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连续二天半我们做得都是挑塘泥，直至第三天下午下雨歇工。干活期间，我们很真切地感受到社员们的关心，可谓手把手地向我们传授干活的技巧，连走路、挑担换肩膀等都会给我们作详细介绍。我们来的第三天，大队干部来我们的住所看望我们，无非是鼓励我们在农村好好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并询问生活中有何困难，对此，我们欲言又止。我们的困难实际上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不久，我们搬到稍微宽敞一点的公屋，想必就是解决我们困难的具体行动吧。头几天，生产队所有干部也是相继来看望过我们，特别是队长，有天在我们那儿呆到夜里一点，详细介绍了生产队情况。还说了很多，从生产到思想，从思想又到理论，再到目前的形势等，说得语言不生动，可仔细听起来，还有点意思。这位队长40多岁，个不高，背还不直，留着从不刮掉的小胡子。眼睛很小，却很有神。平时话不多。据说是位手艺人，以前在乡村是个流动的剃头匠，见多识广，为人挺机灵，主意很多。所以被大队任命、也为村民选举为队长。几天下来，我们也看出他在队里挺有威信，说一不二的。但喝了酒话特别多。那天不知在哪喝了酒，到了我们那儿说到夜一点还兴致勃勃的，害的我们强打精神陪着。我们这个生产队以邢、宗二姓居多，他姓的也有，一般是外村来此落户的。因此，这二姓间暗地里常有各种矛盾出现。但那时还没有、也不敢将矛盾放大，无非是吵吵架而已，要不就是因利益问题，在队委会上就能协调摆平，很少扩大到大队去解决。在我下放的地方，有着这么一个规矩，就是男人干的基本是二样活，一是扁担挑，二是铁锹挖，所有技术都在摆弄这二样农具上，所以要求我们学习这二门活计。至于插秧、割稻等弯腰活都是女人的活，至于什么道理，始终都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或许是这里长期形成的习惯吧。由于刚来，给我们定的是每天出工记7分工。当时一个整劳力每天是一个工。我们这个生产队是全大队最落后的，工分值最低，年终决算时，每个工分约在6角上下。这样算起来，我们出一天工四角上下的收入。好在那时，郊区对知青有个政策，即下放的第一年，发放八个月、每月八元钱的补贴，第二年六个月，第三年四个月。以后就没有了。但下放在郊区的许多学生很多在第三年就已上调回城了。所以，我们在其时还能有生活的基本保障，不会为吃饭发愁。口袋里有了能自己做主的八块钱,对我可说简直是美事一桩。但也就从那时，开始了正儿八经的抽烟。

                                          201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