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唐太宗治贪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开 明君主，他以隋王朝的覆灭为鉴戒，勤于政事，精于用人，严于治贪，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太宗治贪，先于律己、虚心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十分赞成这个意见，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有了这样的认识，大臣房玄龄、魏征、李靖、戴胄、马周等人，都敢犯颜直谏。太宗想修洛阳干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马，都因臣下进谏而止。贞观初年，太宗两次截纳美人被门下省侍臣讽谏而中止。一次是因庐江王李瑗反叛被诛，爱姬被没入宫内。王圭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这个女人在太宗身旁伺侯，遂避席讽谏，太宗大悦，愉快地接受建议，让美人回到了自己亲人身旁。还有一次，皇后为太宗选一绝代佳人为妃，太宗封为充华，已发出诏书，正在此时，魏征得知这女子已有婚约，急忙进宫规谏太宗，可是女家说没有订亲一事，大臣们也都认为不应撤回诏书，太宗却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并责备自己说：“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受充华者宜停”。正因为太宗能虚心纳谏、率先垂范，因而达到了“己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

太宗治贪，善于说教。他经常对大臣进行思想教育，或分析得失、或以史喻今、或敲响警钟，以求防患于未然。贞观初，太宗对侍臣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银钱帛不惧刑网，径往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职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职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太宗又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之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贞观十六年太宗又说：“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覆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覆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

太宗治贪，重于监察。太宗沿袭并完善了三省并相、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的群相议政制度，不仅可以驳正违失，也可制约皇权。不经门下省审核签字盖章，中书省的召令无效。太宗承武德建制，在中央设御史台，置御史大夫一人，位从三品，治书侍御史二人，从五品，为台副。御史纠举百官违失，权限很广，可弹劾中书门下五品以下、尚书省四品以下等官员。太宗的儿子吴王恪喜打猎，损害当地的庄稼，侍御史奏弹其非法，太宗得知后说：“吾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

太宗在地方也设立了完整的监察机构，贞观八年，分遣李靖、杨恭仁、王圭等为风俗史，巡省天下，后又遣十七道巡察，派出巡察使二十多人，考察地方风俗和官员的政绩。他把地方官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有什么政绩和恶迹都记在名字下面作为奖惩依据。贞观二十年，刺使、县令以下的地方官，上千人因政绩不佳受惩处，七人被处死，二十人受到提拔。太宗治贪，严于执法。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要求臣下必须严格遵守，一经发现贪污受贿者定加绳之以法。吴兢在《贞观政要》里说，太宗“深恶贪浊，有枉法贪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谴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从历史事实看，太宗从严治贪，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太宗在位期间，可以说是隋唐时代贪污腐败最为收敛的时代。精于用人，从严治贪，有力地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