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的胡杨

——遵义“沙滩三杰”

公共管理学院  杨畅  2013200533

身为贵州人，在与外省同学交往时，经常会遭遇一些尴尬的情景。时常会有人会问我“贵州在云南省（或四川省）的什么地方？”“贵州的省会是遵义吗？”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更有甚者，有一些人对贵州的认识还停留在“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陈旧印象上。在他们眼中，贵州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我想，部分外省人对贵州存在偏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贵州的历史，但扪心自问，作为贵州人，我自己对贵州的历史文化又了解多少？说来惭愧，我确实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每与朋友论及这个话题也曾感到困惑。历史上的贵州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贵州的历史文化真的是一片荒芜、一无是处吗？正巧老师布置了这份作业，我也借此好好了解了一下我的家乡遵义的文化历史。

虽然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遵义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就好比沙漠之于良田，实在荒凉。然而在这片沙漠里，仍然顽强地生活着许多株胡杨，他们生命力极强，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腐，象征着一种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多多少少为这片荒凉的沙漠增添了些许的生机。而这其中最为挺拔，最为倔强的一株，就是“沙滩三杰”和他们所创造的“沙滩文化”了。

遵义算是整个贵州在文化上开化最早的地区，所以作为遵义人，大凡论及文化时都颇有自豪感，“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这里的“沙滩”指的是遵义县新舟镇街道附近洛安江畔的一个小村庄，因江心有长半里许的沙洲而得名。“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在该志第11章“历史地理”中，张其昀先生将遵义两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分为九期，即：“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白绵堡期、穆家川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特指清乾隆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世居遵义新州沙滩的黎氏家族及其邻里郑、莫两家文才辈出，著述丰硕，其成就和影响构成了声名远播的地域性文化，即是“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的奠基人是黎恂，著名代表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史称“沙滩三杰”。三家共聚沙滩一带，世代相交，结为姻亲，互为师友。在三家几代人及其门生中，涌现出的作家和学者多达几十位，有各类专著近160种，已刊行的有80种638卷，约1200万言，包括经学、文字学、声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时学、地理学、农学、医学，以及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等，可谓洋洋大观，浩如烟海，成为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文化区的一种文化景象，代表了当时贵州文化的最高水平，不仅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史中所罕见，其中不少著述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逐渐流传全国，进而流向东西洋，至今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影响十分深远。因此，沙滩文化在我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已成为近当代学界一致公认的事实。

郑珍无疑是“沙滩文化”的首席代表，其诗作被其后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同光体”诗派推奉为“宗祖”；曾国藩的幕客吴敏树称“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曾国藩也首肯此说；梁启超盛赞“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著名教授钱仲联认为“子尹才气功力，俱不在东坡下”（《梦苕庵诗话》），“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论近代诗四十家》）；柳亚子把郑珍的诗评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学术方面，其《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被当时学人合刻为袖珍本，以便随身携带翻阅，当代在编写《辞源》、《汉语大字典》时也将其视为权威解释；他主持编纂的《遵义府志》，有人将其与《水经注》和《华阳国志》比较，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一生著述70余种，堪称著作等身，被近代学者推祟为“西南巨儒”。

莫友芝以其学者和诗人的成就，成为沙滩文化的重要代表。他曾为曾国藩的幕僚，精通版本目录学、声韵学，善书法，一生有各类著作23种，其中已刊行的有137卷。他的先在日本出版的16卷学术巨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藏书家和图书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之物，他因此成为清代版本目录学的两位学科奠基人之一。

被誉为“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黎庶昌，其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历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两度出任驻日本大臣，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二是在文学创作上以散文见长，因游历广远，胸襟开阔，故其散文既富丽华赡，又刚劲雄奇，既富阳刚之气，又有阴柔之美，多篇被入选《清文观止》、《近代文学大系·散文卷》、《续古文观止》等，是晚清散文名家；三是在任驻日大使期间，收集流传在日本的我国散佚古籍珍本26种，汇刻为《古逸丛书》200卷，为国内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此外，他还主修了《青浦县志》、《曾文正公年谱》、《牂牁故事》、《全黔国故颂》等多部史志地理专著。

沙滩三杰关心地方生产，着眼于兴利富民，郑珍总结农村栽桑、养蚕、巢丝、织绸的专门技术，写成《樗茧谱》一书，刊行流播全国。其女郑淑昭还亲自教授农民养蚕致富；他们关心地方教育，努力培养人才，主持启秀、湘川书院，为沙滩文化的延续和遵义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的倡导下，沙滩世重耕读，又热衷办学育才。从黎恂开始，在外为官的沙滩人都热心购置书籍，以丰富的精神粮食充实子弟，造就几代笃学人才。这些人才，曾在省内遵义、贵阳、黔东、黔南、黔西南、黔西北许多府县书院讲学，还在省外山东、浙江、云南、四川、天津等地办学堂，资送人才到英、法、日等国留学，真可称桃李满天下。郑珍还与莫友芝一起撰修的《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来的图书地志和荒经野史，披榛剔陋，矜严体例，用了三年多时间，勒成四十八卷刊行。这是我国及贵州历史上编得较好的一部地方志，时人评论可与《水经注》、《华阳国志》相匹配。其中郑珍不仅擅长学术，还富有军事知识。咸丰五年（1855年），有反叛的苗族侵犯荔波城，正是郑珍率兵守城，保护了一方的安宁。

同时，在沙滩三杰的带领下，沙滩文化的学术成就涉及众多门类。郑珍及其子郑知同，治经学、文字学，在晚清独树一帜；莫友芝专精金石目录版本之学，国内独步；方志学在沙滩可称师承有自，从黎恂的《大姚县志》开始，有郑、莫的《遵义府志》，莫祥芝的《上元县志》、《江宁县志》，郑珍的《荔波县志稿》、黎庶昌的《青浦县志》，郑珍、赵懿的《名山县志》等系列志书，体例章法都是后世楷模，在存史、资治与教化上流芳史册。汉学宋学在贵州的发扬光大，更是沙滩三杰不可磨灭的功绩。更加可贵的是，他们所开创的沙滩文化包括了各类不朽之作153种，已刊的80种就达1200万言，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这些著述占清代贵州著述的三分之一，“江山文藻、一省之光”。特别难能的是这些著作都产生在当时战乱频仍的贵州山区，这些作者竟能在饥寒交迫甚至颠沛流离中写出极具学术价值的皇皇巨著，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私家著述中是少有先例的。

然而，沙滩三杰对遵义最大的影响，还不是以上所说的那些。在我看来，他们对遵义最大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们以及他们开创下的沙滩文化，改变了人们对遵义乃至贵州是一片文化荒地的印象。可以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这遵义这个既没有文化传统而又贫穷落后的地方，开启了一番文化盛世，此后的100多年间,沙滩文化蒸蒸日上,幅员不过十里的沙滩共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成了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外交家的摇篮,涌现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大家,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名噪西南的文人群体,留下了包罗宏富的经典著作。他们的成就,是文化长期落后的贵州的一个奇迹。其二，则是他们所留下来的精神，一直在鼓舞和激励着所有的贵州人。他们垂范后世，泽及千秋，这种穷且益坚、胸怀壮志的伟大精神，永远不会磨灭，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灿烂，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贵州人努力学习，刻苦专研，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正如标题所言，以沙滩三杰为代表的沙滩文人们就是遵义这片文化沙漠里的胡杨，尽管外部环境艰苦恶劣，他们仍然秉承着穷且益坚，胸怀大志的伟大精神，支撑起了同“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河洛文化”等地域文化同样闻名的“沙滩文化”，创造了贵州乃至西南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