹大的赏钱”，但也在额头流下耻辱的标记“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昔日的战友则成为街头一景，小说中这样写道：“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什么样的人是“模型似的人”呢？

阅读至此，我感觉到子弹已不是从那个时代的枪膛中射出。不仅如此，博尔赫斯还篡改了子弹的运行轨迹。像飞鸟一般的子弹绕过时间和历史，在不止息地飞来。而谁又是可能的中弹者呢？

人类真正的美德是爱和善愿。那些古老乏味的故事沿袭的就是这样一个像末梢神经遍布肉身的传统。它照亮了人仰望星空的内心，但它也会寂灭。《刀疤》是一粒淹没在博尔赫斯广袤文学世界里的精神尘埃。在我的想象里：它落地很轻。写作此篇时博尔赫斯正处于人生的盛年。他的眼目也还是明亮的——但偶尔，他也会用嘲笑或凶顽的一瞥，像X光机似的扫描一下从他眼前像老鼠一般悄然溜过的世界。

没人能看清这一瞥中深藏的短暂或永恒意味。

故事永流传，几乎是这个世界的精神歌谣。它的可追溯谱系就在文明史的源头。《刀疤》中的那个故事讲述者，在经历过迷幻般的肉身自我抛离——又于精神重返中感知了罪。时间就是这样，它似乎在带走一切，但它总会留下。这样的一个“罪”的认领过程是救赎吗？他能获得救赎吗？但他最终发出的却是希望得到救赎的声音：“难道你没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