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及父亲》写出后，感觉很单薄。文中只写了我能看到、领悟到的有限片段。而这些片段又都是父亲在非正常社会生活环境下的写照，并未涉及到父亲的过往岁月和曾走过的足迹。也难怪适儿看过后对我说，写得太少、太简单。想想确是如此，仅以那篇《忆及父亲》太不足以对父亲纪念的深厚表达。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家住昌安门外丁家里。名宗钺，号同孚。一九0八年二月十七出生。其父姚通夫，是位私塾先生，一辈子未出过绍兴。父亲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四。三位兄长分别为宗忻、宗堂、宗德。他们及其后代都一直生活在祖籍。另外，父亲还有一位姐姐，名为梅贞。

父亲八岁便过继给了叔父姚恩孚。由于叔父寄居在安徽芜湖，父亲便由此离开出生地，到芜湖读书，之后便再也未有回过绍兴。小时就常听妈妈说，父亲最见不得小孩子离开妈妈，认为这是小孩最可怜的事。有道是“黑影上墙，小孩想娘”。想必是父亲从小离开父母的那种刻到骨子里的伤感，也就是离开妈妈的那种不安全感。

                                                                    （父亲的生母）

父亲的养父姚恩孚是位闯荡在外的文化人。面对乡土狭窄人员稠密，读书难以仕进，同诸多绍兴人一样，选择了离乡做学幕这一弄权于人后的职业。有记录的就是任过清无为州知州章惕斋的师爷。其后，追随章氏兴办实业。我想，父亲无论在老家，还是在养父处，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无非就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这也是老家祠堂（永思堂）先人留下的那副对联“惟诚敬孝光家业，永守诗书致大文”所框定的。

                                                           （父亲姚同孚和其养父姚恩孚）

其养母杨氏为安庆人，有过一次生育，惜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位也是浙江籍的女儿。养母待子女非常严厉，父亲对她是相当惧怕，在其面前不敢高言。父亲年幼时面对没有血浓于水的那种温温亲情的家庭教育，是何感受？有何心态？从父亲成年后始终抱有对安庆人抵触的成见，便可知晓父亲年幼时的内心。可想出，父亲孩提时也无甚童趣，温顺、中规中矩罢了。其养母出身书香门第，擅长琴棋书画。 难怪我家以前一个木制柜子里存有那么多的字画，与其太有关系。我的大姐回忆说，小时在住地的院子里，常在祖母身旁听其吹箫，戚戚中雅致有韵。此外，其养母的刺绣也相当出众。

父亲来到芜湖，随其养父、母住在益新公司后的一幢小公馆中。由于其养父任其公司“内司帐”，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称道的是，父亲从小习字有道，练就一手漂亮的好字，写出来的字清秀却很有力道，有入木三分之感。我们八位子女无人胜过。

养父姚恩孚于1894年在芜湖佐助章氏创办了著名的近代中国三大机制米面公司---芜湖益新机器米面公司。由此决定了父亲承继其养父与章氏家族二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荣辱共兴衰的命运。

益新公司地处芜湖东门、即因益新公司而得名的大砻坊，紧邻黄金通道青弋江，沿江二岸县乡丰富的物产提供了雄厚的原料基础。益新公司的诞生可说为芜湖工业发展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公司是当时全国为数很少的机制粮食加工厂之一，其投资额在同类中也最大。上世纪初，该公司用糯米稀砌成的四层砖楼建筑，坚固异常，至今还挺立着，成为芜湖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从英国进口了当时国内外都属最先进的设备，专事面粉加工和制作。

忆及父亲步入社会的几十年生涯，我有几点感受。一是子承父业；二是”忠君”思想浓郁；三是甘于辅助，不主动自立。这可从以下叙述中看出端倪。

父亲在其养父去世后，有其养母推荐，于1926年，即18岁到养父所在的益新公司学徒，所学就是会计。父亲具行商禀赋，加之刻苦，三年学徒下来，一手算盘打得甚为娴熟，叫绝的是可双手同时操作算盘。父亲秉承绍兴人的治事审慎、处事精明的特质，加之为人笃厚，被委任为司帐，做起了公司财务管理的要事，直至做起了养父曾经的职位，即是“内司帐”。章、姚二家上一辈老人相继离世后，父亲继承养父衣钵，全力佐助章惕斋之子章郎熙继续经营该公司。益新公司创造的“飞鹰”牌面粉曾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及华北、华中各埠。这段时间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爆发，这也是父亲背靠章氏东家这棵大树，心怀相对宽慰的岁月。

至1937年，日寇侵占中国。芜湖沦陷前夕，父亲跟随东家章氏携家眷避难到江北。其间，父亲的养母因逃难途中过度受惊吓，病死在无为。又转到徽州，后又绕道到了温州直至上海。期间，益新公司被日本“华友厂”占领、使用八年。抗战胜利后，益新公司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和接收，待归还原业主章氏时，益新公司已近为设备残缺的空厂。其后章郎熙积极谋划，于1946年秋复工。章氏召回父亲继续佐助其业务，父亲毫不犹豫地丢掉业已驾轻就熟的钱庄生意，回到了益新公司。但终因资金缺乏，周转不灵，益新公司停工。父亲从此告别了益新公司，也同时彻底告别了不自立的人生。

父辈在旧时代的这种生存观念，显然是由“主子”或“东家”与“仆人”的依附关系所决定的，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父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父亲自1937年“跑反”辗转到上海，于1938年回芜湖。因益新公司已为日本人占领不得复职，父亲为其生计，只有另起炉灶，自我救赎。看似飘落，没有大树的阴凉，可30岁的男人正是闯荡江湖的大好年华，尤其父亲在益新公司多年，见多识广，更有行商经历及司帐之长，独立门户已然不成问题。也正是如此，父亲继20多岁在益新公司的一段得意岁月后，又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二次相对宽慰的时光。

                                (其时的父亲年富力强）（上世纪50年代的父亲）

首先于1938年—1940年与人合伙在芜湖陡门巷口开办了“共新布店”，入股25%，任司帐。“共新布店”生存时间很长。听我的大姐夫说，他于1949年10月从南陵到芜湖参加工作，该布店还存在。

其后，父亲看准了当时社会上非常看好的“钱花子”行当，即“钱庄”生意。这是一种类似于银行的信用机构，起源于明代中叶后的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而办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这种信用结构，一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数称为“钱庄”，其他地方称之为“银号”。父亲于1941年毅然折出布店股份，在芜湖中山路85号开设了“久丰”钱庄，入股20%，并担任了经理。可谓正是年富力强时，独立直面社会，有了担当。因其钱庄规模不大，故而父亲对外自嘲从事的职业是“钱花子”。

直至1946年被益新公司召回，父亲毅然中断了钱庄生意。看得出，父亲对初涉社会便在益新公司履职的经历及所处的位置是深有情感的，尤是体现了对佐助章氏东家的忠诚。

益新公司因资金缺乏不得不停工后，父亲认定了钱庄在市场上的好势头，回过头来又于1947年与人合伙在芜湖上长街144号创设了“义昶”钱庄，参股4%，任经理。内战爆发，钱庄生意每况愈下。尤其临近解放，金融市场混乱，币值低落之极，钱庄终因不支，于1949年4月关门。这块“义昶”的店招以后一直被保存着，看得出在父亲心中的份量。

其后又于1949年7月在芜湖上长街12号与人共同开办了“大丰”钱庄，入股资本12.5%，任经理。这段经历时间最短，于1950年4月宣告破产。自此，父亲结束了近十年的钱庄经理生涯。

父亲是位“老钱庄”，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银行邀其加入，因其对新社会新机构的不了解而未进入。自此，父亲以一颗迷茫的心态进入了新社会。

父亲这十余年的钱庄生涯，为何说是他相对宽慰的时光。原因有二，一是自立。其命运由自己掌握，不再依附于人。依靠自己的专长，找到了生存的相对最佳的位置。二是收入颇丰。那么一大家人，包括家中的佣人、奶妈、帮工等几十口人，生活都较为滋润。这为我们后人可说是望尘莫及。为此，想必父亲是宽慰中不免有着几分得意。男人的心怀中，能让家人生活无虞可说是最为自豪的事，也是最为快乐的事。

父辈的经历，只能用世事无常说及。此后，可说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是四处飘零。从其足迹看，仍然是以会计为职业。这一谋生手艺可谓是贯穿父亲的终身，不能改变。

1950年7月--1952年6月，在芜湖中山路25号“振丰粮号”采购站做会计；1953年10月—1954年3月，在芜湖上长街10号“元丰化工社”任会计；1954年6月—1955年4月，在芜湖清水河大桥东八供销社做出纳；1955年4月—1955年12月，在芜湖新芜路“大同照相材料店”做会计；1956年1月—1957年6月，在芜湖国货路的公私合营文具业总店任会计；1957年7月—1958年8月，在芜湖中山路的公私合营百货业总店任会计；1958年9月—1963年3月，在芜湖杨毛埂的芜湖卫星化工厂任会计；1963年4月后基本稳定下来，一直在芜湖中山路97号的芜湖市百货公司专营商店做出纳工作，直到1970年1月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