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价格上涨是人们重要的关注点。先是猪肉价格上涨，而后是油价，现在是全球粮食危机。昨天看新闻，猪肉价格回落到每公斤20元以内，城市居民一片欢呼声。

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城市居民皆大欢喜时，养猪的农民感觉却不妙。养猪不挣钱，就到城里去打工；打工不挣钱，再回农村去种菜。无论如何，农民就是农民，收入始终不如城里人。不必去预测什么，明年的肉价必然生长。“谷贱伤农”，两千多年前的智者已经告诉了我们，时下的农民伤了，相当一部分会弃猪而去。亚当斯密会说，是看不见的手把农民从猪舍拉了出去。

乡下人在同城里人交易时吃亏了，就如同我们和欧美人贸易时吃亏如出一辙。交易不等价。交易从来就不等价！

前辈经济学家们崇尚等价交换原则。等价交换，是指交易双方在进行物物交换和货币与物交换过程是，物与物之间含有相等的人类一般劳动。而人类一般劳动是一个模糊概念，是既不能定性，也不能作定量分析的。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最原始的交易形态中，研究交易的本质。

如果一只羊换三个陶罐，在最初的交易中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会认为牧羊人养一只羊和陶工烧制三个陶罐含有等价的人类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等价交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陶工在烧制三个陶罐时他所付出的劳动几乎是不变的，或者说是稳定的，即他每天要到出产陶土的地方挖掘陶土，而后，将其运输回作坊，再后，进行制作，最后，将制作的陶丕送入炉中，他所使用的燃料量也是固定的。但是，一个牧民养一只羊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却并不是一定的，如果这个牧民遇到的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草原上水草丰美，那么，牧民就并不需要做经常的迁徙，羊在啃食草时也不需要赶奔更远的路程，它的体力消耗是较低的，而它的进食速度是较快的，这使得羊的生长速度会很快，即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中牧羊人为饲养一只羊而付出的劳动是不大的。但在另一个年景，可能会遇到大旱的天气，这时，草原上的草长得非常稀疏、矮小且缺乏营养，羊为吃草需要处在长期的运动中，摄取的量和消耗的量相近，很难生长，而牧民不得不随时带领他的羊群进行迁徙，也就是说他为了饲养羊必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

从这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只羊的背后拥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的一般劳动，而一只羊换三只陶罐的交易现实只能说明，一只羊所拥有的人的一般劳动具有平均性（我之所以举一个牧民的例子，是想说明这个牧民的技术手法是稳定的或统一的）。从另一方面说，陶工制作陶器的成本也不近相同：有的陶工其作坊远离陶土的出产地，他的原材料运输成本就会较高；有的陶工其作坊会远离燃料的出产地，他的燃料运输成本也会很高；甚至有的陶工作坊既远离陶土的出产地，也远离燃料的出产地。在市场中这种差异性不可能被牧羊人所接受，他用一只羊要换三只陶罐不会因为陶工生产成本的增加而改变。

每只羊所拥有的人类一般劳动并不一样；每个陶罐所拥有的人类一般劳动也不一样；一只羊换取三只陶罐的贸易方式却是始终如一。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牧民的孩子学习放牧和一个陶工的孩子学习制陶，其难度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一般劳动作为一个假定的经济学概念是不能够用以衡量羊和陶罐的价值的。

当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以后，贸易进入了多元化，每种产品所含有的人类一般劳动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果用人类一般劳动作为交换，那么日异多元的贸易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事实上，社会分工的细化、产品的丰富多彩，非但没有使贸易产生越来越大的困难，而且使贸易变得越来越经常化越来越容易了。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交易过程没有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没有参照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类一般劳动这一经济学概念。

前辈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采用了等价交换原则并创造了人类一般劳动这一概念，是因为贸易本身拥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性，货币本身并不能衡量商品的实际价值，货币仅仅是人类衡量商品价值时所使用的一个可计量的工具。

贸易的实质是交易双方尽可能的满足自身利益，而降低对方利益所达成的临界状态。任何一个买家都想使用最少的货币量获取对方质量最好、数量最大的货物，而任何一个卖主都希望把自己质量最差、数量最少的商品买出最高的价钱，这二个人的心态是南辕北辙的，他们走到一起进行贸易的磋商，其实质是对自己原有期望值的割让，在这个割让过程中，贸易双方都有自己在交易中的心理底线，在不低于自己心理底线的前提下，求得较大利益。当牧羊人牵着自己的一只羊，准备换取陶罐时，他的心理诉求可能是换回五只陶罐，而陶工带着他的陶罐在市场上寻找换羊机会时，他的愿望可能是一只陶罐换一只羊，在交易过程中，牧羊人发现任何一个陶工都不答应用五个陶罐换取他的那只羊，这时，他开始考虑一只羊换四个陶罐出是不错的，同时，陶工在寻找牧民时，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牧民乐于用自己的羊和他的陶罐进行交换，这时，他可以考虑用二个陶罐换取一只羊，在市场中，这种相互间的寻找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可能产生的交易希望却非常渺茫，最终，在相互之间进行让度的情况下，牧人以一只羊换回了陶工的三个陶罐。

一个牧民是不可能真正地掌握一个陶工制作一个陶罐需要付出多少劳动的。他在交易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几点：我需要陶罐；如果我有陶罐，我的生活将变得更为方便；如果我没有陶罐我的生活也依然过得去；如果我不买陶罐，我就可以宰杀这只羊，吃到它的肉、剪它的毛、用它的皮；也许，牧民的家里已经存有相当多的羊制品，多宰杀这只羊，对他的生活已经没有实际的现实的帮助，那么，他还是应该卖掉这只羊，换回陶罐，但究竟能够换多少他并不知道。陶工以陶罐换羊的心态与牧民一样。他们可以从前辈那里得到交易的经验，对一个牧民来讲，前辈的经验可能是一只羊换回了四个陶罐，但也有一只羊只换回二个陶罐的情况，在市场交易中，他们是可能忍耐一只羊换二个陶罐的，只有交易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以后，许多牧民都是以一只羊换回了三个陶罐时，牧民才会最终下定决心。一只羊至少要换回三个陶罐。这样，一只羊换回三个陶罐成了他们心理底线。同样，陶工也可能有过用一个陶罐换回一只羊的经历，只是这种经历非常的少见，他们也有过用四个陶罐换一只羊的经历，在这种取舍的过程中，他们最终发现许多陶工都是用三个陶罐换回了一只羊。用三个陶罐换回一只羊成了他们的最终的心理底线。

我们可以设想，当一个牧民走了很远的路途，牵着他的羊要到集市上进行交换，他的心理底线是可以换三个陶罐，但是，他在市场上等了三天，没有卖出他的羊，他带来的干粮已经吃没了，他家里的羊群需要他照顾，他很想快些成交，最后，他不得已把自己的羊作价为二个陶罐卖出去了。在市场上，这种交易行为是常见的，他冲破了自己的心理底线，而市场规则中，成交即为合理，那么，羊到底是应该换二个陶罐还是三个陶罐呢？没有确切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只存在于这个牧民的心底。

一只羊可以换三个陶罐，也可能换二个陶罐，同样的一个牧民牵的是同一只羊，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所有外部条件都是一致的，而交易的价格却相距甚远，我们无法用等价交换原则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要解释这一现象只能够求助于牧民的心理底线，牧民的心理底线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这个牧民发现市场上卖羊的人很少，而需要羊的人很多，他又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寻找更为可心的买主，他就会等待拿出四个陶罐的人出现，如果他等到了，那么，他的这只羊就可以换回四个陶罐，这时候，他等待的是购买羊的人降低自己的心理底线，在现实中，这种情况随时发生。

同样的一只羊在不同的牧民心理作用下实现了三个不同的价格，即普遍认可的三个陶罐，不得以而降低心理底线的二个陶罐，掌握交易的主动权迫使对方让步的四个陶罐。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之后，人们对其他行业所提供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越来越难以估计，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都在为生产自己的劳动产品付出了越来越多的设备资源，这样，使得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转型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一个种植蔬菜的农民，当他发现种植白菜获利甚微，而种植萝卜可以获得较高利润时，他可以在下一个季节改种白菜为萝卜，因为，种植白菜和种植萝卜需要同样的劳动工具，同样的劳动周期，技术要求没有大的差异，这种转型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这个农民发现种植白菜与制作手表的收益差别很大，他却没有能力转型为生产手表，因为，生产手表所用的劳动工具和种植白菜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是完全不同的，生产手表所使用的劳动工具价格昂贵，生产手表所需要的技术也不是在短时间之内所能掌握的，因此，这种行业间的利润的差异是农民自身无法克服的，他占据着低利润的行业里无法改变现状。他也不可能用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自身的利润。

不等价交换原则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了解了这一原则，就理解了许多社会经济现象。比如农民的孩子学习更加刻苦，就是要改变从事农业生产的命运。农民知道不等价，也知道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他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就要改变子女的处境。我们还知道，中国需要出口几亿件服装，才能换回一架飞机。不等价是资本垄断的结果，更是技术垄断的结果，所以我们开始谈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和产业化升级。

回到猪肉和粮食话题。“菜篮子工程”现在不提了，原因是大家已经吃饱吃好。既然不等价交换长期存在，肉价和粮价忽高忽低也就成为必然。农民收入随着市场供应而变化也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是，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中。肉价是个敏感的民生话题，它的上涨，一定会得到政策的遏制，但肉价的下跌何尝不是民生？！政策是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倾向于城市居民。这种倾向性牺牲了养猪人的利益。养猪人无可奈何，只能牵者看不见的手离去。

交易的本质是不平等。但没有谁规定，交易不平等的输家必须是养猪种粮的农民。当我们为这一轮肉价下调、粮价不涨而庆幸时，这个菜篮子不再安全。也许，天价肉很快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