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

1940年开始的防御工程以及1941年早期生效的《租借法案》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一段时期内，税率的上升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弥补了支出的扩大。但是到1941年年初，赤字开始迅速上升。1941年，政府现金支出比现金收入多出了100亿美元，几乎占总支出的1/2。“珍珠港事件”大大加强了赤字扩大的趋势。1941年到1942年，政府支出几乎增长了两倍；1942年到1943年，支出又增长了50％；1944年达到了顶峰——近950亿美元。税收收入也有所增长，但速度要慢得多，税收比例也没有提高。结果，现金赤字无论按绝对数量还是按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42年将近400亿美元，1943年超过500亿美元，1944年超过450亿美元，1945年超过350亿美元，其总和大约相当于当时国民生产净值的30％。战争结束后，政府支出迅速下降，而税收收入却居高不下。因此在1946年1月，战争赤字时期便结束了。

一.价格变化趋势

与一战时的情形相同，美国的积极参战伴随着价格指数上升速度的减缓，而战时赤字的结束则伴随着价格指数的加速上升。批发物价指数在战争赤字时期以每年4％的速度上涨，而在赤字时期前的上涨速度为9％，赤字时期后的上涨速度为16％。这些二战时的数据在解释当时的价格变化趋势方面并不如一战时期的数据来的可靠。因为在1942年早期政府开始普遍实行价格管制，到1946年中期才取消。1946年取消价格管制后，价格指数出现了跳跃式的上升，这种上升并不是因为价格的同步上涨；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之前潜在价格上涨的公开化。

在二战时期，与战前、战后相比，战时货币存量的上升速度要快得多。这对应着1942-1946年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以及随后的上升，正好与1917-1918年及此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方向相反。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很难说清楚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二战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1940-1942年，流通速度上升了1/5，此后到1946年下降了1/3还要多。1946-1948年，它上升了13％，但仍远低于1939年的水平。国民收入的季度数据和个人收入的月度数据表明，流通速度在1942年第四季度达到了最高点，在1945年第四季度或1946年第一季度降到了最低点。

货币流通速度最初的加快并不意外。经测算，流通速度一般在经济扩张阶段加快，而在经济萧条阶段减慢。1940-1942年，经济的扩张富有活力，1940年中期以后，经济的扩张伴随着价格的急剧上升，而价格的上升可能会打击人们持有货币资产的积极性。

需要解释的是1942年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1942年早期实行的价格管制阻碍了价格的上升，使其未能在价格指数中体现出来。看起来，与1942年战时停产造成的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短缺以及建筑业和私人资本形成所受的限制相比，价格管制的任何直接影响都是次要的。消费者和工商企业都无法运用其资金购买他们认为可以增加财富的物品，这部分物品以前会占用他们收入增量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短期收入增量。由于这些消费的渠道被阻断，消费者和工商企业不得不增加其他资产的持有从而使得这些资产数量的增加相对于收入水平要高得多。与流动资产的积累相对应，收入账户上的个人储蓄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由于充分就业和战争繁荣带来的极高的收入水平，个人储蓄无论如何也会有很大的规模。而重新兴起的债券运动通过唤起人们的爱国情绪对高储蓄率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怀疑这种作用并不突出。由于债券的替代物之一是货币，债券运动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比其应有的速度要缓慢一些。

当然，货币和政府债券的名义价值都是固定的，因此如果持有者预期到实物资产会迅速贬值的话，它们便不再是理想的持有财富的方式了。这些关于战后的预期很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关系到人们用何种方式来持有他们的储蓄，而且对未来极不确定的预期也使人们更加重视对货币等流动资产的积累。人们预期的价格变化意味着持有流动资产将比现在花掉它们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未来的不稳定性则意味着，当给定某种收益时，人们更偏好流动资产。因此，这两种预期都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并且任何给定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必然与价格上涨相关。

1945年战争一结束，耐用商品重新出现在市场上，人们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流动资产来购买这些商品。这使得价格和收入上升，而流动资产对收入的比率下降。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货币流通速度在1946年早期开始上升完全一致。可能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流通速度一开始上升的幅度虽然非常小，但是持续的时间却非常长。

三.决定货币存量增加的直接因素

与中立时期的情况相似，战争时期货币存量的增加从数学角度看主要是由于高能货币的同步增加。但是，与一战类似，高能货币增量的来源与中立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战争的参战时期，高能货币的增加是由于联邦储备信贷余额的变化，而不是因为黄金的流入。联邦储备委员会又一次在本质上成为财政部出售债券的窗口，其货币权力的行使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个目的。

在1942年4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把国库券的年利率固定在0.375个百分点，并承诺会购买或出售任意数量的国库券来维持该利率水平。一直到1947年6月该利率都保持不变。委员会没有对其他的政府债券利率作如此严格的承诺，但也为它们建立了一套有效的价格体系———年期公债的利率大概为0.875个百分点，13个月的债券的利率大概为0.9个百分点，4.5年期的债券的利率为1.5个百分点，长期债券的利率为2.5个百分点。联储体系承诺，必要时购买任意数量的这些债券来阻止其收益率的上升，但当其收益率下降时，联储没有义务通过抛售来阻止其下降。这个利率支持计划将所有的债券变成了货币等价物。

在1942年晚期，由短期政府债券担保的贷款的贴现率下降到0.5％。但是，这个下降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如果银行持有这样的短期债券，对它们而言，通过出售收益率为0.375个百分点的债券来获得所需准备金要比用这些债券为抵押以0.5％的利率借款更划算。于是在1942年，联储降低了中央储备城市银行的准备金要求。

既然政府债券的价格得到了支持，银行也就没有持有超额准备金的动力了；相反，它们可以通过持有收益性债券来满足流动性需求。超额准备金的减少以及刚刚提到的法定准备金的减少，使得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从1941年11月的不足4:1持续上升到1946年1月的6：1还要多。假定存款通货比率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上升将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达到高能货币增长率的1.75倍。但是，存款通货比率从1941年11月的6:1持续下降到1946年1月的4:1，这使得多出来的0.75的一半都被抵消掉了。

银行购买债券可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膨胀”，而其他主体的购买则不会产生这种效果，基于这样的观点，二战期间的债券运动很小心地避免将债券出售给商业银行。某些债券不允许银行购买，而其他的债券也尽量出售给特定的团体。但是接下来采取的其他政策却与该政策产生了冲突。联邦储备体系鼓励银行购买政府债券，称这可以保证银行比较容易地获得准备金。另外，财政部提供的很大一部分债券的利率无法吸引到非银行投资者。

联储之所以努力避免将债券出售给商业银行是基于其没有将向储备银行的债券出售和向商业银行的债券出售区分开。联储将债券出售给储备银行就相当于创造基础货币。给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每增加1美元的高能货币就意味着增加了几美元的货币供给——著名的货币乘数理论。但是，给定高能货币量，债券购买者的身份，尤其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购买者，仅仅在可以影响到其中一个存款比率时，才能对货币存量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很难看到这会对两种存款比率产生明显的作用。

更为基本的是，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刚才所说的货币存量在数学意义上的变化，以及在经济意义上的变化。由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须支持几乎固定的政府债券利率体系，故它所创造的高能货币量必须使得利率保持在固定水平，联邦储备体系无法对高能货币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我们在描述货币创造的过程时，为了方便，往往从高能货币的增加开始，通过存款现金比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作用，最后导致货币存量的增加。尽管如此，事实上当时的传导机制却恰好相反——为了同特定利率体系及其他经济条件相一致，需要货币存量有所增加，然后才有导致货币存量增加的高能货币的增加。如果没有某种明显的定量配给机制，任何主体都无法同时控制一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

如果当时的政府债券能够提供一个更高的回报率以吸引到非银行投资者的话，联储就可以成功地避免把债券出售给银行。但是这就要求钉住的利率体系发生变动，而这个变动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支持一个比实际更高的利率体系，货币存量增加的幅度应该较小，高能货币量也会如此，因为较高的利率将使得持有债券比持有货币更有吸引力。这样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

四.决定存款存量增加的基本因素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出于一些其他考虑，我们假定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是一定的。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必须与社会成员所释放的资源数量相匹配。社会成员得到的收入与整个社会所使用的资源总量相一致。政府通过说服、引导或强制等方式使社会成员失去对一部分相应资源的处置权，而这部分资源就是政府使用的资源。社会成员所释放的资源在财政上对应于缴纳的税收，或者对政府债权的积累，后者以付息的政府债券或政府无息债券形式持有。三者的总和在任何时期都等于政府的支出。货币存量的增加量必须使得这三者之和等于政府的支出。货币供应的增加量中，一部分以政府发行的货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私人创造货币的形式存在。私人创造货币有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为公众提供他们需要的存款通货比率，为银行提供它们需要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应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同时被决定的。我们假定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固定，而政府支出并不固定。如果在整个过程中价格不变的话，货币的任何发行都对应着“自愿储蓄”。这意味着公众愿意以政府无息债券方式来增加其实际资产，我们称这种债务为货币。相反，只有当公众愿意以收益性或非收益性的债务方式来增加其实际资产，且其增加量等于给定价格水平下政府收支差额的时候，价格才能保持不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上升了，发行的货币一部分对应于“自愿储蓄”，另一部分对应于货币余额的税收。为了保持货币的实际供应量不变，增加的名义供应量可以看做是记录货币余额税收支付的一种票据。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只需要通过征税，或者借款来获得实际资源。税收与借款的分配比例则取决于两个因素：法律规定的税收水平和公众对于“自愿储蓄”的偏好。

因此，影响货币存量增长数量的主要政府行为包括：向战争中投入的实际资源数量、法定的税率水平、影响自愿储蓄的措施，以及影响个人愿意持有的现金（相对于储蓄）比率的措施。

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比较，两者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尽管二战时战争支出更庞大，赤字持续时间更长，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更大，但是其价格上升的速度却比一战时要慢。在整个战争阶段，无论是从战争开始到战后价格顶峰，还是在战争赤字时期情况都是如此。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没有太大关系。首先，在二战期间人们储蓄的愿望大大增强，在货币方面就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其次，由于二战期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慢于一战期间，故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税比一战时多得多。货币余额占每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14-1920年平均为45％，在1939-1948年平均为69％。如果我们忽略税收对货币余额征税的反作用的话，对货币余额征收的1个百分点的税收所产生的收入在一战期间是国民收入的0.45％，在二战期间是国民收入的0.69％，约为一战期间的1.5倍。

从上面的计算中，可以判断出社会货币存量增加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币存量增加的部分中，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创造的，有多少是由银行创造的？同样，在这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中，政府创造的货币每增加1美元，货币供应总量增加6.92美元；而在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中，后者只增加4.74美元。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存款准备金比率发生了变化：在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中，银行的准备金每增加1美元，其存款会增加14.16美元；而在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中，后者只增加10.47美元。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是，存款增量与现金增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一战期间，公众手持现金每增加1美元，其存款会增加6.91美元；而在二战期间，后者只会增加3.89美元。

我们将整个战争中的通货膨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和货币乘数变化的共同作用，使得政府通过直接的货币创造所获得的收入占年均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了1倍，而直接的货币创造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年增长率仅为一战时的7/8。反过来，总货币存量中这个比较小的增量在年均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较大，因此可以看出，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货币创造对于政府获得资源来说显然都是更为有效的工具。

战争赤字时期联邦政府的支出中，48％通过显性税收收入获得；7％通过政府直接的货币创造获得；14％由私人的货币发行获得，它可以看做是政府创造货币的间接效应，但是名义上是付息的，不同于不必付息的政府债务；31％靠发行付息政府债券获得，该债券发行与货币创造不存在比例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批发物价指数准确地反映了战争期间的物价变化那么大约1/5的货币创造可以被看做是对货币余额的征税，4/5被看做是包含在无息货币资产里面的自愿储蓄。这也就意味着，从整体来看，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税收来融资的，其中大约1/10的税收是货币余额税收，而物价指数的缺陷意味着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税收占整个支出的比例，也低估了货币余额税收占整个税收的比例。

五.战争债券发行的影响

在我们关于战争赤字时期的讨论中，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货币存量变动的一个细节。在1944年、1945年，尤其是1943年，货币存量的波动与这些年前后相比，表现出更大的无序性。其中的原因在于，政府通过一系列债券运动发行了大量的政府债券——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12月，七次战时债券运动和最终的胜利贷款（之间相隔五个月）。每次债券运动的过程中，债券的购买者将存款转移到财政部在商业银行的战争贷款账户中。政府将其存款从战争贷款账户转移到联邦储备银行，然后再通过政府支出转移到公众手中，这样，政府的存款通过转移又回到了公众的私人账户中。

1943年4月以后，政府持有的战争贷款账户是免交准备金的，因此任何向该账户的资金转移首先就会降低法定准备金。如果银行持有的准备金稳定增加，同时又能充分地利用释放出来的准备金，那么债券运动期间的法定准备金也会像在间隔期内一样增长，银行就可以保持所有成员银行调整之后的存款不受债券运动的影响。相反，如果银行持有的准备金稳定上升，而银行不对存款转移过程中释放的准备金进行任何方面的运用，那么法定准备金在债券运动期间就会下降，在间隔期内就会上升。这样，银行就可以保持所有成员银行调整之后的存款和政府战争贷款账户中的存款不受债券运动的影响。

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第一个极端之所以没有发生，有以下三个原因：（1）准备金的实际变化不符合我们上面的假设。在几次债券运动期间，尤其是第2-5次（1943年4-5月至1944年7-8月），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减少其信贷余额抵消了存款转移的部分影响。（2）充分利用释放出来的准备金需要支付很高的交易成本，因为这意味着随着政府战争贷款账户存款的增加和减少，银行必须首先获得这些存款，然后再处置这些存款。（3）毫无疑问，银行需要时间认识到在债券运动前或运动期间采取增加存款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运动后其影响在超额准备金上显现出来时再采取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可以进行更充分的调整来适应债券运动。（完）

（本文节选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国货币史》，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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