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江湖传闻，说广电总局要限制谍战剧，可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谍战剧风潮愈演愈烈，现在更是把偶像化当成了深耕的法宝，以刚刚播出的《麻雀》为例，往好了说，这是明星生产力的扩大，往坏了说，就是作死，类型的迭代不指向文本和人物本身，并且用一种连环追尾般的制作方式把类型概念逼上了绝境。

《麻雀》的故事背景放在了上海，汪伪政权时期的斗争故事，这样的事件无论是真还是假，都已经让人心生厌倦。厌倦的并不是故事套路，而是把那些故事发生的历史现场讲述的一团糟。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忽然之间，民国成为国学热之后的又一场流行疾病：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舞台戏剧，亦或者当年的大众文学的回归，民国平白无故地就成为了一个“黄金时代”。如果说生理学意义上的流行疾病，是人类本身一种非常残忍的自我调节，那么这股不知其所以然的民国热潮，消灭的就是民国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存在之真实本身。

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从《麻雀》出发，显然是推演不出来的，如果我们翻出那部大名鼎鼎的《色·戒》，做一个对照，或许就能看得出来。同样是通俗剧的做法，同样描写了汪伪政权下的特工行动，《色》一片所确立的不仅仅是现代工业体系对于过往年代的还原标准，而是直接将探讨范围深入到了人性层面。

这么说，并不是在夸赞《色·戒》有多么高明，而是它起码阐述一种逻辑，就是在观察一段消失（构建）在历史（虚拟写作）中的事件时，我们应该秉承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一味地去美化——虽然很近但却真相模糊，还是用今天的视野去体察那个年代当中的人性衰落？

1917年，袁世凯死后，民国历史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旧有的政治哲学尚未完全崩溃，现有的社会信仰又经不起推敲，在人心惶惶的大势下，所爆发的主张是泥沙俱下、鬼神打架，这种丰富性和非独占性，包含了接近离散的民族精神和新生文化的茁壮力量。反过来讲，乱七八糟和不可控性是民国谍战最大的魅力之一。而《麻雀》所反映出来的民国上海，虽然是势力错综复杂，但都缺少明确的生命纲领，像一群牵线木偶一样，在十里洋场被一种莫须有的力量给摆布着。汪伪政权在谍战（非正面军队作战）领域的事件仅仅是打老虎抓内鬼这样的躲猫猫游戏吗？那王亚樵的事迹应该怎么说呢？

在所有商业类型当中，几乎很少能再有如同谍战一样，可以深刻反映出个体和民族的根性、历史决定论等深刻影响现在生活的类型，换句话说，如果任由《麻雀》这种莫须有的狗血谍战剧进一步泛滥，所伤害的很可能不仅仅是影视剧及其观众，它所代表的是我们对于旧有文化和既定历史的疏忽、轻蔑，这是数典忘祖，这是叛国。（文／楚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