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妻子施松卿向汪曾祺提议：“你也当过右派，应该把这段事情写写。”汪曾祺尝试着写出了《寂寞与温暖》，不过，第一稿文字让家里人哭笑不得。妻子说：“你写出的感受和其他右派写出的感受怎么是完全拧着的？别人都巴不得把文字写得苦一点、惨一点，让人看了掉泪，你倒好，你写出的右派是个处处有人关心的人。”

　　汪曾祺答：“当了这么一回右派，我内心确实很寂寞，但感受更多的也的确是温暖啊！”家里人建议汪曾祺重写，他倒也不争论，拿起笔就改。第二天，大家一看，改出的二稿和一稿差不多。家人自然还是不满意，汪曾祺又低头去改。前前后后他共改了六稿，可最后还是那个调调，看得全家人都烦了。妻子只好无奈地说：“算了，由他去吧！”

　　无独有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当年下乡插队当知青，在一个穷村里待了挺长一段时间。汪朗和他父亲一样，凡事喜欢苦中作乐。那时候，他在自家门前开了一小块地，种了一点瓜果蔬菜。一段时间之后，瓜蔓上长出了几条黄瓜，汪朗便邀请同为知青的几个朋友到瓜棚下聊天。聊着聊着，他就问大家：“你们‘活吃’过黄瓜吗？”

　　“什么是‘活吃’黄瓜？我们只听说过生吃黄瓜。”大家叽叽喳喳地问道。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吧！”汪朗说道。只见他跪到瓜棚底下，两手叉腰，然后慢慢向后弯腰、昂头。随后，他张开大嘴，对准垂挂着的一根黄瓜，只听“咔嚓”一声，他咬下了小半截黄瓜。其他人乐了：“这就是‘活吃’黄瓜呀，确实很形象！”顿时，瓜棚下笑声四起。

　　如今汪朗说起父亲六次改稿和自己“活吃”黄瓜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他这样评论汪曾祺：“我当知青时，身上明显有着老头儿的痕迹，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老头儿其实一直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和创作原则，那就是剪裁生活，对生活进行美化。很多人看到一根枯枝、一个败叶就开始感叹‘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老头儿不一样，他是反过来干——把枯枝败叶剪裁掉，只留最美的东西在自己的生活和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