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记是在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时开始的，从此便愈发不可收拾,成了一种习惯。      

                                                                      （那时的我）             

1970年1月3日，父亲突发脑溢血，倒在中午回家的路上。傍晚时分，我从学工的工厂回家，邻居告诉我，你父亲病了，住在市二院，你家人都在那儿。待我赶到医院，父亲静静地躺在那儿，已不能言语。母亲及四姐、兄长和小姐姐，围在父亲的病床前，神情黯然。妈妈本来就很瘦，此时的那双眼睛又凹进许多，失去了光华。她无言地望了我一眼，那凄凄的眼神足以夺我心魄。以至于以后的岁月，一想起那个眼神，心里就有不尽的怜惜和痛爱。 

                                                                     （其时的父亲）  

 那个年月，医院里有资历的医生或被打倒、或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行医的是些带着袖标的“走革命道路”的造反派，或是些“服从革命需要”从护士岗位转任医生的“红五类”人士。父亲病不逢时，缺医少药，可想而知能得到什么治疗。

其时，在外工作的大姐二口子、二姐二口子、三姐都陆续赶回家中。他们轮流在医院看护着昏迷的父亲。五姐二口子也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天到家。难得的八个兄弟姊妹相见竟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一点的欢聚心情，全是对父亲病情的揪心和不安。时日不多，父亲病情逐渐加重，一家人无助，医院也明显是无计可施。16日，父亲带着对我们这些未成年子女的担忧，口齿不清地发出“小孩可怜！小孩可怜！”的话语离开了我们。其时，兄长和小姐姐已下放农村一年多了，前程未卜。我刚刚才上初中。因为家中孩子多，妈妈一直家务不能参加工作。父亲生命尽头的呼叫，道出了我们即将面对的生活困境。 

正当家中所有人都忙于丧事之际，我年幼，根本帮不上忙。只能躲在一边，想起了心思。正是这个时候，我开始了写日记，以吐露自己说不出口的心迹。17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我作了第一篇非常简单的日记：“父亲走了，对我是最沉重的打击。因为爸爸去世，我就没有第二个亲爱的爸爸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每天记录的都是这些，只是内容逐渐多了起来，尝试着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进行记录，并作着自己能够理解的有限评述。1月24日的日记这样写道：“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就觉得上学是没有意义了。从内心感到，上学实在没有用处。但父亲在世时是喜欢子女读书的。只好遵照他的遗志办事”。其时，社会普遍盛行“读书无用论”，即使在校读书，也是将这段岁月度过，不是求知。我身在其中自然直观强烈，尤其居住在当时的“贫民区”，人们普遍是以挣钱养家糊口为王道。何况，父亲去世，我们没有了生活依靠。所以，我的这种想法，现在想来都情在理中。当然，以我那般年纪便考虑家境似是太早，可现实如此，不得已而有此心思。

自此，我开始了写日记。记录着那个年月、那个年月的家，尤其是记录着那个年月的我。养成了与自己说话、与自己谈心的习惯。在自己最需要父教的时候，失去父亲，虽是不幸，但却寻到了另一个支点。此外，在我有了孩子时，对作父亲却格外用心。此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