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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路老师读《茶花女》​ (点击音频链接收听)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没有回答,她已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儿,她稍微平静了下来后对我说:“你害得我好苦,阿尔芒,我却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没有什么?”我苦笑着反问。

“除了为环境所迫,我不得不做的事以外。”

我不知道你的一生中是否体会过或将会体会到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玛格丽特时的感觉……我拿起玛格丽特的手,她的手果然烫得厉害,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天鹅绒大衣里浑身发抖。

——这是《茶花女》中,男主人公阿尔芒最后一次见到女主角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情景,源于小仲马和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的真实经历。杜普莱西去世后,24岁的小仲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提笔写下了这本小说。

​小仲马在1844年初次见到玛丽·杜普莱西。杜普莱西年方二十岁,美丽绝伦,艳冠巴黎。她出身贫寒,十五六岁时被父亲卖给了吉普赛人,随后被带到巴黎,在时装厂打工。不久,她做了基什公爵阿热诺尔的情妇。

杜普莱西的美貌征服了巴黎上流社会的所有男人,从这些人身上她学会了读书、写诗、弹钢琴。到了1844年,她已经是巴黎公认最风雅的女子。

如同小说写的一样,小仲马和一位朋友去巴黎杂耍剧院看戏,看到了坐在舞台侧面包厢里的杜普莱西。小仲马目不转睛地盯着杜普莱西,完全被她迷住了。

当晚,小仲马来到杜普莱西的邻居——一个经营服装生意也拉皮条的胖女人家里,乘机接近了杜普莱西。他们彻夜狂欢,玛丽肺病发作,跑出房间咳血。小仲马非常关心玛丽的身体,一直守护着她。

电影中,茶花女咳血的场面

​小仲马是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幼年跟着被抛弃的母亲受了很多欺侮。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女子,他始终怀有一种宽宏大量的体贴,这让他博得了杜普莱西小姐的好感。

不久,两个年轻人确立了关系,但他们的感情基础并不牢靠。玛丽游走于巴黎上流社会之间,是个生活奢侈的高级交际花。她昂贵的戏票、不菲的房租,甚至她喜欢佩戴的茶花和爱吃的糖果,对小仲马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没有经济来源的小仲马只能频频向父亲大仲马伸手,而大仲马入不敷出,自顾不暇。于是,杜普莱西小姐试图从那些追求她的公爵、伯爵们手中得到金钱支持,再和小仲马享受真挚的爱情。

“茶花女”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画像

​年轻气盛的小仲马对此不能容忍,他开始疏远玛丽·杜普莱西。1845年8月30日,小仲马寄出了一封绝交信。随后,小仲马跟随父亲,开始了漫游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的长途旅行。旅行途中,小仲马对玛丽·杜普莱西念念不忘,他在1846年写信给她请求原谅,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1847年2月,小仲马在马赛获悉了杜普莱西小姐的死讯。他随即赶回巴黎,故人已逝,只有一场热闹非凡的遗产拍卖会,小仲马从一位商人手里赎回玛丽的一条金项链,聊作纪念。

五月的一天,他漫步在圣日耳曼郊区,想起当年的种种情景,感伤不已。他重读玛丽的来信,想起两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在悲痛中提笔创作。一年后,《茶花女》问世。

亚历山大·仲马(1824-1895),又称小仲马

作为“文二代”,小仲马一度活在父亲大仲马盛名光环下,人微言轻。他很讨厌被人称为“大仲马的儿子”,当大仲马表示要在文坛为他开路时,小仲马倔强地拒绝:“我不想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摘苹果,那样摘来的苹果不甜。”。小仲马敬佩父亲,又暗中与他较劲。《茶花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小仲马从此走上超越父亲的逆袭之路。

小仲马为何有“同情弱者”的情结?或许可以从他的家族背景和成长经历中觅得线索。

小仲马的祖父是一名黑白混血儿,出生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他在法国大革命征战中异常勇猛,获得将军头衔,其后娶了一名旅馆老板的女儿,生下了小仲马的父亲——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继承了热带地区的黑人基因,身材高大,性格开朗,不拘小节。来到巴黎之后,他仰仗父亲的老朋友,成为王储宫中的办事员,并和女裁缝卡特琳·拉贝同居。

不久,卡特琳产下一子。当时,大仲马的戏剧事业风生水起,风流情事不断。他不承认这个儿子,而是让卡特琳带着孩子离开自己居住。

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又称大仲马

​1831年,大仲马和演员贝尔·克莱萨默生了一个女儿,贝尔逼着大仲马承认这个女儿,大仲马被迫同意。为了表示公平,他决定同时承认七年前自己和卡特琳生的儿子,这个儿子和他有一模一样的名字——亚历山大·仲马。

小仲马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辛,父亲给的生活费不多,母亲要自己工作来补贴家用。大仲马承认小仲马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又想把小仲马从卡特琳手中夺过来。漫长的官司后,卡特琳败诉,大仲马获得抚养权。不甘心失败的母亲拒绝交出儿子,甚至把小仲马藏在床底下,最终无济于事,小仲马被警察交到了父亲手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夺子大战中,年幼的小仲马受到巨大的精神创伤。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回忆这段往事,还对友人说,自己“从未宽恕过谁”。在父亲家,小仲马与父亲当时的女友克莱萨默夫人关系冲突不断,时不时偷跑回母亲那里去。家里的纠纷让大仲马焦头烂额,他决定把小仲马送到寄宿学校。作为私生子的小仲马在学校处处遭到羞辱,一直到他成年离开寄宿学校,才摆脱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

印有亚历山大·仲马父子头像的纪念邮票

​童年寄人篱下的阴影,对母亲凄惨遭遇的同情,对父亲放浪生活的反感,让小仲马很早就学会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在《克雷孟梭案件》中,他写到自己的母亲:“使一个穷姑娘做了母亲,又撒手不管,让她独自靠劳力抚养他的孩子,这种男人,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究竟干的是什么事情?”言辞间充满了对男人不负责任的愤恨。

在《茶花女》中,他更是直白地表示了对弱女子的同情,他说:“人们同情从未见过阳光的瞎子,从未听过大自然和音的聋子,以及从未表达过心灵之声的哑巴;却假借廉耻之名,不愿同情这种心灵失明、灵魂失聪和良知失音的女人”。

1852年,小仲马改编的戏剧版《茶花女》图文资料

1852年,小仲马自己改编的戏剧版《茶花女》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小仲马一度放浪过,但杜普莱西小姐的死和《茶花女》的问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重塑了他的价值观。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他宣讲自己的社会观念:男人女人应忠于家庭、出轨是一种罪恶、私生子应该得到承认、离婚应该被允许。

小仲马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对那些追求他的女性仰慕者,发出严厉的道德训诫。随后,他陆续创作了《私生子》《半上流社会》等一系列相关主题的戏剧。

《茶花女》问世不久,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将其改编成了歌剧,常演不衰。再后来,《茶花女》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其中,由葛丽泰·嘉宝扮演的茶花女,成为影史经典。

电影《茶花女》嘉宝手持白色茶花的造型

​《茶花女》和中国读者的缘分也不浅。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名翻译家林纾与人合作翻译了《茶花女》,当时的译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最早引进中国的西方小说。该书于1898年出版后,迅即风靡中国,当时还在读书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为之赞赏有加。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演出了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茶花女》,李叔同反串扮演玛格丽特,为了更好地扮演角色,他甚至专门节食以保持身材苗条。

李叔同(左)饰演茶花女造型

​1895年11月28日,小仲马去世,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亨利·鲍艾在悼念文章中说:“在《茶花女》问世之前,烟花女子备受磨难,被视为贱民……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令一些人赎罪,让另外的人产生怜悯……一百年后,还会有贫穷的年轻人,怀着一颗因爱情而颤抖的心,为玛格丽特·戈蒂埃洒上一掬同情的热泪……”

小仲马在《茶花女》最后一章说:“我只是把我听到的故事讲述给读者,这是一种职责。”也许,只有源于使命感的写作,才会恒久流传。如今,一百年过去了。《茶花女》作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依然让无数的读者为之感动、为之颤抖,为之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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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25-30日,应以色列大使馆和新浪智库的邀请,我与媒体人张力奋教授、经济学家管清友博士、制片人路伟、科技评论家刘兴亮和魏武挥等6人,访问以色列国。其间游览了圣城耶路撒冷、死海,参加了特拉维夫创新节,参观了多家高新科技企业。

可谓大开眼界,不虚此行。

特整理贴出照片若干,以为纪念。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共同的圣城。

 “死海不死”,不会游泳的人也能闲庭信步,原来地理书上说的是真的。

 参观科技企业,VRAR是热点,而且到处都是中国投资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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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维夫创新节的会场在古老的花园建筑中。9月29日,以色列领导人、政治家佩雷斯去世,哀思。

 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先生说,自今年1111日开始,将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多次往返签证。

右三为马腾

 在此行中,我有一个别的“意外发现”:以色列人不论男女老少,普遍身材匀称健康。而我9月初在美国也待了10天,相比而言,美国街头见到大胖子的比例很高。

 我半真半假地分析了以色列人身材比美国人好的原因,竟也颇得到朋友们的认同。于是也记录于此,供大家一笑。

 首先:美国人过得太安逸了,而以色列人却始终生活在危险中。

毕竟,美国建国240年,也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的大陆领土却从未被战火侵袭过(珍珠港是海外领土。911等超限式恐怖袭击不算战争)。

以色列建国68年,四周全是“敌对国家”。仅大规模的阿以战争就有四次。小范围的巴以冲突,几乎几十年间持续不断。所以以色列实行适龄青年(不分男女),全员服兵役制度。街头,荷枪实弹的军人们成群结队,随处可见。

甚至某天在地中海游泳时,发现不远处有三个警察,持枪命令水中的两个男青年出来检查证件。

​以色列还有著名的“哭墙”。

可见,悲剧意识,危机意识,深入了这个民族的骨髓。

 其次,美国人生活在“朋友的赞美”中,而以色列人却生活在“妈妈的要求”里。

美国人的互相称赞,真是一种毫无原则、无底线的“蜜汁善意”。明明都胖的没个模样了,还“YOU LOOKS SO GOOD”“你的围巾真漂亮”哩。

 而犹太人的的爱学习(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年读4.5册书,日本韩国人约20册,美国人欧洲人25册,而犹太人的阅读率是世界第一,人均每年读65册)、善创新(以色列被公认是世界创新大国、技术强国),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左一为Yossi Vardi

 这位老先生,著名投资人、被称为“以色列创新之父”的Yossi Vardi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想大部分犹太人爱读书、保持健康、爱创新都是被妈妈逼的。在以色列,似乎650万犹太人谁都认识谁。于是妈妈经常批评自己的孩子,‘你看看表姐学习多好’‘你看看邻居家老二都当老板啦!’‘你胖成这个鬼样子怎么嫁得出去?赶紧起床去跑步!”

 看来,外有强敌,家有恶妈。才是以色列进步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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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839年,一个11岁的小男孩成功地冒充见习水手混上了一艘开往印度的远洋船科拉利亚号,不解风情的老爸连夜将他截获并狠狠收拾了一顿。最后他只得流着泪保证:以后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

他做到了吗?像每一个为了逃避责罚而慌不择路的小孩,他许下的是做不到的承诺。

后来他几乎行遍了世界各地,连地心、海底、外太空都一一涉足。他将科学技术新成果与想象力结合,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式——“科学幻想小说,或曰,科学浪漫主义小说

他一生中出版了一百多部此类作品,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该领域的唯一代表。

他就是科学幻想之父——凡尔纳。


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

他的一生无疑是非常幸运的。无须违心地继承家业,成为压根不想当的律师,反而一到巴黎,就成为了各种沙龙的座上宾。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他结识了文豪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从此跻身当时最高端的文艺俱乐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勤奋。他似乎总是在写作,或者酝酿新的作品。他说:我需要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当我不能工作的时候,就形同行尸走肉,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他把自己比作一台机器,并宣称决不轻易让机器熄火。

但这些却都不是他出类拔萃的秘密。他的秘密在于:不知疲倦,没有节制。


凡尔纳纪念报

​兴趣是第一生产力

凡尔纳出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费多岛。南特是一处大港口,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由加勒比海和几内亚湾回航的远洋帆船多在此卸货。到处有水手、海员和商人来来去去,码头上堆放着来自异国的甜酒、可可、椰子、甘蔗以及猴子、鹦鹉,金丝鸟等奇珍异兽。

这样的环境下,凡尔纳从小就开始对船舶与远航产生了兴趣。他抓住每个机会向人打听异国他乡的故事,并且将地理学习得十分出色。在闲暇时,他会在作业本上涂鸦自己幻想出来的各种火车、船只及航空器。

南特港口

​在他11岁时,另一项爱好也渐渐浮出水面。他写出了人生中第一个诗歌体的悲剧剧本,哪怕并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欣赏。

1847年4月,凡尔纳遵循家人的意见,离开南特,前往巴黎参加法学考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乘上火车。在备考的间隙中,他又完成了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亚历山大六世》。

在一次晚会中,凡尔纳结识了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大仲马。大仲马很赏识他,与他往来颇多。凡尔纳于是开始为大仲马做一些剧院管理方面的工作,并开始创作大量的剧本。

亚历山大·仲马,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世界文学名著《基度山恩仇记》的作者

​凡尔纳首部公演的剧作叫做《折断的麦秆》,它连演了二十场并得到了批评家们的好评。

他终于决定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1851年起,凡尔纳应出版商皮埃尔·弗朗萨·舍瓦埃之邀,陆续在《家庭博览》杂志上发表了《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艇》、《乘气球旅行》、《马丁· 帕兹》、《扎夏里尤斯师傅》等作品。

至此,凡尔纳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写作风格——探索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将发端于某种哲学概念的故事用尽可能详实科学的内容表现出来。评论家诺埃尔·马丁这样描述他——“在景物描写方面,儒勒·凡尔纳像雨果一样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故事中的各种场景是从他心底流淌出来的,所以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些场景。这是一种画家的观察本领,儒勒·凡尔纳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让读者看到他内心深处想表达的场景。”

凡尔纳的游艇素描

​1859年,凡尔纳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海上航行,从圣纳赛尔起程,驶向英格兰,并畅玩了苏格兰岛。两年后,他又搭乘邮轮,驶向了挪威与瑞典。

从此,旅行与写作就像他生命中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缠绕、陪伴了他终生。

工作是生命的价值

凡尔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想他人想不到、不敢想,不仅仅在于超凡脱俗的想象力,更在于他的作品虽然是科学幻想小说,却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他早早地预言了很多后世的发明,比如潜水艇、直升飞机和摩天大楼,甚至于在航天飞船的领域,他所幻想的数据也与真实的结果有着惊人的一致。又或者,他的科学幻想小说给了后世的科学家无穷无尽的灵感,直接启蒙了20世纪以后的科技发展。

现代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在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的总舵手。”

世界上第一部科幻电影:乔治•梅里埃1902年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就改编自凡尔纳小说

他如何能做到这些?或许与他的工作方式有关。凡尔纳对待写作极其勤奋、认真,一工作就忘乎所有。工作就是他生命的价值,并不夸张。

凡尔纳的写作是极其严谨的。为了收集素材,他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中广泛借阅了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种学科的书籍,并制作成了几万张摘抄卡。在平时,他几乎不会错过任何关于科学发现的杂志,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而当他处于写作状态的时候,更是像着了魔一般,对周围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无论是妻子的讲话或者是婴儿的哭声。为了节省吃饭的时间,他甚至砍断了餐椅的椅腿,以便于自己动动舌头就能把食物吞入腹中。

在撰写《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时候,他全情投入,夜以继日地书写,完全化身为了故事中的海员,只有当旁人以哈特拉斯船长的名义才能进入他的精神结界,与之通话。

挚友纳达镜头中的凡尔纳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如期而至的佳作了。《气球上的五个星期》奠定了凡尔纳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的地位。《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被探险家们公认为最逼真的历险小说。《地心游记》被称为“地质史诗”,它的出版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而《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凡尔纳一生中,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小说。

良师益友

大仲马或许能算得上凡尔纳的引路人以及良师益友,他有句话一直鼓舞着凡尔纳的前行:“文学创作不是靠天资智慧或灵感超人,而是靠有才华的勤奋者终生不懈的艰苦劳动”。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句话用在凡尔纳的身上再适合不过。凡尔纳的成功与他的朋友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为他引荐、助他出道的朋友,也有在写作中为他提供了灵感及帮助的朋友。

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自由报》的编辑将他引荐给了维克多·雨果。而大仲马则把他推荐给了小说家布雷哈特。更是通过布雷哈特,凡尔纳才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知音——出版商皮埃尔·儒勒·赫泽尔。这名出版商几乎出版了他之后所有的作品,为他提供了充足且源源不断的稿酬,让他可以在一种较为宽裕的经济状况下写作。

出版家赫泽尔(Pierre-Jules Hetzel)1814-1886

出于对科学题材的敏感,任何与旅行家、科学家相处的机会都会让凡尔纳兴奋不已。

阿拉戈是《环球旅行·一个盲人的回忆录》的作者,也是一名旅行家。他在凡尔纳出生前,就已经游遍全世界,并且有着出色的记忆力,将所去过的地方全部记在了心中。凡尔纳经常去拜访他,只为了能听他诉说当年的故事。在阿拉戈的家里,凡尔纳还经常能遇到各种探险家、地理学家以及科学家,聆听他们海阔天空的畅谈,激发无穷的科学幻想。

《气球上的五个星期》促使凡尔纳认识了当时的新锐摄影师纳达。纳达曾经借助电灯拍摄了许多巴黎下水道的照片,并且正疯狂迷恋着航空科学。他和凡尔纳简直一拍即合,成立了名为“航空旅行”的团体。并且借助于“巨人号”气球真的实现了“气球旅行”。而这场巨大的实验则让凡尔纳的名气变得更为响亮。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借势营销吧。

凡尔纳一生的挚友,摄影师纳达(Nadar)1820-1910

环游世界的N种方式

看过《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人或许都知道,故事中的主人公福格先生并没有实际上地“环游世界”,他的旅程更像是一种对于旅行方式及所需时间的假说。不然,这种比走马观花更为仓促的行程恐怕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在19世纪,由于科技的局限,人们的交通方式单一而落后,十分耗时。而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天内跨越千山万水。因此,环游世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若是能空出一段时间集中地四处游玩,自然是土豪们的首选。而即便是囊中羞涩的学生,也可以选择边游玩边打工的方式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更别提,还有一种旅行的方式叫做朋友圈旅行。只要刷刷朋友圈,便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风采。

无论是哪种方式环游世界。我想,凡尔纳先生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就是:别怕困难,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别怕贪婪,将每一分钟专注在想做的事上。

不知疲倦,没有节制,是他出类拔萃的秘密。凡尔纳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证明:好的生活,便是尽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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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喧嚣之上,现在我想告诉孩子们。”

                                                                                                     ——玛·金·罗琳斯

1928年,32岁的玛·金·罗琳斯,用母亲留给她的一小笔遗产,在佛罗里达林区的十字小溪村庄购买了一块土地,搭建木屋,准备潜心写作。这之前,她辗转纽约等城市,做过记者和编辑,也写过小说,但都没有成功。

罗琳斯出生于华盛顿,一直在都市生活。1926年,她作为战地记者访问佛罗里达州时,迷恋上了林区的景色,尤其是那儿的十字小溪。

上世纪40年代,在十字小溪的玛·金·罗琳斯

​十字小溪里,有十几户人家分散居住,与野生动物共享同一片荒野林莽,居民们自力更生,充满质朴的生命力。他们狩猎、夜钓、劳作,和自然共同生息。他们俘获凶残的野兽,也救助无助的禽鸟;他们趟过危险的沼泽,也邂逅过罕见的自然奇观。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气质,这就是罗琳斯后来笔下的“佛罗里达牛仔”(Florida Crackers)。

佛罗里达牛仔

​时值一战社会动荡后的重建期,经济大萧条山雨欲来,美国民众陷入普遍的精神苦闷。不少人对乡村偏远地区燃起兴趣,将其视为美德的源泉。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社会大背景的一种反抗与逃避。

佛罗里达的十字小溪最终吸引罗琳斯从生活二十多年的“文明世界”出走。她有意避开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现状,以求在伊甸园似的原野圣殿中回归童年,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托。

罗琳斯在十字小溪的木屋

​罗琳斯搬到十字小溪后,与丈夫圈养起了家畜,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家中有一台打字机供写作用。

罗琳斯常与居民聊天,积累素材。一个偶然,她认识了一位老人,听他讲起童年和宠物小鹿间的过往——老人说那件事他一生都难以释怀。

敏锐的新闻和写作触觉,让罗琳斯意识到,这个故事可能是绝佳的写作素材。为了深入挖掘故事,罗琳斯专程和老夫妇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听老人讲述在林区的童年经历。

罗琳斯与讲述小鹿故事的老人

​1938年,罗琳斯发表了长篇小说《鹿苑长春》(The Yearling),讲述一个佛罗里达丛林中的男孩乔迪与宠物小鹿间的故事。

住在森林的乔迪,在父母的爱护下无忧无虑的成长,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有着孩童般的狡黠和纯真。但当他随着父亲一起经历了各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狩猎、收养了一只小鹿、并经历了与好友“草翅膀”的死别等各种人世的悲欢离合与艰难后,天真烂漫的乔迪开始成长,并懂得了什么是爱与责任。

《鹿苑长春》发表后,荣膺全美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在接下来持续的140周里一直居于畅销书榜首,这部写给孩子的小说为罗琳斯赢得了“佛罗里达女梭罗”的称号。继而,《鹿苑长春》小说中探讨的童年心理成长、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等深刻命题,使它的读者拓展到成人群体,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儿童文学的边界。

《鹿苑长春》1938年初版封面

在《鹿苑长春》中,作者以诗意的笔触把人与自然的相处、人与动物之间心有灵犀般的情感联系,抒写得细腻入微、耐人寻味:

“他从棚屋里放出小鹿,用手喂它吃东西,还端了盘加了水的牛奶给它喝。然后,他们便一起出发了。小鹿有时候跟在他后头,有时候又跑到他前头。时而猛地蹿进灌木丛,然后又惊慌失措地跳回到他面前。乔迪知道,它不过是闹着玩而已。有时,它也会走在他身旁。这种最好不过的时刻,乔迪就会轻轻地把手放在它脖子上,双腿努力地去和上它那四条腿的节奏。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一只小鹿。他膝盖半弯,模仿它走路,脑袋也一下子机敏地扬了起来。路边,一条兔豌豆藤上的花开得正艳。他扯下一截,扭了几下,当做项圈套在小鹿的脖子上。玫瑰色的花朵把小鹿衬得更漂亮了。乔迪觉得,就算是妈妈,也会对它赞不绝口。如果藤条在回家前枯萎了,他可以在路上再做个新的。”

小主人公乔迪在大自然中的探索构建着他对世界的认知,他与自然的每一次结识、对话,透露出人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个无知的小孩,人类的经验认知总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而自然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博大不可及,却处处启示人们规律有迹可循的哲理。小说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对森林诗意的描摹,而文本由对人的关注转为对自然的关注,暗含了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一种反驳。

传统儿童文学因受成人文学影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人类视为与自然平等的一员,而往往把前者当成至高无上、不可逾越的对象来加以表现。而《鹿苑长春》却另辟蹊径地展现了作家的生态责任感,展示出儿童文学应肩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培养儿童生态意识的历史使命。

《鹿苑长春》电影剧照——乔迪与小鹿

​1939年,《鹿苑长春》荣获普利策文学奖。“普利策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并不迎合大众口味,有自己的评判原则,因此对畅销作品并不青睐,即便是名家作品也不例外——而《鹿苑长春》作为超级畅销书,次年摘得普利策奖,可谓“叫好又叫座”,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同年,米高梅公司高价购买了《鹿苑长春》的电影版权,于1946年发行电影,由克拉伦斯·布朗执导,格利高里·派克、简·惠曼、小克劳德·贾曼等人主演。影片赢得了第19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与摄影奖。这为罗琳斯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美国政府曾发行了一枚以罗琳斯和小鹿为主题的邮票,该邮票被收录在“美国文学系列邮票”中。

The Yearling——美国文学系列邮票

​罗琳斯在林区中找到了战后经济萧条喧嚣之外的安宁,以及真正的美国精神——垦荒精神。小说虽然有着一个令人怅惘的结局,却终究是积极向上的。民国时期,作家张爱玲曾翻译此书。初版在台湾发表,张爱玲在后记中写道:“任何人遇到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里得到新的勇气。”

很多人在《乱世佳人》斯嘉丽的“Tomorrow is an another day”一句中找到勇气,《鹿苑长春》把失去和自我救赎用慢镜头转述出来,展现人心的变化。小主人公乔迪在离家出走经受了饥饿与死神玩弄的把戏后重返家中,与父亲的对话让他明白了成长需面对的矛盾和承担的责任,独自躺在床上想道:“明天,他一定要早起,给牛挤奶、捡柴、种庄稼。但工作时,小旗再也不会在他身旁嬉戏玩耍。爸爸再也无法干重活。没关系,那些事,他一个人也能做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歌颂的是普通人与挫折抗争的历程。放在这个时代的美国,依旧如此。这种返璞归真的故事具有一种原力,使得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与读者相遇,都能激起共鸣,只因为它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与命运的游戏。

对孩子而言,父母总试图呵护,给予童话和游戏,为孩子构建无忧无虑的城堡。但成长终究是残酷的,在他独自迈入现实世界的转折点上,父母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关注,关心那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在孩子从纯真转向面对现实矛盾冲突的不解时刻,父母是否像彭尼一样耐心地托起孩子的手,聆听他心中的委屈和不解呢?

罗琳斯说,很遗憾在她小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她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喧嚣的现实之上,而那个秘密能帮助一个人在浮躁的文明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

她用了十年,为孩子们书写这个秘密。

​              本文写作参考:《鹿苑长春》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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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的一个教师家庭,兄弟姐妹八人。她生活在乔治时代,那时维多利亚女王还没有登基,日不落帝国的版图尚未随着工业革命的勃兴而扩至全球。曾叱咤风云的文坛巨子,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等,或嗷嗷待哺,或才咕咕坠地。这是另一种英格兰,离我们熟悉的英国略显遥远。

在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统治英国文坛的是浪漫主义诗歌,那些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名字:约翰·济慈、威廉·华兹华斯、珀西·比希·雪莱、乔治·戈登·拜伦,无不在诗歌领域成绩斐然。小说作为相对低级的新兴文体,较少受到这些文人的重视,而更多成为地位较低的阶层茶余饭后的谈资。

幸运的是,简·奥斯汀宽松温馨的家庭环境,使她可以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随意阅读父亲书架上的书籍。全家人都爱读小说,恰似20世纪50年代家庭对电视的迷恋。冬日午后全家会围坐壁炉,愉快的读着当时最新出版的小说。毋庸置疑,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简对于小说的浓厚兴趣。

画家汉弗雷在1788年绘制的简·奥斯汀13岁时的肖像

简·奥斯汀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创作自己的故事,并且每写完一篇就迫不及待的拿给全家人看。家人会在阅读后毫无保留的提出自己或褒或贬的意见,每一个家庭成员似乎都默许着这个满脑子幻想的十几岁女孩如此肆无忌惮的写下去。要知道在乔治时代甚至更晚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子一生只被允许完成两件事,信仰上帝和结婚。奥斯汀家的教育方式无疑是社会中的异数。

这一方面使简·奥斯汀的才华充分滋长,在二十一岁便不可思议的写出了《傲慢与偏见》,同时也成为她终身未婚的悲剧性伏笔。在简·奥斯汀逝世70年后,她的侄女回忆说:“她正坐在壁炉边干活会突然地大笑,匆忙起身到房间的另一边写下什么,过了很久再若无其事的回来接着干活。”对于小说家,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她灵光乍现的天赋使然,然而对于那个时代想要成为人妻的女性,这是令人难以想象和无法接受的神经病行为。

“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脑海中迸发出的,以全新风格讲述的奇思妙想”,简的父亲,乡村牧师乔治·奥斯汀在送给女儿的笔记本扉页上留下的这行文字。它既是对简小说创作的鼓励,也体现出简·奥斯汀小说不同于同时代小说的独特性。

简·奥斯汀手稿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哥特式小说甚嚣尘上,它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崇尚拜伦式的英雄,用各种黑暗的奇思妙想揭露摧残人性、威胁人类或使人堕落的罪恶。简·奥斯汀的创作风格与题材却与主流大相径庭:她所描述的几乎所有场景都是被凝固在时光中,理想化、普遍化的田园式的英格兰,而她的小说的主题,用拉弗尔·爱默生的话说,写的无非都是些男婚女嫁。

如果不算两部未写完的小说,以及她在青春期家庭聚会上供大家传阅的随笔,简一生完成了六部长篇。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家长里短的絮语、礼尚往来的舞会以及逛街购物的细节描写,乡村生活的每一天似乎都是对另一天的重复。

简奥斯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爱玛》中的爱玛·伍德豪斯,《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本尼特还是《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莫兰,她们都朝气蓬勃、性情直率,同时自命不凡、感情用事,并最终通过理想的姻缘获得了她们想要的生活。简·奥斯汀就像是一个精雕象牙的匠人,不厌其烦的把寻常琐事和普通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真。

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这一切相似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弗吉尼亚·伍尔芙说,作家需要的不是刺激,而是与之相反的东西,作家需要规律性。简·奥斯汀的生活为这一说法作了很好的注脚。她生前最喜欢的一个侄子,在1870年撰写自己姑姑的传记时说:“她的生活缺乏引人注目的事件,鲜有变化,从未有过重大危机打破她英国乡村生活的平静。”

简·奥斯汀终生未婚,一生过着节俭的乡绅阶层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成员渐渐因事业和婚姻离开父母的家,她的阶层也越来越频繁地提醒她社会赋予她的义务以及金钱的重要。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适婚女子对于自身地位和爱情的焦虑随处可见。乔治时代的英国讲究“出身论”,女人想要爱情和地位,可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实让她们难以得偿所愿。

简·奥斯汀画像,在其妹卡桑德拉所作画像基础上完成

在简唯一的一次恋爱中,她和对她心驰神往的汤姆·勒夫罗伊就是因为彼此等级的悬殊而落入劳燕分飞的窠臼。后来汤姆娶了一位女继承人,成为爱尔兰首席大法官,而简仍在英国乡下简朴度日。当时,女性只会被要求操持家务,准备结婚,一辈子所能活动的区间非常狭窄。

简·奥斯汀所生活的汉普郡斯蒂文顿村以及后来的乔治顿村,便成为她视域所及的最大区间,也成就了她小说中的主要背景。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简·奥斯汀小说中那无懈可击的喜剧张力为何会始终服务于严肃的伦理道德规则。《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对于达希先生的误解背后,是对于自己家庭出身的自卑,最终的冰释前嫌也是因为达希先生用行动化解了阶层间的罅隙,帮助她的妹妹挽救了原本崩溃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李继宏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简·奥斯汀从未体验真实的婚姻,那么,婚姻何以成为贯穿她所有作品的核心?

家中的成员渐渐离去,奥斯汀一家温暖轻松的氛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兄弟姐妹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儿时邻家的玩伴也远嫁他乡,她在家中感觉到了一种局限。一种被局限在家中的无家可归感。这种飘忽感远比流浪无依来得强烈。因此,简在她的作品中幻想婚姻,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无家可归感的回应,婚姻成为她想象的庇护,一种她口中所说的“自己的家园”。

“我也说不清到底在何时何地,看见你哪个模样,听到你哪句说话,然后就爱上了你”

如果抛去所有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两性问题不谈,婚姻对于人们意味着一种回归,一种从成长中慢慢脱离家庭到重新建立家庭的演进。在简·奥斯汀生活的年代,这种回归的过程更富革命性,它意味着女性对由亲属关系到契约关系所构成的广阔社会的勇敢一瞥。这是那个年代女性拥有自由的唯一且短暂的黄金时期。从这个角度去难理解简·奥斯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所拥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与主见,它代表着女性对这一自主权的珍视。

伊丽莎白面对达希先生时所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虽然略显感情用事,却十分单纯真挚;《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娜明知威洛比抛弃了自己,却仍然要打破沙锅找对方问个究竟,目光坚定而透彻。

简·奥斯汀拼命地想要抓住这份女性的自主权,通过她的笔使得故事中的人物获得完满的结局,这样她也同时从中获得了归宿感。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安妮·海瑟薇饰演简·奥斯汀

翻译家李继宏在《傲慢与偏见》导读中提到,在历史上,婚姻原本是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存在的,无论中外皆是如此。“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一观念,是在18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女权运动的推进才渐渐冒出苗头。《傲慢与偏见》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这部小说描绘了三种婚姻:第一种以科林斯夫妇为代表,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第二种以维克哈姆夫妇为代表,是以性吸引为基础的婚姻;第三种以及达希夫妇和宾格利夫妇为代表,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简·奥斯汀借助精妙的写作技巧和高超的叙事能力,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第三种婚姻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

电影《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与达希先生

倒不是说《傲慢与偏见》塑造了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但在它出版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仍然没有超越其划定的范围,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了简·奥斯汀的伟大。

对当下的中国读者来说,《傲慢与偏见》及作者本人的生平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尽管享有简·奥斯汀无法想象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当前中国女性,尤其是京沪穗等大城市的女性,却依然在遭遇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许多人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被社会舆论污名化为“剩女”。

其实大龄未婚女性日渐增多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独身也能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所以婚姻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渐渐衰落。但将大龄未婚女性污名化为“剩女”的,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日本一家咖啡厅担心单身食客孤单尴尬,特意摆放毛绒玩具

假如《傲慢与偏见》和简·奥斯汀能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什么启发,那就是: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需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当然美好,但如果结婚不是为了爱情,那还不如独自生活。简·奥斯汀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彻底地贯彻了这个观念:1802年12月,她拒绝了哈里斯·比格-维特的求婚,因为那人虽然比她小六岁,有大片产业等待继承,却并非她所爱的对象。

1816年初,简·奥斯汀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1817年5月,她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医治无效。同年7月18日,简·奥斯汀在姐姐的怀抱里闭上了眼睛。如同传记作家卡罗尔·希尔兹所言,“她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份关于过去某个时代的社会报告,而是对人性睿智而令人信服的解读。她笔下的男男女女,诉说着自己的渴望,也阐释着那些妨碍自己获得平静和满足的障碍。今天,他们的渴望,如同两百年前她第一次赋予他们生命时一样,依旧旺盛如初。

(部分内容引自《傲慢与偏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李继宏译)

“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它们本质上是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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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月大时,一场疾病引致海伦凯勒失明失聪。小时候的海伦·凯勒,在黑暗无声的世界里尽情挥洒着对世界的恶意:脾气火爆、争强好胜;大喊大叫;拳打脚踢;用剪刀剪小伙伴的头发;把母亲反锁在房间里……一直到7岁那年,她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家庭教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

海伦·凯勒和莎莉文老师

“原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而每个名字都会激发新的思想。”当海伦·凯勒被莎莉文老师引导,第一次感知“水”在手指流过的清凉美好感触,她仿佛忽然拥有一双慧眼,可以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海伦·凯勒

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直到今天我仍禁不住感慨,短短的一天竟然可以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我的人生际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天是1887 年3 月3 日,我六岁九个月。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站在门廊前默不作声,内心充满期待。全家人一直在忙进忙出,再加上母亲跟我比比画画所做的说明,我隐约知道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透过爬满门廊的忍冬藤蔓洒落在我仰起的脸上。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抚弄着我所熟悉的叶和花,它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只是为了跟美丽的春姑娘道声“你好”。

那时的我,哪里知道自己的未来也会如此美好。之前的几个星期,我一直被愤怒、痛苦所折磨,内心只剩下深深的疲惫。你可曾有在茫茫大雾的海上航行的经历?你被浓雾困在海上,四周一片迷茫。你孤独无助,只能小心翼翼地靠铅锤、响绳摸索着前行。你心中紧张万分,祈祷能有奇迹发生。

老师出现以前,我的人生就像那条深陷迷雾的大船,只是我的情况更加糟糕,我甚至连帮我指明方向的指南针和响绳都没有,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平安靠岸。我曾无数次在灵魂深处发出无声的呐喊:“光明!请赐予我光明!”

七岁时的海伦·凯勒

或许上帝真的听到了我的呼唤,终于让爱之光在那一天的那一刻降临在我身上。坐在廊前,我感觉似乎有人朝我走来,开始我还以为是母亲,就朝她伸出手去。她把我拉到身边,紧紧拥在怀里。

她就是我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她像美丽的天使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给我带来整个世界和最真挚的爱。第二天上午,老师把我带到她的房间,拿给我一个娃娃。我拿在手上摆弄了一会儿。老师后来告诉我,那个娃娃是帕金斯学校的盲人小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娃娃的衣服是劳拉·布里奇曼亲手做的。玩了一会儿,莎莉文老师拉起我的手,在上面仔细拼写出娃娃这个单词“d-o-l-l”。虽然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但我很快爱上了这个手指游戏,还努力跟着她模仿。

尝试了几次,我终于可以正确拼出整个单词,兴奋、骄傲的情绪让我涨红了脸,或许只有孩子才会因为那种最简单的成就而兴奋不已。我快速跑下楼,找到母亲,激动地让她看我在手上拼写这个单词。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个单词,常年生活在黑暗孤寂的世界,我甚至不知道单词的存在,我只是在机械地模仿老师,完成她教我的手指动作。接下来的几天,我以同样的方式学会了许多单词的拼写,名词如“别针”“帽子”“茶杯”,动词如“站立”“坐下”“行走”等。

海伦·凯勒和莎莉文老师

而我开始懂得单词的意义,那还是在几个星期之后。那天,我正在摆弄一个新娃娃,莎莉文老师走过来,把我以前那个大布娃娃放到我腿上,拉起我的手,在上面拼写“d-o-l-l ”。她试图让我明白“d-o-l-l ”这个单词既能指代这个新娃娃,也能指代原来那个布娃娃。

但就在当天上午,我刚刚和老师为杯子“m-u-g ”和水“w-a-t-e-r”两个单词纠缠了许久。老师一心想让我明白,“m-u-g” 指的是外面的容器,“w-a-t-e-r” 指的是里面装的液体,可我却冥顽不灵,始终无法分辨。万般无奈,她只好作罢。可是老师并没有放弃,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她就会重新教我这个内容。

这个时候,我终于失去了耐心,抓起她送我的新娃娃,一把扔到地上。摸索着娃娃残留在地上的碎片,我心里竟然十分痛快。就连事后心情平复以后,我也没有感到一丝难过后悔,反正我一开始就不喜欢那个娃娃。我的世界无声而黑暗,没有柔情也没有同情。老师把地上的碎片扫到壁炉一边,我不仅不难过,反而很开心,感觉自己终于挖去了一个眼中钉。老师没有生气,她把帽子递给我,说要带我出门。太好了,又能出去沐浴和煦的阳光了,这让我摆脱了心里的阴霾,再次欢欣雀跃起来。

童年时期的海伦·凯勒

园子里忍冬的幽香简直让人无法抗拒,我们循着香气一路来到长满忍冬的井房。正赶上有人汲水,老师领我把手放到出水口。井水流过手指,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这时老师拉过我的另一只手,在上面拼写“水”这个单词。她拼写了一遍又一遍,开始速度很慢,后来越来越快。我静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用心体会老师手指的每个动作。曾经被我遗忘的往事,突然闪过我的脑海,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激动。语言的奥秘好像终于撞击到我的心灵,我终于明白了原来“w-a-t-e-r”指的是此时此刻流过我的手指的这清凉而美好的液体。这个单词好像一下子焕发了生命力,唤醒了我沉睡的灵魂。似乎从此以后,我的世界不再黑暗孤寂,我终于迎来了希望和光明,欢乐和自由!我知道未来的路上荆棘丛生,但我相信岁月会帮我将它们一一清除。

离开水房,我内心充满了对学习的渴望。原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而每个名字都会激发新的思想。再次回到房间,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我曾经触碰过的所有东西,此刻似乎都有了生命。我仿佛借来一双慧眼,终于可以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经过门口,我突然想起那个被我摔碎的娃娃。我摸索着走到壁炉边拾起碎片,想要把它拼回原来的样子,却发现我的努力无济于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泪水夺眶而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后悔。

那天我学了很多新单词,现在已经记不清具体都是哪些,但我确定有“母亲”“父亲”“妹妹”“老师”等。这些单词“就像亚伦魔杖,能让花儿朵朵绽放”,也让我的世界变得光芒万丈。

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回味着一天的收获,心中充满喜悦,仿佛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平生第一次,我企盼着新的一天早点到来。

结语

海伦·凯勒后来考入哈佛大学、通晓五种语言,成为美国著名的作家、慈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荣膺美国公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她的成功无疑和童年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在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海伦·凯勒用饱满的情感赞颂了父母、师长和朋友给她的爱。

1904年,海伦·凯勒自哈佛大学毕业


成为时代偶像的海伦·凯勒被中学生簇拥


晚年的海伦·凯勒依然坚持阅读

人的成长经历千差万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海伦·凯勒一样降生在物质充裕的家庭,获得“无条件的爱”。但她的经历依然对我们有无限启发:生命的本来面目并不尽善尽美,却可藉由阅读、教育和爱,无限趋近于光明。

让我们藉由《海伦·凯勒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的名言祝福:“努力吧,待到成功的那一刻,山川也会为你歌唱,森林也会为你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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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拿破仑曾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可声誉如此卓著的卢梭其实和拿破仑一样,并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一生当中,通常用以下的方式签名“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卢梭祖上在1549年来到日内瓦,他自己又于1712年出生于此,所以,确切地说,他是个瑞士人了。

卢梭出生的房子

30岁那年,卢梭来到巴黎,此后,卢梭真正开始了他精彩纷呈的一生。当时的巴黎人才荟萃,卢梭结识了狄德罗等许多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为《百科全书》撰写音乐方面的内容,自己还创作了七部歌剧;他在狄德罗的鼓励下,以论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参加第戎学院征文,获得名次,在法国名声大振。1753年,第戎学院再次征文,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应征,虽未入选,但确立了他的名声;他隐居巴黎近郊,1756年至1762年间,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作品;他捍卫自己的信仰,屡遭迫害,一会儿流亡瑞士,一会儿逃奔英国,和伏尔泰、休谟等人吵得不可开交;他和戴莱斯·雷瓦索同居生子,却迟迟没有结婚,甚至将小孩送到育幼院去。这么能折腾又信仰坚定的卢梭,一生争议不断,1794年,在他去世十六年后,卢梭被以国家英雄的身份葬在巴黎先贤祠。

以下选篇来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一部分,本段讨论了人类的“美德”“怜悯心”“自尊心”等关乎人类自我和社会关系的概念,卢梭认为“怜悯心”是人类其他美德的基础。其中提及人类在光天化日下屠杀同类,让人不禁想到最近屡屡发生的恐怖袭击。

让我们一起重读经典,纪念卢梭。

巴黎先贤祠里的卢梭墓

论“怜悯心”

文 卢梭

我认为,给予人类这种唯一的自然美德不会招致任何非难,因为就连那些最厌恶人类道德的诽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美德的存在。我这里所说的自然道德就是:怜悯心。

对于像我们这样软弱并易于受到如此多苦难折磨的人而言,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适合的秉性,而且也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一种美德,因为它先于思考而存在,而且是那么地自然,就连兽类有时都会发出些许同情的信号。

且不提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也不提她们在保护孩子时对自身安危的忽视,我们每天都能观察到马儿踏过活生生的躯体时所表现出来的抗拒情绪;没有一个动物会无动于衷地走过同类的尸体;有的动物甚至还会为它们死去的同伴举行某种仪式的葬礼;而即将被屠杀的动物发出的凄惨的叫声则向人们诉说着它正在经历的恐怖遭遇。

我们非常欣然地看到,书写《蜜蜂的寓言》一书的作者在不得不承认人类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感性的存在之后,终于从他那冷峻、含蓄的笔调中走了出来,他所举的例子,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动人的场景。那是一个被囚禁的人类的形象,他眼睁睁地看着外面一头凶狠的畜生从母亲怀里夺走正在哺乳的孩子,用它那致命的獠牙撕裂孩子的四肢,用它的爪子撕扯孩子仍在跳动着的心脏。有哪一个亲眼目睹这般场面的人心里不会产生可怕的骚动,即使这与他个人毫不相关?当眼见这一悲剧发生,却对已然晕厥的母亲和奄奄一息的孩子爱莫能助时,有哪一个人心里不会产生极端的不安?

1755年荷兰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封面

这便是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的纯粹的大自然的感动;这便是尚未被最败坏的道德摧毁的自然怜悯心的力量。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同情剧中不幸者的遭遇,为他们伤心落泪的人们。但是一旦这些人自己登上统治者地位,他们却又会变本加厉地折磨自己的敌人。

正如那嗜血成性的苏拉(Sylla),即使对不是由他自己造成的痛苦,也会感到非常伤感;又如菲尔王亚历山大,他不敢去看任何悲剧的演出,只因为害怕人们会看见他与昂多马克(Andromaque)和普里亚莫(Priam)一同叹息,但当他听到每天因执行他的命令而被处死的那么多人的哀号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自然既然给予人类眼泪,

那就表示,

它曾给予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

曼德维尔(Mandeville)早已独具慧眼地指出,即使人类拥有各样的道德,但是如果大自然不给予他们怜悯心以作为理性的支柱,那么他们不过是一群魔鬼。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人们能够具有的而被他所否认的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品质中产生出来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给予弱者、有罪之人或者整个人类的怜悯,慷慨、宽容和人道指的又是什么呢?

严格说来,就连仁慈和友善都是怜悯的产物,只不过这是针对某一特定之物的持久、固定的怜悯之情。这是因为,希望某个人不受痛苦折磨,不就是希望他过得快乐吗?如果怜悯心确实只是让我们与受苦之人感同身受,那么这一观念除了能够给予我之前所揭示的真理更多力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重要性吗?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在野蛮人那里是隐秘而又强烈的,而在文明人那里虽然发达,却是羸弱的。

1962年罗马尼亚发行的纪念卢梭诞辰250周年邮票

事实上,如果让一个旁观动物发自内心地将自己等同于另一个受苦的动物,那么怜悯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比处于理性状态下的人类的这种等同感要深切得多。正是理性催生了“自尊心”,而思考则使它变得强大;也正是理性使人类回到自身,同时让他们摆脱所有束缚与折磨。

而摆脱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哲学。

正是通过理性,“自尊心”可以悄悄地告诉受苦受难的人们:“你要死就死吧,反正我是安全的。”这样一来,只有整个人类社会的危险才会打扰到哲学家的清梦,然后将他们从睡梦中拽入现实。

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自己的同类,而不用受到任何的惩罚;他们只需要用手捂住耳朵,然后简单地自我辩护一番,以阻止大自然强迫他们与被害人感同身受。野蛮人却并没有这种“令人钦羡”的天赋:由于智慧和理性的缺乏,我们总是看见他们轻率地将自己托付给最初的“人道主义”情怀。当发生暴动或是街头争吵时,贱民会聚集起来,而谨慎的人则会敬而远之:这个时候,将那些厮打在一起的人们分开,阻止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互相残杀的,却恰恰是那些下等人和市井妇女。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可以通过克制个体的“自爱”来促进整个物种的相互保存。正是在怜悯心的驱使下,我们毫不犹豫地去帮助那些我们所见到的受苦的人。

同时,在自然状态下,正是这一怜悯心代替了所有的法律、风俗和道德,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尝试违背它温柔的召唤:正是有了怜悯心,强壮的野蛮人只要能够在别处觅得食物,就绝不会剥夺一个柔弱的小孩或者一个年迈的残疾人本就脆弱的生命;理性正义的崇高准则是“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而怜悯心却让整个人类遵循另一个天生善良的准则:“在尽可能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准则可能不如前者那么完备,但是却更加实用。

瑞士日内瓦的卢梭雕像


延伸阅读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法)让-雅克·卢梭著 邓冰艳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灵魂,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言。奠定了西方社会形态的著作《社会契约论》正是在本书的基础上深论而写成。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一方面借助当时有关野蛮人的人类学资料,一方面展开辩证的想象,回顾了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历史进程,为社会学研究、法学发展研究、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社会契约论》

                                            (法)让-雅克·卢梭著    戴光年 译

                                                                武汉出版社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权力的本质有着精辟的分析和透彻的认识,是社会政治学中经久不衰的经典。认可度高。 对拿破仑、华盛顿深有影响政治学经典,开启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奠基之作。

                                                                   《忏悔录》

                                     (法)让-雅克·卢梭著    高莉敏、李新蕾 译

                                                              花城出版社

卢梭在书中以惊人的诚实、坦率的态度和深刻的内省,叙述了自己从出生到1766年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50多年的生活经历,讲述了他的全部思想感情,剖析了他的行为和内心世界。小说的问世,开拓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道路,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欧洲思想和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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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坛上,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文学作品:甫一面世,短时间内销量突破600万册,比肩夏目漱石代表作之一《心》(1914年9月出版)的三十年总销量。它被青春期的日本学生奉若宝典,影响力堪比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它就是《人间失格》,作家太宰治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

太宰治(1909.6.19——1948.6.13)

1948年,太宰治创作了小说《樱桃》,并开始连载《如是我闻》,对日本文坛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按计划完成了最后一部中篇《人间失格》(意为“丧失为人的资格”),然后,于6月13日和情人山崎富荣双双投水自杀。

《人间失格》同《维庸之妻》《奔跑吧,梅洛斯》《斜阳》并列为太宰治代表作。这部遗作在太宰的作品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认为是作家一生遭遇与心路历程的映射。在《人间失格》里,太宰治描写了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大庭叶藏”的挣扎与沉沦,叶藏就是太宰治本人的化身。

电影《人间失格》中的叶藏

若要问本书与太宰其它作品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或许可以说,这是刻画太宰治“丑角精神”最深入、最全面也最彻底的一部作品。

所谓“丑角精神”,就是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时,一味屈从对方的要求,为取悦他人不惜自己戴上“小丑”的面具,以刻意的出乖卖丑,耍宝搞笑来与他人同一化的行为趋向。书中主角叶藏,从小就懂得用假装的笑脸博得家人欢心,为讨好父亲而故意索取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学生时期在众人面前作搞笑表演,这些都可说是“丑角精神”的表现。

电影《人间失格》中的童年叶藏

仔细回想,或许我们在学生时代乃至当下的生活里,也曾遇到过类似行为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曾多少扮演过“丑角”。

这种行为背后蕴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一般而言,在过度趋同,即强调“社会人”的同一性社会中,个体的自我个性会经历“同化”过程,即抹去自我中过度特异的部分而更“适应”社会。

乍看之下,“丑角精神”也是这种同一化的表现,然而其内在却大有不同,因为“丑角”本质上只是一层伪装,是从本体剥离出来的“人格面具”。“丑角精神”存在的目的,不是消弭自我求得同化,而恰是隐藏那个与众人“相异”的自我。

早在孩提时代,当其他孩子还在对世界予取予求的自我中心化阶段时,叶藏(或说太宰)就已经敏感地感知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并对这种可能带来孤立和疏离的差异而深深不安,充满了对外界和他人的戒惧感。“对人类,我始终心怀恐惧,胆战心惊,而对于自己身为人类一员而言,我更是毫无自信”。(引自《人间失格》,高詹灿译)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早熟?是身为贵族的父亲的过度严厉?是因为“纽带”作用的母亲的缺位?还是津岛家淡漠的人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其结果却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年幼的太宰就此学会了戴上“丑角”的面具,“一味掩饰我的忧郁和敏感,伪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乐天模样,逐渐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搞笑的怪人。”

这种伪装一直持续到学生时代的末期,期间虽说有过几乎被揭穿的经历,但大体还算涉险过关。然而,随着“踏上社会”日子的逐渐临近,“丑角”面具的崩塌却也难以避免。

一方面,“丑角精神”是为了求得同一,但并不是真正改造自我,而是千方百计地在社会化中隐藏保护真实的自我。太宰的内心,时刻因与他人不同而感到恐惧,但同时却又执着于这份不同所带来的优越感,无论是“背负灾祸”、“贵族精神”还是“选民意识”,都是这种优越感的体现。

在《乞丐学生》中,他甚至说出了“只有具备优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这一明白无误的话语。从这一点上,太宰治其实就是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说“在保留自我的斗争中不愿彻底放弃的人”。可是要取悦一两人还算简单,这伪装要骗过“世人”众目又谈何容易?因此,他始终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反而是反社会的革命团体更能令他安心:

“‘非法’,我暗自享受着这个字眼。毋宁说它让我心旷神怡。世上合法的事物反而可怕(它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预感)。”

另一方面,“丑角”的面具虽然与他人建立了看似正常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建立在伪装的人格之上,其本身也是虚假而脆弱的。这种虚假的联系导致真实的自我从未真正向外界敞开心扉,因此尤为恐惧与他人联系所带来的伤害。虚假的外壳挡住了可能的伤害,但也挡住了温情与关怀,让本体变得愈加怯懦无助。亲情、友情,甚至男女之情,都成了提防戒备的对象。即使刚尝到与同样孤寂的女性共度一夜而带来的幸福感,也会在次日清晨烟消云散,不得不变回那个轻浮的丑角,变回那个“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的胆小鬼。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一生》里,松子的作家男友就是以太宰治为原型的

因此,“丑角”看似与外界保持联系,实则与自闭症患者一样,都是将自我隔绝于这个世界,以维护自我完整性的群体。

这种“丑角精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再怎么努力,叶藏最终仍然成为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疏远的“边缘人”:自杀未遂、被包养、酗酒、吸毒……太宰治以颓废的行为将自己从社会放逐,既然扮演丑角已经难以取悦“世人”,那就干脆主动向边缘滑落,以保全自己心中那份仅剩的骄傲。

叶藏说,他用搞笑作为对人最后的求爱,可他其实根本不会爱,因为他缺乏袒露自己内心,或是探视他人内心的那点勇气。“他人即地狱”,在他的眼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放浪形骸的日子里,他索性不再寻求人与人的联系,反倒不再如履薄冰。可这并不能减轻他对别人的恐惧感,直至好子的出现才令此状况有所改观。

电影《人间失格》中石原里美饰演的好子

好子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写照,一个“对他人怀有纯洁无暇的信赖之心”的人。这个宛如耶稣基督般的存在,对于无法信任他人的叶藏来说,无疑是整个世界中唯一能够令他安心的治愈之所。

太宰在自己的人生中是否遇到过好子的“原型”?是与他殉情而亡的田边,还是曾有夫妻之实的小山?也许我们终究无从得知,但这无疑是他的精神救赎。

然而,社会的恶意和伤害却戳破了叶藏的幻想——好子因为轻信而被无良商人奸污。好子的遭遇标志着希望和救赎的破灭,主人公走向彻底绝望与沉沦。最终,他成了“精神病人”,“疯子”,“人间失格”者。

这是否也是太宰治本人后半生精神追求的缩影呢?他的自杀,是否是保全自我,并重新获得世人肯定的唯一途径呢?因为,也唯有在他人的记忆里,“我认识的小叶,个性率真、为人机灵,只要他不喝酒的话……不,就算喝了酒,他也是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

中学时代的太宰治

太宰治的一生与主人公叶藏有诸多重合。他出身于青森县的名门津岛家,家中排行第十。21岁出于对法国文学的热爱,考入东京大学法文系,却完全不懂法语;又因为憧憬芥川龙之介、泉镜花的左翼文学,满腔热血地逃课参加地下运动,后来被开除学籍……他最喜欢做的四件事情,就是喝酒、写作、女人、自杀。在《人间失格》里,叶藏从伪装自己,到放弃自己,就是因为“世人”思想的转变——这,也可以看做太宰治一生不羁、追求做自己的精神底流。

太宰治身着帅气传统服饰的形象深入人心

太宰治一生曾五次自杀:

第一次是20岁,据悉是因为受到偶像芥川龙之介自杀刺激。

第二次是21岁,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读书时,与刚同居3天的女招待跳海殉情,结果自己奇迹般被救起,并且因“帮助自杀罪”被起诉。

第三次是26岁,据说是连续三届芥川奖落选让他备受打击,又因盲肠炎服用过量药物染上毒瘾,欠了一屁股债,跑到山上上吊,绳子崩断再次获救。

第四次是28岁,因为知道自己相恋并同居5年的情人小山初代跟一位油画家有染。他们服用安眠药自杀殉情,却因为剂量不够,双双被救。

第五次是39岁,在一个雨夜,与情人山崎富荣纵身跃入一条叫做玉川上水的河,双双丧命。

太宰治与山崎富荣

太宰治生活的日本,是旧道德秩序和集体主义依旧盘根错节的社会(以昭和十二年为界,日本战前战后的变故:日本战败、战后左翼的妥协、日本文明的瓦解、国家被迫转型等,摧毁了太多东西)我们并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然而,今天我们阅读太宰治的作品,却并没有太多隔阂感,反而生出超越时代的共鸣。

这恐怕是因为,如今的后工业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压抑乃至抹杀个体自我以使其“适应社会”的病态时代,身处其中者若是想要保留心中的自我,便也面临着如太宰那般被边缘化和“人间失格”的危险处境。

在这种挣扎之中,我们也许并没有成为大庭叶藏那样的“丑角”,但在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个懦弱却又渴望实现的自我?太宰治看似全为自我描写的文字,却唤醒了读者那沉睡而濒临消失的真实灵魂,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精神处境。这,也许就是太宰文学在如今依旧能够虏获读者的原因所在。

《人间失格》手稿

文中所引《人间失格》片段出自:


本文主干内容来自豆瓣书评《太宰治的“丑角精神”》(作者:风君,知名书评人)太宰治生平及《人间失格》简介撰写:曹曼(跨界媒体人,图书策划人,并译有夏目漱石《我是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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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这两年来,有一件事我对自己是满意的。就是疏远了和世间万象的距离,不再轻易对它们言语。

 

其间,对我教育最大的是所谓“方韩大战”。那个闹剧的最终,是我相信了要证明韩寒身高是172而不是164,竟然是很艰难的。

 

想起来,此前的我,的确是个“很傻很天真”青年呢。智商中等、自以为是、爱出风头、其实没见过世面,对社会了解很浅。“猪队友”名不虚传,害朋友不浅。自己也为媒体虚名及网络贪玩浪费了许多时间。

 

易老师曾经就微博的事情专门来电训诫,总结如下:

 

 “在网上不要说你的事情

但是也不要议论别人的事情

不要说废话

但是也不要说正经话

一定要过得好

但是也不能让别人觉得你过得比他们好

 

后来我就很少在微博发言了。还特意找新浪洗掉了100万僵尸粉。从此不再接受媒体关于个人的采访,不再参与凑热闹的活动。中间偶有一些是非,就假装没看见。

 

节省了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工作。

 

甚至变成了工作狂。

 

是啊,四十岁,觉得什么地方都没有办公室好玩。经常周末一个人在安静的公司里看书,最近越来越花精力在电影上面,扬言把所有票房过亿的电影都看过……

 

读书或看电影的感想评论,要不要和大家分享?

 

这对我是个问题。

 

我曾经在微博里推荐过不少好书和好电影,送出去过几百本书。这当然都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的。

 

但是,如果买了一本书不好看,或者看了一场电影很难看,就有点不好办。

 

(此处省略我因为骂别人的书或电影惹是非5000000字)

 

关于书评和影评,我心里为自己约法三章:

 

一:还是要公开说的。

二:一定说真话。

三:语气要平实、自然。不要带情绪。不要夸张。不要侮辱别人。

 

扪心自问,关于书和电影,我没有说过假话。但是第三条,以前做得不好。经常批评的时候尖酸刻薄,甚至侮辱别人。这点是兄弟修养不好,以后一定改正。

给以前冒犯的朋友们赔不是啦!


请大家以后监督,以后一定温和说话,但是坚持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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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9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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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 安意如

 

 

毋庸置疑,梭罗是一个超越了概念的束缚,超越了归类的人。

 

毕业于顶尖的哈佛大学,却信奉爱默生的自然主义与超验主义哲学。不爱纽约、曼哈顿之类红尘滚滚的大都市,却偏爱瓦尔登湖的荒凉山水。不爱慕钱财,有唾手可得的大好赚钱机会,却将之弃之不顾。即便放到今天,梭罗的行为依然充满着特立独行的“前卫”意识。

 

莫里斯萨克斯在《充满幻觉的轻浮年代:巴黎日记》里说:“我要对奢华、肤浅和多余的事物,也对自己说,再见了。”1845年的3月,梭罗则身体力行,告别浮华喧嚣的社会,只身一人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森林,手里拿着一把借来的斧子。在临水最近处,他砍伐高大笔直的白松,为自己筑起了一座遮风防雨的木屋。那样的简陋木屋,在彼时的美国尚不多见。

 

他兴致勃勃地在《瓦尔登湖》一书中诗意般写道,“我将主要的材料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墙柱两面都加工过,而椽木和地板则只收拾了单面,另一面还留有树皮,因此比上锯过的那些更显得壮实天然,每一条木料的末端我都精心地凿出了榫头或者榫眼,因为这时我又借到了其他的工具。”

 

实际上,这样的劳作陆陆续续,远没有作者描述的那般轻而易举,一直持续到冬季的来临。“一个木瓦覆盖,灰泥加身,密实紧凑的房子,宽十英尺,长十五英尺,柱子高八英尺,带有阁楼和壁橱,四壁都开了大窗子,装了两扇活板门,尽头还有一扇门,对面是砖砌的壁炉。”的房子终于建造完毕,大功告成。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实际上,这片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学德的湖区是梭罗生命中最重要的独立精神王国。在这堪称远离尘嚣的地方,梭罗过着简朴的、近乎隐士般的、反时尚和潮流的实验性生活,且一住即是两年有余。

 

在彼时人看来,梭罗的选择实在是非理性的疯狂之举,今天的屌丝们则大抵会怀疑梭罗是否受过何种精神刺激,就如尼采是一个病态的超人,维特根斯坦是愤怒的禁欲主义者一样,而视他为“怪咖”一枚,——讲求生活艺术的林语堂在《美国的精神》一书中更认为梭罗身上有“刻板”与“明显的不和谐的音符”之特质,但他肯定梭罗“了解幸福的深证内涵”。

 


在瓦尔登湖畔的木屋旁,梭罗自己耕种开垦田地,自己种植农作物,将生活需求降至最低,完全自给自足,与当时的商业文明行为背道而驰。耕种之余,他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漫步林中,“汲取宇宙营养,享受清风野趣,从事阅读与写作。”

 

“等到我们迷失了,我们才会开始了解自己。”梭罗追求简朴物质生活、向往精神生活的生命观,与我们的某种近乎已经被引入歧途的消费生活观念相比照,尤令人深思。

 

爱伊斯坦评价圣雄甘地时曾言:在若干年之后,没有人会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曾经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这样走完他的一生。这样的评语,同样适合于梭罗。

 

作为国内知名的译者,李继宏先生近年来翻译了不少广为人知的作品,如《追风筝的人》,《与神对话》等等。

 

《瓦尔登湖》是他翻译的世界名著系列之一,思接先贤,汲古为新,是他秉持的理念,同时他也承担着压力,坚持自己的翻译风格,让名著不再难读,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长久的精神享受,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我期待和关注的地方。

 

已然很少能够寻得到瓦尔登湖那样的避世之所,如梭罗那样细致、平淡、隽永的写下自己的生活,我们对瓦尔登湖的眷恋,毋宁说是内心深处的返璞归真,对于自然诗意生活的永恒期待。

 

依旧渺茫的,并非永不可企及。至少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通过文字,走回心中的梦田。我觉得这是《瓦尔登湖》最曼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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