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庸小说中的华山人物多侠士、隐士和诙谐之士，同时也有典型的伪君子形象及其他一些奸邪之徒，显示出华山人物形象塑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是金庸以写人为中心、强调正邪未必二元对立、注重娱乐性等创作追求以及金庸本人偏爱老庄哲学思想和现实人生感受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与华山“奇险”的自然特点、道教文化以及华山可比“春秋”的文化内涵具有直接关系。华山人物形象既体现了金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一般特点，也显示出华山独有的特色。

关键词：金庸小说；华山人物；创作追求；地域文化阐释

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目前已颇为丰硕。由于很多问题都必然与人物形象相关联，所以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对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有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论述。然而，迄今为止，采用地域文化研究视角研究金庸小说的成果并不多见，采用地域文化研究视角研究金庸小说人物形象的成果更为鲜见。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不仅具有无论是在方法技巧上还是在文化思想上的某些共同性特点，而且具有与所描写人物所在地域密切联系的地域性特点。分析金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在某一方面的共同性固然重要，探究金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地域性同样值得重视。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金庸小说的研究角度，深化金庸小说的研究内涵，而且能够显现地域文化特色。

华山派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极为重要的江湖门派，因华山而得名，出现于多部作品中，《碧血剑》和《笑傲江湖》中两次把华山派作为主要描写的门派，这在金庸小说中极为少见。华山派人物众多，其中一些人物如令狐冲、岳不群、袁承志等在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已得到比较充分甚至深刻的分析与论述，但由于这些分析与论述都不是立足华山地域文化进行的专门研究，因而难以呈现华山派人物的整体性和地域性特点。本文拟采用地域文化视角对金庸小说中的华山人物予以专门剖析。

一、从创作时间看，金庸小说中最早出现华山派并主要刻画塑造华山人物的作品自然是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但若以小说中所描写的时代而论，最早出现的华山派及人物应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描写。因为前者描写的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华山派及人物，后者描写的则是宋末元初时期的华山派及人物。金庸小说最后描写华山派及人物的作品是《鹿鼎记》，尽管在这部小说中华山人物并不是主要人物而只是偶尔出现。从《倚天屠龙记》中华山派作为六大门派之一出现到《鹿鼎记》中华山派人物偶尔现身，金庸小说中的华山派存续达三百余年。华山派作为一个江湖大派，人物自然不少，其中，有名有姓的主要人物、重要人物、次要人物或无名无姓但进行了一定描写的人物约有二、三十人。总体而观，金庸在描写华山人物时赋予了华山人物这样几个特点：

一多侠士。在金庸笔下，华山派三百余年的存续始终是作为名门正派存在的。作为派别，华山派不仅有名门正派应有的严格门规，如《笑傲江湖》中的“华山七戒”和《碧血剑》中的“华山十二戒”，明确提出戒恃强欺弱、奸淫好色、见利忘义、滥交匪类、勾结妖邪等戒律，而且多有参与维护江湖正义或民族利益的行动，如《倚天屠龙记》中与其他五大江湖门派共同围攻光明顶以剿灭“明教”这一江湖公认的“魔教”、《笑傲江湖》中和其他四个门派组成“五岳派”与“魔教”即“日月神教”抗衡二百余年、《碧血剑》中自觉抗清并积极援助李自成义军等。作为个人，华山派门人不仅参与门派的集体行动，而且大多数人能恪守门规和侠义道，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袁承志、黄真、冯难敌、令狐冲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甚至就连归辛树这样一个心胸狭窄、一心护短的人，最后也因行侠刺杀康熙而身亡。

二多隐士。华山人物中有许多隐士。最典型者莫过于令狐冲。他不仅是华山隐士人物形象的代表，而且是金庸小说隐士形象的代表。他“是天生的‘隐士’”“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他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厌倦江湖上的所有纷争，只喜欢“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本可以走向权力的巅峰，却宁愿选择在杭帅I梅庄归隐，与任盈盈“曲谐”。与令狐冲不同，风清扬因为受骗娶妻，没能参与华山气、剑之争，致剑宗覆没，“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穆人清身为华山掌门，武功天下第一，但不仅自己绝少行走江湖，而且要求门人功成身退，不得入朝为官。袁承志年少有为，既有反明抗清、相助李闯的安国之志与行动，又在江湖上屡建奇功，但是最后“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选择了带同夏青青、何惕守等众人一起隐居海外。“他之去国是由于对‘江山’与‘江湖’的双重的失望乃至于绝望的结果。”无论年龄、身份，无论主动、被动，最后的选择都是退隐。

三多诙谐之士。金庸在第一部描写华山派的小说《碧血剑》中就对华山人物多赋予诙谐气质。黄真即是代表人物。其形貌滑稽，“似是个生意人，左手拿着一个算盘，右手拿着一支笔，模样甚是古怪”。为人处世虽机警缜密，但张口闭口都是生意经，无论是评价武功还是体察人物，也无论是放声直言还是内心自语，都是生意人特有的语言表达，充满滑稽诙谐气。即使像令狐冲、袁承志这样的人物，身上也时时流露出诙谐气。例如令狐冲与田伯光的坐斗、假扮参将吴天德相救恒山派的言行表现，袁承志在群盗抢夺财宝时的装傻扮呆等。

四多伪君子。金庸小说最典型的伪君子就是一代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其出场时，“一个青衫书生踱了出来，轻袍缓带，右手摇着折扇，神情甚是潇洒”，再通过林平之观之，“这书生颏下五绺长须，面如冠玉，一脸正气，心中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足见其一副道貌岸然、正人君子形象。在各种公开场合，其言语似乎处处是为江湖道义，其行为似乎时时是为武林安危，其神情似乎常常都是大义凛然。鲜于通与岳不群相比虽有不如，但也颇有相似之处。他“是个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眉目清秀，俊雅潇洒”，出场时，“折扇轻挥，缓步而出”。在一般江湖入及其门人眼中，他是足智多谋、侠义满怀、一身正气的华山掌门。然而，他始乱终弃、忘恩负义于胡青羊在前，为夺掌门之位杀同门师兄白垣于后，扇中暗藏蛊毒欲加害张无忌于光明顶搏斗现场。若非反受益毒之害而自招，无人知其行径。两代华山掌门人，都是伪君子。

五不乏奸徒。华山派历代都有奸徒。薛公远恩将仇报欲吃杨不悔以自保，林平之自宫练剑、疯狂滥杀以复仇，后杀岳灵珊与左冷禅相勾结，劳德诺常年卧底、杀害同门、图谋不轨，孙仲君残忍狠毒、滥杀无辜，受惩戒后始终不恩悔改等等，都非名门正派中人应有之所为。包括心高气傲、没有是非观念、只知一心维护孙仲君的梅剑和也非善类。

由此观之，虽然华山派在金庸笔下三百余年的存续中一直都是作为名门正派而存在，虽然华山人物也以此自居或一般江湖人士也都这样认为，但华山人物并不都是侠义之人，伪君子、奸邪之徒大有人在。对于一个延续了三百余年而又门徒众多的江湖门派而言，即使门规戒律再严格，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极其正常的，金庸这样描写华山人物，应该说写得非常真实。进而，无论是侠义之人还是奸邪之徒，他们也并不总是或一直是侠义的或奸邪的，特别是对于一些主要人物或着墨较多的人物，金庸在描写他们时，或者在整体描写人物侠义品质的同时赋予其一定的“邪气”，如令狐冲，或者在把人物作为非侠义类描写时又让其有一些侠义之举，如归辛树夫妇，或者写出人物如何由侠义之人转化为奸邪之人，如林平之，或者写出人物表面为侠义内在为奸邪，如岳不群，这样，金庸塑造的华山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和复杂。同时，侠义之人也好，奸邪之人也好，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会相似，但又各有各的性格特征和表现。例如同是侠义之人，令狐冲狂放无忌只求个体自由自在，袁承志憨厚老实而怀有兼济天下之心，虽然都选择了退隐，但令狐冲是天性如此，而袁承志却是无奈之举；同是伪君子，岳不群比鲜于通藏得更深，也更阴险狡诈，而鲜于通则比岳不群更残忍歹毒。总之，金庸不仅写出了华山人物构成的复杂性，也写出了华山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华山人物形象的独特性。

二、金庸写出华山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是偶然的，它与金庸高超的写作才能有关，更与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认识以及在创作上的自觉追求具有直接关系。

金庸在《神雕侠倡》后记中曾说：“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人本来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访时也一再明确说明自己写武侠小说时的想法和做法：“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缈‘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如果说武侠小说与一般小说有什么异同的话，“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可见，写人，写出人物的性格，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是金庸关于武侠小说创作一贯的、明确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的创作追求。华山人物作为其人物谱系中的重要构成，金庸自然会加以着力刻画和塑造。不过，从创作阶段看，中后期《笑傲江湖》中的华山人物要比早期《碧血剑》中的华山人物丰满、生动许多。这应是金庸的创作追求与创作实践日益有机统一的结果。至于其他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华山人物，因为只是极次要人物而着墨不多，因此主要呈扁平形象。

正邪对立与冲突是武侠小说永恒的主题。金庸小说也不例外。但金庸对于正邪对立有自己的认识。他在接受采访谈及《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时曾明确表示：“我要写的却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我想写的跟其他武侠小说有点不同的就是：所谓邪正分明，有时不一定那么容易分。人生之中，好坏也不一定容易分。”这种认识其实早在《碧血剑》中就曾借穆人清教诲袁承志之口表达过：“我也知你心地仁厚，决不会故意杀害好人。不过是非之间，有时甚难分辨，世情诡险，人心难料，好人或许是坏人，坏人说不定其实是好人。”只不过在写《倚天屠龙记》时更加明确，并以此为主题。而愈往后，金庸小说中的正邪关系愈加难辨，或正中有邪，或邪中有正，或原本为正却被视作邪，或原本为邪反被视作正，或由正走向邪，或由邪走向正，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华山派虽为正派，但在《碧血剑》中，就已既有侠士又有奸徒，至《笑傲江湖》，既有表面为正实则为邪的岳不群，又有起初为正后来为邪的林平之，也有整体为正但又不乏邪气的令狐冲。

金庸始终强调武侠小说的娱乐性。他说：“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在现代，“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了娱乐性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当然，重娱乐不能唯娱乐，“如果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凹由于注重娱乐追求“好看”，金庸运用了诸多可以愉悦读者的手段。其中，设置喜剧性人物和赋予人物性格以幽默诙谐表现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例如老顽童、桃谷六仙等奇人形象的设计。黄真、矮老者的人物形象设计，包括令狐冲、袁承志等人物时常表现出的咝默诙谐之言行，应当同样是金庸娱乐性创作追求在华山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他们的存在既丰富了金庸小说此类人物形象的构成，从而强化了娱乐功能，又丰富了华山人物形象类型，丰满了人物性格。金庸对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结局曾归纳说：“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静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田在这里，金庸不仅归纳了小说主要人物终局多为退隐的现象，而且就其中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即是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主要人物退隐江湖的现象并非偶然呈现，它与金庸喜爱老庄哲学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以及现实人生感受和追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袁承志在一番江湖作为之后，令狐冲在权力倾轧、受尽冤屈之后，风清扬在心灰意懒之后，或茫然、或无奈、或自觉地都以退隐为结局。总之，以写人为中心，塑造人物丰满性格，正邪并非二元对立、互不相容，追求娱乐而致诙谐人物多有设计或人物表现出一定的诙谐品质，无论人物曾经在江湖上有过怎样的业绩最终大多都以归隐而终，凡此种种，对金庸而言都是有意而为的创作追求。华山人物形象塑造作为金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具体表现，显示出金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些共有特点是必然的。

三、金庸小说华山人物形象塑造与华山独有的自然特征、文化内涵亦有密切关系。尽管金庸本人对此并不曾有过明确的说明，但细加分析，如此推断与解释并非不能成立。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说：“那华山在五岳中称为西岳，古人以五岳比喻五经，说华山如同‘春秋’，主威严肃杀，天下名山之中，最是奇险无比。”其意有二：一是表明金庸知悉华山可比“春秋”的文化内涵；一是表明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时虽未亲至过华山，但了解华山之自然情状。而且在与华山或华山派相关的几部小说中，金庸对华山自然的“奇险”特点多有描写。《春秋》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的编年史修订而成，旨在匡救时弊。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华山既“如同‘春秋’，主威严肃杀”，以金庸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论，在虚构华山派并描写华山人物时，恐怕不会不考虑华山的这一文化内涵，从而将华山派设计为名门正派，将华山人物多描写为行侠仗义之士。而就华山自然之“奇险”来说，其壁立千仞、险峻峭拔之势，以“剑”比拟毫不为过。因此，金庸不仅在描写华山自然时主要突出其险峻，而且在设计华山派武功时，尽管设计的武功很多，但最主要、最深奥同时也最能威震江湖的武功却是华山剑法。此外，《射雕英雄传》中的“华山论剑”当然也不是金庸随意而为，只因华山似“剑”，在“华山”之上论“剑”才是最合情理的。那么，剑是什么?剑当然是兵器，但剑又不单纯只是兵器。剑在中国出现极早，可上溯至轩辕黄帝时代。在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中，无论是剑本身，还是关于剑的各种诗意化想象与精神寄托，都赋予剑以丰厚的文化内涵，形成独特的剑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剑被赋予正义、正气的道德伦理内涵。也因此，当剑文化与侠文化相融合，剑与侠也就常常同为一体，密不可分。所谓“仗剑行侠”或者“负剑行侠”，所“仗”或“负”的倒不一定真是“剑”，在这里，“剑”可实指亦可虚指，关键是，“剑”成为行侠仗义的符号或象征。对于熟悉侠文化的金庸来说，对于剑文化的这一内涵赋予不会不清楚。所以，华山“如同‘春秋’，主威严肃杀”的文化内涵与剑文化以及侠文化的内涵交融在一起，使金庸自然会考虑将一直栖居华山且以华山剑法为主要武功的华山派自始至终都归为名门正派，华山多锄强扶弱、维护江湖正义的侠士也就顺理成章。

华山不仅“奇险”，而且风景秀丽优美。自古以来，华山一直是道教有名的“洞天福地”，历代都有道教徒在此修炼。至今，华山不仅有历代道教徒修真养性的遗址和文物，流传着他们的神奇故事与传说，而且道观洞宇遍布。因此华山具有非常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博学而喜爱道家哲学思想的金庸对此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甚至在《射雕英雄传》，借由丘处机之口，向郭靖说“华山是我道家灵地”，并介绍陈抟老祖的事迹及其传说，如陈抟老祖一睡经年、在华山之上种植的十二株大龙腾、与宋太祖弈棋而赢得华山的赌棋亭等。道教理论与道家思想虽不尽相同，但老庄哲学思想是其主要根源之一，二者在清静无为、无名无功、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等方面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作为宗教而存在的道教亦有其戒律清规，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等。此外，剑与道教关系非常密切，如陈平原所说：“将宝剑与主持正义联系在一起，并非武侠小说家的独创。道教传说宝剑能除邪，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也颇多此类记载，武侠小说中道士必佩宝剑，除了打斗外，还可登坛作法除邪灭妖，确是渊源有自。华山派虽然是作为江湖组织而非道教组织而存在，但既然栖居华山之上，就当具有道教或道家思想的文化内涵。如此，既可解释华山派武功何以主要是剑法，亦可解释金庸笔下的华山派何以始终是名门正派，华山人物何以多侠士，也多隐士，而且是真正的“天生的‘隐士”’。这应是金庸对华山这一道教名山文化内涵的深刻洞悉与充分尊重所致。

华山“如同‘春秋’，主威严肃杀”之于金庸塑造华山人物的作用不止于多侠士，多伪君子也与此有关。《春秋》既为孔子所编撰，又是儒家经典，当使金庸据此想到华山在具有丰厚的道教文化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内涵。所以，在早期的《碧血剑》中说华山派的开山祖师“是个中年书生”，在初中期的《倚天屠龙记》中说鲜于通是一个“中年文士”，而在中后期的《笑傲江湖》中又说岳不群是一个“青衫书生”。金庸在不同创作时期对华山派的几个掌门人一再如此描述，自不是随意之笔，而应是充分考虑了华山具有一定儒家文化内涵的刻意而为。儒家思想文化在人格塑造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虚伪人格塑造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金庸对儒家文化持辩证态度，在充分肯定其优长的同时也深刻批判其弊端。所以，金庸既能精心塑造郭靖那样的理想人格形象，也能有意描绘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形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笑傲江湖》的君子剑本来就是伪君子，不过他掩饰得很好而已。”固但这尚不足以解释金庸为何在批判儒家文化对虚伪人格塑造时选择的是华山人物。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华山所以“如同‘春秋”’，是因其“奇险”所产生的“威严肃杀”感可比“春秋”针砭时弊功效给人产生的印象。问题是，华山自然之“险”未必不会使金庸想到人心之“险”。在自然，“险”是险峻峭拔，人迹罕至；在人心，“险”是阴险狡诈，无人能及。这也许给了金庸以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其“险”似“剑”代表和象征着正义，另一方面，其“险”似人心险恶潜伏在正义的背后。如穆人清教诲袁承志时所说：“剑乃利器，以之行善，其善无穷，以之行恶，其恶亦无穷。”固所以，如果说华山“如同‘春秋”’的儒家文化内涵使金庸在塑造伪君子形象时想到华山人物成为可能，那么，华山“奇险”似剑的双重性则使金庸在塑造伪君子形象时想到华山人物成为必然。正是因为华山在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使金庸在塑造伪君子形象时选择了华山人物。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华山本有丰厚的道家文化内涵，而“如同‘春秋”使华山又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内涵。儒道虽不同途却可互补，进则为儒，退则为道。但是如若二者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平衡，极易产生虚伪的人格。这或许同样给了金庸以极大的启示。如此，金庸不仅写出了华山人物的丰富性，而且写出了华山人物的独特性。

总之，金庸小说中的华山人物既多侠士、隐士和诙谐之士，也多伪君子和奸邪之徒。所以如此，既是金庸人物形象塑造理想和追求在华山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具体体现，也是金庸充分考虑和尊重华山自然与文化内涵特点的结果。因此，金庸小说华山人物形象不仅具有金庸小说人物形象的一般特点，而且具有华山的自然与文化特点，显现出华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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