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的5月中旬，我们三位知青被队长派遣外出务工。面对当时生产队人多地少的困境，这是队长在经济上最为合算的考虑。我们可通过打工挣得虽是微薄的工钱，却也是生产队的额外收入。可安排知青外出打工怎么想都觉不妥。队长却未想到我们去做的是一份劳动强度太大的苦力活，实际上是将我们送进了“虎口”，至今想起都会不寒而栗。回过头想想，是队长在我们临走前说得一句话，将我们死死地固定在那个工作环境中。记得他笑嘻嘻地眯着眼睛对我们说，在那儿干活跟在生产队一样，要有好表现哦！对于我们这些单纯、毫无阅历的知青来说，这就是“最高指示”了。

这是一个不大的包工队，所做的工程是重建靠近江边的一座二层的小旅社。包工头是我们公社一位长期在外搞建筑的“老江湖”，见到我们三人，说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的表现我会向你们大队反映”的话，就给我们套上了“紧箍咒”。包工队里只有二位大师傅，其中一位还是我们队里一户人家的准女婿，是一位公认的手艺好的大师傅。小工除了我们三位外，还有几位农村女性。

所谓小工，以我那时的小工经历，就是在工地上做大师傅砌墙这一技术活以外的所有活，繁重、琐碎，没有任何技术，只需要体力。现在的农民工在城里建筑务工大都是从事这个岗位，因此我很能体谅他们的艰辛，也能感知他们处于地位最低下的那种弱势和无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