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唐代大诗人杜甫，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中小学课本上那个有着一捋胡子与瘦弱身材，脸上满是沧桑的文人风骨形象。鲜有人知的是，这幅杜甫插图其实是画家蒋兆和参照自己的模样绘制而成。此外，课本上的祖冲之和李时珍，也是蒋兆和分别参照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他岳父萧龙的形象画出来的。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古代的历史人物形象后人并不知晓，因此画家在编写教材时基本没有参照对象。蒋兆和缘何能以假乱真，让笔下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喝过苦茶的人。

　　蒋兆和虽出生于四川泸州的一户贫苦人家，却不乏直面生活的勇气，自小就渴望走出泸州小城，到外闯荡。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随后几年，开始流行起以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等为主题的月份牌绘画。蒋兆和16岁那年，他终于攒够了一张下等舱的船票，满怀热血地远赴上海，却不想，生活给他准备了一杯接一杯的“苦茶”。

　　初到上海，蒋兆和没有立刻找到工作，只能靠捡垃圾桶里被丢掉的食物为生。但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还是有股子韧劲儿。他画过擦炭像、广告牌，也做过橱窗设计、服装设计，还辗转几处做美术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没有钱去学画，就到书店和展会去蹭画看；没人教他怎么画，他就硬生生对着镜子学会了人物造型的本领。与此同时，他结识了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徐悲鸿。这二人互为师友，蒋兆和有幸观摩徐悲鸿作画，并饱览他的收藏，两人还一起畅叙中国画业的前程。在徐悲鸿的引领下，蒋兆和的画风从萌动日趋走向成熟。

　　不过，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苦撑几年之后，蒋兆和在一次学校人事变动中被炒了鱿鱼。彼时，蒋兆和的妹妹蒋万琦也在上海求学。有一回，兄妹二人碰面时蒋万琦发现哥哥奇瘦且眼眶红肿，她还以为蒋兆和生病了。后面通过了解她才知道，蒋兆和已经混到了没钱吃饭的地步。随后的时间里，女友病逝、父亲病亡等多重打击让蒋兆和的少年意气被磨砺得消失殆尽，他开始变得少言内向。

　　在离家后的第16年，走投无路、饱经风霜的蒋兆和不得不回泸县老家。此时，他放下了他的油画箱，转而瞄准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青年时期四处漂泊、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遭遇，使得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蒋兆和说：“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

　　他回到老家时，正好赶上1935年至1937年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至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字眼无一不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处女作油画《黄包车夫的家庭》问世了，表达了他对底层民众生活命运的深切关怀。1937年，川蜀3700万灾民民不聊生之际，达官显贵之家却依然莺歌燕舞、酒池肉林。蒋兆和触景生情，又画下了一幅宅邸门前的乞儿，并取名《朱门酒肉臭》。在另一幅作品《卖子图》里，蒋兆和用最直接的方法把母爱这种伟大的情感以全然摧毁的形式来揭示悲剧性的苦难。齐白石看到这幅作品后提笔写下一首评论诗：“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于是，他花费近一年时间创作出了高2米、长27米的巨型画作《流民图》，画中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民众形象，如病弱的老人、落魄的知识分子、流浪的青年、饥饿的孩童，等等。画面中的笔墨侧重悲怆气氛，刻画出了逃难群众的悲惨生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此画曾在沦陷的上海展出，许多观众看后当场落泪。

　　蒋兆和的画作虽“满纸穷相”，却无不显露出一种崇高而苦涩的美。他称自己无将相之オ，无英雄之概，无鸿鹄之志，无君子之风，但每一幅创作均如在石缝中挣扎出来的一根小草，或在奔流中遗留在小道上的一块坚硬的石头。蒋兆和说：“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苦茶来减渴。”他这位出身贫苦、一生颠沛流离的画家，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画笔画尽人间疾苦与流民百态，为大众烹煮了一杯又一杯味道浓郁、值得深思的“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