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尤凤伟披露张炜给其出文集“砸锅”一事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一些人参入进来，大打口水战，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情绪激烈，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的帖子。作为局外人和圈外人，令我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围绕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关于思维方式的思考。这一思考的意义在于：在一个道德无存谎言遍地的社会，在一个人人都要趋利避害的时代，如何去对待辨析一个缺乏证据的事实。

在类似这样的大量事件中，所牵扯的是言者和听者。话语随风而逝，没有录音，只有残缺的记忆。是说了，还是没有说，往往难有证据。尤凤伟误把他所经历的事实当做了证据，愤然向各级组织反映张炜的行径。殊不知，只有被证实了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当王宜振和那位不知姓字名谁的编辑不出来作证时，他就没有了证据，事实就无从谈起。尤凤伟殷切而着急地连着给王宜振和影子编辑写信，就是在寻求证据支持。不然，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就会被指称为一个造谣者。

然而，这两个证人都没有支持尤凤伟。那位编辑似乎成了一个传说；而王宜振则于 2014年10月7日写了一篇否认尤凤伟说法的博文：《关于尤凤伟老师“在东方出版社出书遇阻”相关情况的说明》,贴在他的博客上。

对任何人来说，不愿意作证，沉默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当事情成为社会事件时，王宜振就失去了沉默的权利。因为沉默会被视为默认。

两位作家在文学界皆属重量级人物，各有众多拥护者。作为同是作家的王宜振清楚，沉默会给其带来何种后果。

证人开口说话，非常重要。令人奇怪的是，王宜振的这篇情况说明文字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尤凤伟先生的博客没有转载，论战双方竟然都不提这个唯一证人的证言，只顾各自战斗？是不是中国作家都长于文学的情绪、想象和激辩，而不屑于逻辑思维的思考呢？

探索缺少直接证据事件背后的真相，是我无聊之时，消磨时间的最大乐趣。其人生价值远胜于对情感道德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求真相，胜过求真理；求真假超乎求对错。在很多时候，真相浮现，真道自在其中。

正是王宜振的这篇博文，让我又一次享受到思考的乐趣。在他那些看似不严谨的叙述中，我读出了文字背后的诸多信息。

为尤凤伟联系出版事宜的过程，在他的博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向出版社的编辑作了推荐。我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很为难，当时也没有答应这件事。过了几个月，我想再给出版社编辑做些工作，再做一些努力，便又催问编辑，编辑回答：‘暂时还没有把这样一部文集列入选题的计划。’”

如果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理解。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结果极正常的过程。编辑一开始没有答应，最后也没有同意。这中间，王并没有付出多大的努力，尤凤伟未得到任何允诺，一切只是一个问询而已。严格的说，根本算不上一个过程。

然而，随后王宜振的心理反应，却与这样的一个过程无法衔接，完全是不合逻辑，令人费解：

“我感到十分内疚，尽管我尽力了，尽管我从中不取分文，但仍觉得无法面对尤老师，似乎也无法向尤老师交待”。

为什么内疚？为什么无法面对尤凤伟，甚至无法向尤凤伟交待？事实经过与心理状态缺少合乎逻辑发展的一致性。前述的联系经过与后面的内疚心情没有必然联系。两者必有一假，或都为假，却必定不会全真。

可以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王宜振在这里的叙述是假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隐去了为尤凤伟联系出版文集经过中，给其造成内疚心情的那一部分事实。如果根据尤凤伟所叙述的过程，即“东方出版社告知要出系列作家文集，编辑委托他（王宜振）邀我加入并征询意见，编辑回复说，会很快与我联系或到青岛面洽”。已到了这种地步，突然被取消。从而产生无法向尤凤伟交待的内疚心情就合乎逻辑了。不管事情在中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具体变化，王宜振无疑隐藏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如果他的内疚为真的话。

二、王宜振根本没有向尤凤伟说那些话，那些话是尤自己的臆想。这就更无法解释王宜振的内疚之情。

三、他在博文里所叙述的东方出版社的态度是真的。当初尤凤伟所接收的信息纯属子虚乌有，就连那位编辑都不存在。那全是王宜振的夸大、编造。那么，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功利？是虚荣？为了忽悠尤凤伟？

如果是第二，那是尤凤伟进入了不正常状态；如果是第三，王宜振便是一个虚荣的说谎者。但接下来王宜振的叙述，则让这两条假设均不能成立。他这样写道：

“在青岛期间，我经常听朋友讲山东文坛一些复杂的事，加之对尤老师文集不能顺利出版一直心存疑团，便在内心作一些胡乱的猜测，猜测山东那边是否有人说了尤老师什么。”

在这段文字里，我最关注“对尤老师文集不能顺利出版一直心存疑团”这句话。它陈述了两个事实：尤凤伟文集出版不顺利；王宜振由此心存疑团。这句话又一次佐证了他前述的联系出版社为尤凤伟出文集的经过是假的，他的确隐藏了一些事实。因为：

一、尤的文集一开始出版社就没有答应，根本没有进入过程。有进展有波折有阻碍才叫不顺利，连进行都没有开始，谈何不顺利？不顺利，是因为中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个出现变化导致不顺利的因素王宜振并没有说出来。

二、按照王宜振的前述，出版社不出尤凤伟的文集既合情又合理，非常正常，没有任何内幕，为什么会有疑团？有疑团，是因为事情发展的不正常了，不合常规不合情理，有猫腻。显然，是有一些事实导致了他产生了疑团。这些事实究竟是什么呢？他的疑团是什么呢？他在博文里没有说。在他回顾联系出版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儿能让人产生疑团的因素。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王宜振因为产生了疑团， “便在内心作一些胡乱的猜测，猜测山东那边是否有人说了尤老师什么。”事情在这里又失去了逻辑性。出版不顺利的原因，会有几种或十几种，即使文学联想再丰富，也不至于毫无来由地先去猜想是不是有人在“砸锅”吧？为尤凤伟联系出版社的过程是如此简单清晰，不容任何质疑。王宜振难道是闲着没事才异想天开胡乱猜测有人说了尤凤伟的坏话？怎么会有这样的思维习惯？以致不但他这样想，他还要将他的胡乱猜测用电话传递给朋友张吉宙。

如果设想王宜振不但是一个善于忽悠别人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惯于挑拨是非损人不利己的小人，我们就可以找到以上所述中的逻辑链条。然而，论战的双方肯定都不会同意对王先生持有如此论断，从网上有限的搜索中，我亦认为专写儿童诗的作家王宜振形象是正面的，是一个童心未泯行事严谨的人。因此，这一负面的道德判断理当排除在外。

这样，问题就很清楚了：在联系出版社为尤凤伟出书过程中，是发生了异常的出乎意料的令人不可理解难以接受的事情。或许还是令人震惊的。

让我们看看王宜振与张吉宙的通话：

我说：“山东那边是不是有人说了尤老师什么？”张先生说：“是张炜吧？”我对山东文学界不了解，也不认识谁。对张先生的猜测，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说：“不管是谁你心里清楚就行，不要说出去。”

王宜振的最后这句话让我不禁哑然失笑。一共三句简单对话。当然，肯定不只这三句。但我们只根据王的陈述推论。“不管是谁你心里清楚就行”。暗含着一个肯定判断的句式，没有疑问，没有猜测，是勿需讨论的肯定口气。“是张炜吧？”“你心里清楚就行。”王宜振是在说：是的。我已清楚了，可我不说，是你猜的。你猜对了，但“你心里清楚就行”，不要说出去。

不存在“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的语境。是肯定。是结论。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其实，面对张吉宙的询问，在肯定和否定之外，王宜振还可以有这样的回答：我不知道，或者我不清楚。这就周延了。但是王宜振没有这样说。他应该是故意不这样说。他就是要告诉他的朋友真相。他在博文里同样毫无顾虑地表述了这一记忆。他不是乱猜的，他有消息来源的根据。所以他不说他不知道，因为他知道。他是在暗示，实际算不上是暗示，几乎是在明说了。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了多年前看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波洛大侦探在调查林内特被杀的真相时，保姆路易斯说：“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就能看到凶手”。精明的大侦探波洛竟然未能立即推理出其中所暗示的真相，倒是被凶手听出来了：“我当时睡不着觉，我就在甲板上，我看见你杀了她。我可以作证你就是凶手”。保姆以此敲诈凶手被杀之后，波洛才猛然醒悟：她当时就在甲板上……

比起保姆路易斯的暗示，王宜振在其博文里回忆的这些对话，根本就算不上暗示，几乎是在直说：是张炜说了不利于尤凤伟的话。这也是他在博文结尾认为他伤及了张炜并向其道歉的原因。根据王宜振在博文里的叙述和辩解，他根本没有必要向张炜进行那样诚挚的道歉。

因为他和张炜心里都清楚，不是他把张炜的话传递给尤凤伟，哪里会引发今天的轩然大波。

王宜振先生是一位正直的老实人，他当初告诉了尤凤伟内幕，后来又不明确作证，无论是张炜还是尤凤伟，都应该理解和宽容。他完全可以在博文里说他没有说，他不知道。那样，就没有了我以上的这些分析；有证据的真相或许就永远沉落。王宜振毕竟说出了部分事实，暗示了事情背后的真相，给我们提供了一窥真相的窗口：张炜在尤凤伟出版文集这件事上说了不该说的话。

圣经上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寻求此事真相的证据，可以到此结束了。

附录：

      关于尤凤伟老师“在东方出版社出书遇阻”相关情况的说明

去年夏天，青岛市小作家协会举办夏令营，我应邀去为营员讲课。在夏令营期间，我认识了同时来夏令营的青岛著名作家、青岛作协原主席尤凤伟老师。由于对尤凤伟老师的敬重，在夏令营期间几乎无话不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夏令营结束后，我一直想为尤老师做点事情。当得知尤老师的文集还未完全出版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把尤老师的文集推荐出版。我告诉过尤老师我的想法，尤老师也想乐于其成。由于尤老师多年来成果丰硕，他的文集是一部多卷本的图书，出版这样一部书，在目前情况下，对出版社来说，市场压力很大。我向出版社的编辑作了推荐。我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很为难，当时也没有答应这件事。过了几个月，我想再给出版社编辑做些工作，再做一些努力，便又催问编辑，编辑回答：“暂时还没有把这样一部文集列入选题的计划。”我原想尤老师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出色的成就，出版文集应该不成其问题，没想到也竟这样难。

推荐尤老师的文集不成，我感到十分内疚，尽管我尽力了，尽管我从中不取分文，但仍觉得无法面对尤老师，似乎也无法向尤老师交待。尽管尤老师多次说：“你有这种好意，已经十分感谢了！”在青岛期间，我经常听朋友讲山东文坛一些复杂的事，加之对尤老师文集不能顺利出版一直心存疑团，便在内心作一些胡乱的猜测，猜测山东那边是否有人说了尤老师什么。青岛张吉宙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经常就一些事情相互交流，有一次，我打电话把这一猜想告诉了张先生。我说：“山东那边是不是有人说了尤老师什么？”张先生说：“是张炜吧？”我对山东文学界不了解，也不认识谁。对张先生的猜测，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说：“不管是谁你心里清楚就行，不要说出去。”谁知，张先生却把我们俩的一些臆想和猜测当成事实告诉了尤老师，使尤老师产生了许多误会。事后我也知道自己猜测是不对的，出版社出书，完全是从出版社的利益出发，根本不会听取某个人的意见。给尤老师办事没办好，反而给尤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内心十分不安，向尤老师表示致歉，如果我的做法，伤及我一向敬重的著名作家张炜老师，也一并向张炜老师致歉。

以上是我知道的一些情况，特实事求是地予以说明。以防进一步产生误会，也避免因小事失大，伤了朋友之间的和气。

王宜振

2014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