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遗址中，敖汉的兴隆洼遗址、阜新的查海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舞阳的贾湖遗址是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些遗址也是上古中国彩陶、鼎和筒形罐三大考古文化圈的中心遗址，大致可代表中华上古文明的源头。(新近发掘的洪江高庙遗址也许代表着鼎文化圈中另一个不同的重要支脉)。

    贾湖在这些早期遗址中尤其令人注目，这不仅因为贾湖的年代较早(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在距今7000一8000年范围内，经树轮校正为距今7500－8800年之间)，贾湖出土物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也高得令人惊异：出土物中除了反映早期稻作技术的原始粳稻栽培遗迹外，还发现了具备几乎完整音阶的骨笛以及内装石子并带有契刻符号的成组随葬的龟甲。在如此早的年代，就能达到如此高的文明程度，贾湖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最源远流长的源头似乎不会有什么异议。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贾湖出土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和后来殷墟的甲骨文显然有太多的因素类同，尤其是M344墓出土龟腹甲上的眼形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的相似程度，很自然地要引导人们考虑贾湖龟甲契刻是否是后世甲骨文的滥觞。事实上，负责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在考古工作一结束，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辗转求证过程。

    对于这些时间上要比殷墟甲骨文早很多，但在文字特征上又极其相似的贾湖刻符，古文字学家总体的观点显然是极其谨慎的：这些符号肯定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但要确证为文字，仅凭贾湖这16个刻符，材料显然不足。何况这16个刻符中的大多数是单独刻划在龟甲上的，很少有上下文以资判断。在此以前，半坡陶符以及丁公陶文都因释读上存在问题，而无法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其中丁公陶文由两行共11个字组成，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材料本身的内容来看，比贾湖刻符可供推断的信息似乎更多。也正因为对这些史前文字的解读尝试并不很令人满意，古文字学家对于史前文字的判定采取谨慎态度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彝族学者朱琚元却提出了和权威古文字学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是建立在释读商代甲骨文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古文字解读经验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同样源远流长的文字体系---彝文的基础上的。朱琚元的释读涉及三个龟甲刻符和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三个龟甲刻符，分别被认为和彝文中表示“禽”、“福禄”、“神座”的文字相似。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则被释读为“雷”、“天”、“门”、“闭”四字。石器上的四个字作为文字组合被释读出完整的意义，并且其意义也被有关人员认为和石器的推测用途极其相符。

    出于谨慎，对朱琚元的释读过程加以仔细的检验是必要的。对朱琚元的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恐怕是大多数，但没有听说有任何学者认真地逐步验证整个释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这应该说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出于无奈，我们这里只能根据朱琚元的文章本身结合一些相关报道对这一用彝文释读贾湖刻符的过程作一些推测：

    整个释读过程，可能在三个步骤中出现问题：
    1. 刻纹的辨别：误辨刻纹，或者设想某种理由以增减部分刻纹，都将降低释读的可信度。
    2. 刻纹符号和彝文字形匹配：如果两者字形的匹配是通过对其中之一加以一定变形获得的，释读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
    3. 彝文文字组合的意义解释：如果获得的彝文文字组合不符合日常彝语的习惯，那么所谓的意义也许仅是某种附会而已。

    对于第一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没有提及任何增减刻纹的假设，而从报道可知，朱琚元的释读结果得到了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原考古负责人张居中先生的肯定，这至少排除了在刻纹的辨别上存在任何主观因素介入的可能。

    对于第二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要先将字形作任何变形作为比对的先决条件，而原文中同时也给出了彝文的字形，这意味着任何能看到贾湖刻符原件或细部照片的人可以根据文中的彝文图形直接判断两者是否相似，而作者并不担心这对其结论会有任何影响。

    对于第三种情形，朱琚元在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指出，解读得到的彝文组合“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因此，对于无法看到第一手材料也不了解彝文的人们来说，上述推测似可排除朱琚元释读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朱琚元的解读可靠与否完全依赖于贾湖柯符和彝文之间的相似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两者之间的相似非常勉强，那么朱琚元的说法也许只能“可备一说”甚至“可备一说”也未必能够成立。但如果两者之间高度相似，如果任何一个懂彝文的人都能认出那是“雷天门闭”几个字的话，那恐怕就应该作为一个事实来对待。

    其实，即使朱琚元的解读只是一种附会上的巧合，那么多对于殷商古文字体系精熟无比的专家却无法提出一种具有可比的通顺程度的释读方案，已经预示了商代甲骨文体系和贾湖刻符之间的亲缘关系恐怕要比古彝文和贾湖刻符之间的亲缘关系远。

    然而，这一事实对于学术界流行观点却是具有颠覆性的：贾湖在最早一批重要遗址中(兴隆洼、查海、大地湾等)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称其为中华文明的主源也不为过。这样一个重要遗址竟然和彝族的关系比与汉族的关系还要密切，这在或多或少还有华夏一脉观念的学者心中，显然要引起许多观念上的混乱。(贾湖天生是一个充满颠覆性的发现：不仅要颠覆人们对于东方文明起源的传统看法，还要肩负修正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源以及黄河是文明母亲河等一系列传统观点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看到贾湖刻符和古彝文之间的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贾湖骨笛和中华传统音阶之间的关系。对贾湖七孔和八孔骨笛的研究表明，骨笛音孔所反映的音程关系和中国传统音阶中的七声下徵调音阶尤其是六声清商音阶吻合得相当好。一支骨笛上音孔旁的校正小孔，显示骨笛音孔间的音程关系在当时是有要求。音阶的音程关系并不是自然现象，要演变进化形成固定的音阶，变数很多。两个没有文化交流的民族要形成音程数目以及全音程半音程排列次序完全吻合的两种音阶的可能性很小。

而像音律这类文化要素又是极易失传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传播及延续。对骨笛音阶研究得到的信息，显然说明贾湖骨笛和中华传统音乐的起源密切相关。但贾湖刻符和贾湖骨笛是一个整体，这样贾湖遗址和中华上古文明以及古彝族的起源三者间的关系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近年来的一些最新考古发现也许有助于解开这一迷题。

    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但贾湖的文明程度和重要性要远高于裴李岗遗址，前者显然属于中心性遗址。该文化的命名不过是因为裴李岗的发掘较早，人们较早了解裴李岗遗址的一些内涵而已。在裴李岗遗址初被发现的时代，今天已知的早期重要遗址中的大多数尚未发掘，考古学界对于史前时代的解释仍然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

裴李岗遗址发现的陶器等出土物和仰韶文化器物之间的若干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当时学者们的判断，因此裴李岗遗址开始先被确定为仰韶早期文化。但这一观点很快就面临挑战。

裴李岗遗址的特征物件之一的石磨盘(另一特征物是石镰)在大致同时的河北磁山遗址被发现，当时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了裴李岗-磁山文化的概念。以今天的观点看，磁山遗址属于筒形罐文化圈，和仰韶所属彩陶文化圈差异是很大的。今天被认为是鼎文化圈的特征物---鼎，最早是在裴李岗遗址被发现的，也不见于裴李岗以后的仰韶文化中。

贾湖遗址的发掘显然给考古界带来了更大的困惑：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贾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都是巨大的，贾湖不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从发现物判断，贾湖遗址和几千年后淮海地区的考古文化更近似，尤其是龟卜传统(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八章第四节《占卜》、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  这样，在裴李岗文化为仰韶文化前期的观点影响下，早期研判贾湖遗址的文章中甚至出现了竭力强调贾湖和裴李岗差异以将贾湖从裴李岗文化分离出去的现象。

现在从葬式判断，贾湖和裴李岗之间的差异要远少于其共同点，而裴李岗和仰韶文化之间在葬式上的差异则要大得多。考虑到上述种种疑问，裴李岗文化连带贾湖最终得以从仰韶文化中独立出来，在学术界也被称为裴李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