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崔永创）

[内容提要] 苏轼的词在词的发展变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以诗为词”指出作词的向上一路，促进了词体的变革。苏轼将作诗的本领用于词，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发展了词律，对于词的发展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的“以诗为词”从内容、风格、形式等方面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提高了词的地位。以至词被视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文学地位。本文将就苏词对扩大词境、改变词风、发展词律的卓绝贡献及其对词的发展变革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谈 “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

[关键词] 以诗为词

宋代文坛巨擘苏轼，尽管在散文、诗歌、书画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但还得让位于他在词的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正如陈廷焯所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上之中下。若词则为上之上矣。”其词作“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创新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立了词风迥然不同的豪放词，，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发展了词律。尤其是苏轼的“以诗为词” 从内容、风格、形式等方面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正如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从而提高了词体的地位，

使宋词能与唐诗相媲美。

早在词兴起之初，无论是民间词还是文人词，风格还是多样的，取材也不仅仅局限于花前月下，男欢女爱。但随着词的发展日趋成熟，到晚唐五代时，男女情爱，相思离别便成了词独特的描写领域，《花间词》是如此，南唐词人的作品也是这样。随着题材的日趋狭隘，轻柔妩媚的婉约风格便占了主流，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上，词与婉约妩媚的风格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说，婉约风格成了词的主要风格，并以此与诗相区别。

“词为艳科”这一定势形成以后，词的题材越来越狭窄，词体的社会功用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宋初词坛，晏、欧、柳等人，承袭前人已经形成的词的婉约风格的定势，更将婉约风格视为词的正宗风格，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并在词坛上形成大的潮流，影响整个词坛。

苏轼则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而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举凡怀古、怀旧、记游、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的入词，使词回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我窃以为就是将作诗的手法、风格运用到作词之中来。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中认为：“‘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的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下面我将从“以诗为词”对于扩大词境、改变词风、发展词律的卓绝贡献及“以诗为词”在宋词的发展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四个方面来谈苏轼“以诗为词”对词体的革新意义。

一、“以诗为词”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

词的描写领域随着词体本身的变化而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在词体形成之初，它与诗就有着不解之缘，词题材的内容虽不及诗之广泛，但却也不像后来那样狭隘。如韦应物的《三台》（一年一年老去），关心国家大事；岑参的《六州歌头》（西去轮台万里余）表现边塞生活；刘禹锡的《浪淘沙》（其六），揭露社会的黑暗；白居易的《忆江南》，描绘江南风光。由此可见，此时的词与诗在描写领域上还没有明显的分疆划界。虽然有向男女情爱、相思离别题材倾斜之势，但是尚未形成定势。

词发展到南唐及宋初，其描写领域完全局限于男欢女爱，儿女情长。词被视为专门抒写艳情的文体，所谓的“词为艳科”已经成为当时作家的共识。就连当时积极倡导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于词的创作也固守定势，多写男女情爱，与诗分疆而治。

词至苏轼，则在描写领域方面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钩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他把作家“缘情”与诗人“言志”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与融合，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的拓宽了词的内容。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品读苏轼这类的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个人身世感叹融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在此类的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他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之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对他们品质人格上的赞颂，对于他们的命运遭遇寄寓深切的同情。

苏轼还将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词的新领域。如《渔夫》四首，写渔民生活；《望江南》（春已老），写春日农忙景象；《减字木兰花》（己卯詹耳春词），写久旱无雨的檐州春日农村景象等。他将视角投向社会低层劳动者，描写田园风光，农村风情，农民生活，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词的内容。“在苏轼之前，还没有人采用过这类题材，苏轼能把他的创作视野扩展到农村方面……虽说不脱地方官的口吻，但他们毕竟是文人词中开倡风气的篇章”。

我们从苏轼的词集《东坡乐府》中不难发现，词这一内容单一、贫弱的领域已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如《阳关曲》（受降城下）抒发报国之志；《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叙写仕途之怨；《卜算子》（缺月桂疏桐）寄予政治失意的情怀；《醉落魄》（轻云微月）咏叹羁旅行投的愁思；《满庭芳》（三十三年）咏唱倾盖如故的友情；《念奴娇》（大江东去）缅怀英雄豪杰的战功；《浣溪沙》（照日深红）描写农村生活的情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抒写时代人生的感兴。由此可见，无论是咏物言情、纪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都能用词来呤唱。他的“以词为词”的确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可以这样说，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使词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文学地位。所以王易指出：“自有柳耆卿而词情始尽缠绵，自有苏子瞻而词气始极（样）旺。柳词足以充词之质。苏词足以大词之流。非柳无以发儿女之情，非苏无以见名士之气》。”（《词曲史》）

二、“以诗为词”改变了词风。

北宋中期正是柳永词风靡的时代，苏轼有意以自己新入耳目之作力矫柳永词的轻软，开豪放派之先河。其词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远望，举目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随着词境的扩大，原来那种温婉纡巧的柔笔已不能适应抒情言志的需求，苏轼突破《尊前》、《花间》以婉约缠绵为宗的藩篱，开创了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风貌，即豪迈奔放的风格。试看《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突破了晚唐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词中不仅描写了打猎时的壮阔场景，同时也表达了他要为国杀敌的雄心大志。全词以奔放的感情，雄壮的气势，高昂的情调，显示出豪迈纵放的精神。在作此词的后几天，苏轼有《与鲜于子骏简》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这首《江城子》是他第一次作豪放词的尝试。再看一首《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钱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诗通过对赤壁宏伟壮丽景色的描绘和对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作者济世报国的豪情。全词想象丰富，气魄宏伟，境界阔大，一扫香软柔糜之态。

苏词的主要风格是豪迈，但也不乏清空幽秀的作品，他的词往往在豪迈奔放之中呈现出高旷飘逸的气韵。黄庭坚高度评价苏轼的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东坡乐府》）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上片抒写身世之感和思想矛盾，下片书法对兄弟的怀念之情。全词带有人生哲学的意味，纵览古今变迁，横观天地流转，以跌宕流转之比，写缠绵惋恻之思，挥洒淋漓，情深意厚，极尽空灵蕴籍之致。词中所表现出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乃是出于作者达观超脱的宽广胸怀，也正是这种襟怀，才构造出一个奇逸清旷、轶尘绝俗的词境。

由此可见，苏轼的“以词为词”确实一洗过去的婉约妩媚之态，以雄放之笔自在挥洒，将太白诗的悲愤豪迈、遐思飘逸和杜甫诗的苍凉悲壮、深沉凝重的风格融为一体，加上自己一任情性、肆口而成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豪迈词风。其总体风格，要之者有三：一曰豪迈奔放，所谓“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者（夏敬观《映庵手批东坡词》）；二曰清旷俊逸，所谓“使人登高望远，举目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者（胡寅《酒边词序》）；三曰情真词雅，所谓“清丽舒徐，高出人表”[14]者。

三、“以诗为词”发展了词律，打破了声律的束缚。

苏轼的“诗化”倾向，既呈现在内容多方面，亦呈现在风格的多方面，使词显得更有生气，意趣横生，风格多样。同时，他还在形式上冲破了音律的束缚，成为“曲子中缚不住者”。如著名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十三字，论调当于“是”字断句，论意当于“边”字断句。再如“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九字，论调当于“嫁”字断句，论意当于“了”字断句。又如《水龙吟》（似花还是非花）：“细细的看来不是扬花点点是离泪人”，论调当于“点”字断句，论意当于“花”字断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苏轼不愿意遵循原有的词律、句法而影响笔调的自由挥洒，不想让词完全依附于音乐，被音律束缚。他的这一大胆的创新，从而使词与诗一样具有其自身的表现力。

苏轼在词的形式上大胆革新，在持保守观念的人来看，他的词自然是“不协音律”的，（李清照《词论》）有的人还大放厥词，认为苏轼根本不懂的音律，甚至连歌也不会唱。事实上，苏轼并非不懂的音律、不会唱歌，反之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其实很高，他的许多的作品都是按拍而歌的。他为举子出的一道考试题目《策问六首·古乐制度》也足以可以看出来，如果苏轼自己没有对于音乐理论的深入研究，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不仅仅这点，还有他的“题序”，都可以证实他精通音律。

阅读他的著作，到处都留存着他所追求的、所感受的其情感律动的音乐世界。也可以这样的理解，苏轼的音乐修养，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把对世界的看法压缩到悠扬的节律与精妙语言紧密融合而唤起的形象中，表现力十分的丰富。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在当时及后来有许多的有识之士都看出来了苏轼从形式上打破了声律对词的束缚，其目的是为词的发展开创新路。词评家陈廷焯指出：“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他们多充分体现了苏词在形式上的革新精神。而苏轼的这一革新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把词从音乐的附属之中解脱出来，使词既有能歌的特点，又能跟诗文一样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而不是让词意为音律、曲调所驱使。正如毛稚黄所言：“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是坡公雄才自放处。”

另外，苏轼的寓诗人句法入词，也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隐括体”。如《水调歌头》（昵昵女儿语），隐括韩愈诗《听颖师弹琴》；《哨遍》（为米折腰），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定风波》（好睡慵开）隐括他自己的《红梅》诗。此时，苏轼还效仿中之集句，作集句词，如《南乡子》等，就将唐代诗人李商隐、杜牧等的诗句集入词中，这充分显示了苏轼渊博的学识，对宋词的革新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

四、“以诗为词”在词的发展史上的影响。

词体至北宋，无论风格、形式，还是描写领域都已形成了定格。在这种局面下，苏轼在词的创作上能打破诗词分疆，将词诗化、散文化，充分体现了他的大胆革新精神。他的“以诗为词”对词体的变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词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社会作用。苏轼的“以诗为词”，从某些方面打破了诗词分疆，将词的社会作用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诗之能写，词亦能写，将词从深闺小楼、男女艳情中解脱出来，面对广泛的社会、人生，发挥其自身的社会的社会作用。

其次，“以诗为词”增强了词的表现力。他打破了诗词之间的鸿沟，改变了词以婉约为宗的态势，开创了豪放一派，使词坛自此婉约、豪放并存。同时，苏轼将词从音乐中解放出来，以意为主，词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此同时，他的“以诗为词”将词诗化、散文化，这样又使词在保持其抒情的同时又能纵横议论，铺陈叙事，增强词的表现力。

最后，“以诗为词”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词体的认识，在苏轼之前，词是艳科，词是妩媚，词是音乐的附属，这种观念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创作实践。

苏轼的“以诗为词”向这一观念发起了冲击，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词除了“艳” 、“媚” 、“音律”之外，还有如诗如文的一面，更有豪放的一面；不仅仅写了男欢女爱，更加反应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总上所述，苏轼的“以诗为词”从内容、风格、形式等方面都对于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使词的内容题材由狭窄而拓宽，风格由单一而多样，形式、手法由拘束而放开，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有意识的以诗的意境和创作方法如词，从而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束缚，依赖于音乐传播的词体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促成了词体的解放。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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